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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反扑的环境下，有77.61%的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他们或从事外卖行业，或从事家政行业，在一二线城市中默默无闻地工作、生活。但他们的县城、小镇，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回家而变得冷清，他们“回不去的家乡”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走访了贵州、陕西、山西、安徽、河南等几个省的县城，访谈了数十位回家就业或创业的小镇青年后，我们发现一个隐然成型的新趋势：中国小镇正在重新热闹起来。这个新趋势还有待权威的基本面数据支撑，但在此之前，仍然值得关注和探讨。
家门口的新机会
“2021年，我打算回家了。”决定结束两年北漂生活的小王说道。然而，像小王这样选择结束“漂”生活的人还有很多，回家是他们能做出的最优解。
这些小镇青年回家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出于在大城市生活的无奈，过高的生活成本、难以安居的漂泊感等种种问题横亘在每一位打工人面前。
不管原因如何，选择回家的他们都有一样的困惑一回到家乡后，我们能干什么？据调查，很多人回乡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规划，因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县城和小镇缺少能吸引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却发现了一些“新机会”。这些新机会是随着产业和互联网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下沉市场涌现的。一部分新机会是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而来，基于成本的考虑，它们大量转移到了下沉市场，或转移到了线上兼职平台。还有一部分是随着互联网下沉，城里人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被拷贝到县镇，从而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外卖小哥、跑腿业务、社区团购运营等。
这些新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提供的收入低于大城市的打工人，但在县城里却富有竞争力。尽管这些新机会在就业容量上还无法和大城市相比，但是它们确实给小镇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择。
除了收入红利，小镇新青年们还手握一个政策红利：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政策红利能让他们近乎零门槛地在县城落户，这意味着这些县城新中产、新精英们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进而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公开数据也能印证这一趋势：近几年在县城购买住房的人口从原来的1%上升到了20%。
这改变了小镇青年此前的奋斗路径：中学或大专毕业就外出打工，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乡盖楼、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他们的工作和消费、家庭生活是完全分开的。回到家乡，曾经被分割的人生重新整合在了—起。
興起的云服务小镇
毛蜜蜜是从北上广深“撤退”的一位小镇青年。从下决心离开北京之目起，包括之后的两年，他做了很多传统打工人难以理解的选择：放弃了扎根北京的机会、放弃了互联网职业、在不具投资属性的西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回到家乡后，凭借着对网络和电脑的了解，他在老家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做起了云客服，“一个月有七八干元，最高时有一万多元的收入。”这一收入远高于当地的平均薪资。
当中国一只脚踏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抬起另一只脚的挑战——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传统制造业发展到极限，产业升级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高收入工作的占比总是很小;广大后富地区如何才能不被先富地区拉开更大的差距……毛蜜蜜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抬起另一脚的新的可能性：让更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也能从容生活。
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为大型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做客服的机会越来越多。微信、京东、拼多多、电信、联通、移动等公司都荏将人工客服大量外包出去。
另一种情况是建云服务中心。出于成本和助力脱贫的考虑，互联网平台的云客服基地基本都设在中西部县市以及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黑龙江泰来县、七台河市，河南新乡……已经开始对外主打“云服务小镇”的名片。这些缺乏资源和产业支撑的城镇，因为互联网的下沉开始出现人口回流。
在大山里给人工智能打工
“云客服”这种职业，一度让毛蜜蜜的邻居亲戚很不理解——天天在家看电脑也算是正经工作？其实，数字技术一直在催生“让人看不懂”的工作。如今，它的影响下沉到了洪洞这样的小县城。
要保证人均收入有较快增长，服务业是其中一个关键。一是因为服务业可以吸纳较多的人就业，二是其薪酬整体高于农业和初级制造业。
事实上，服务业升级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向：其一是质的升级，这主要是指金融行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这一块是北上广深这个量级的城市需要突破的方向。其二是面的普及，这主要是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下沉，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有超出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已经在中国城镇创造出了众多的数字新职业，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路径。比如“人工智能培训师”，它被收入了人社部的新职业目录中，是训练人工智能不可取代的一环。
陕西清涧人杨彦军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他日常的工作是给书的标题、目录、正文进行标注，平均两天能标注完一本书。在当下，人工智能需要在这些标注的帮助下学习并变得“聪明”。
杨彦军在深圳打过工，在台州开过蛋糕店，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蛋糕店生意一直不太好。刚回到清涧时，杨彦军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工地上搬水泥。后来接到当地扶贫办的电话，推荐他应聘一家当地公司，成为一名人工智能培训师。
作为公司最勤奋的人，杨彦军最多每个月可以赚到1万元左右.他的同事平均月收入则是4000元左右，在清涧这算高收入了。杨彦军对现状很满意，他希望未来可以做一名专门培训新手的培训师。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份工作。
事实上，下沉的还不止这些数字新职业，还有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从2017年开始，互联网平台不约而同开启了下沉运动，下沉到中国小镇、农村去要新流量、新市场。城市里的很多服务也纷纷复制到了县城、城镇：扫码支付、外卖点餐、共享单车、社区团购…… 伴随新服务、新流量下沉的还有工作岗位，最典型的就是外卖骑手，还有收钱码地推。在移动支付向下沉市场线下渗透的2018年、2019年，仅是二维码地推就有约170万人。
乡村飞行员
十多年前，社会上曾经流行着一句话——回不去的家乡。这个家乡包括农村，也包括城镇。但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的分化，一方面，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减，另一方面，回老家成了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
2019年，中国进城农民工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一降就是204万，如果把在本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减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农民工在老家附近就业。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曾表示，人口单一涌向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历史已经改变。县城、乡镇将会重获发展良机。
小镇新青年们都会算一笔账：家门口的新工作，平均月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除去生活成本，能攒下来的钱不比在大城市打工少。
除了各种数字新职业，像农民这样的传统职业也开始和数字化产生交集。
一部分农民随着电商的发展和下沉，成为兼职甚至全职的小店店主。淘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目，中西部淘宝镇、淘宝村增势迅猛，其中淘宝村数量同比增长274%。300万淘宝村、淘宝镇，能够带动的就业超过800万，如果再加上拼多多、微商……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电商从业者。
此外，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_生服务业”也开始在农村出现。
随着许多高学历人才返回城镇、乡村，中国最难啃的产业升级骨头也出现了突破的可能。“乡村飞行员”是刘俊的头衔。他的工作是用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工作流程是：通过手机接订单，然后带上无人机前往指定的农田，调好无人机的参数，无人机就会自己飞到农田上空开始喷洒农药。作业完毕，刘俊把喷洒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用户，用户确认后完工。
相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近4万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做起乡村飞行员和飞行员培训师。如今，农业的机械化和数字化也正在逐渐改变大众对农业的刻板印象。
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出现了外卖小哥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出现了外卖小哥，当山西洪洞县有了“生产型服务业”，当越来越多小县城摇身变成了“云服务小镇”……
我们感受到，重新热闹起来的中国小镇背后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慢变量。
第一，在生活消费上，小镇青年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大额支出和日常消费从割裂到合一。
过去，他们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基本不在城市消费。现在，能够在县城、乡镇找到工作并收入不错的年轻人，往往回乡后就会在当地买车、买房。越来越多安定的、有消费能力的个体与家庭，将进一步拉动县城的消费升级，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力，并进一步拓展县城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这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家门口的新工作机会大多和数字化相关，约五分之一更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移动支付服务商、单车运营等，他们的工作加持了县城数字生活服务的渗透度和丰富性，这让县城里的生活方式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安徽颍上县的吴海涛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刚回到老家做外卖小哥时发现县里还有好些餐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于是在送外卖的空隙一家家上门推广外卖平台。如今，当地餐馆几乎全部都能支持扫码支付、扫码点餐和在线配送外卖。
第三，在公共服务上，中国城乡差距也开始缩小，这也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在江西新余，当地政府因为手机上的数字公共眼务已经做得足够全面，叫停了一座造价两亿元的市民中心的建造。
在我国最后接入国家电网的西藏阿里地区，在2020年入网前，当地居民就已经能在支付宝上缴电费了，当地的医院也可以用微信挂号和支付了……
从这些县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整个中国下沉市场的渗透度和覆盖率。而这些以人为核心的变化，正在让中国县城热闹起来，并有望持续地热闹下去。
小镇新青年在家门口有好工作、好生活，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就越来越不是近乎唯一的人生选项。这对于分流大城市人口，避免拉美、南亚、非洲等地区曾纷纷陷入的“城市病”，助力中国的城镇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在走访了贵州、陕西、山西、安徽、河南等几个省的县城，访谈了数十位回家就业或创业的小镇青年后，我们发现一个隐然成型的新趋势：中国小镇正在重新热闹起来。这个新趋势还有待权威的基本面数据支撑，但在此之前，仍然值得关注和探讨。
家门口的新机会
“2021年，我打算回家了。”决定结束两年北漂生活的小王说道。然而，像小王这样选择结束“漂”生活的人还有很多，回家是他们能做出的最优解。
这些小镇青年回家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出于在大城市生活的无奈，过高的生活成本、难以安居的漂泊感等种种问题横亘在每一位打工人面前。
不管原因如何，选择回家的他们都有一样的困惑一回到家乡后，我们能干什么？据调查，很多人回乡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规划，因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县城和小镇缺少能吸引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后，却发现了一些“新机会”。这些新机会是随着产业和互联网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下沉市场涌现的。一部分新机会是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而来，基于成本的考虑，它们大量转移到了下沉市场，或转移到了线上兼职平台。还有一部分是随着互联网下沉，城里人的数字化生活方式被拷贝到县镇，从而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外卖小哥、跑腿业务、社区团购运营等。
这些新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提供的收入低于大城市的打工人，但在县城里却富有竞争力。尽管这些新机会在就业容量上还无法和大城市相比，但是它们确实给小镇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择。
除了收入红利，小镇新青年们还手握一个政策红利：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政策红利能让他们近乎零门槛地在县城落户，这意味着这些县城新中产、新精英们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进而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公开数据也能印证这一趋势：近几年在县城购买住房的人口从原来的1%上升到了20%。
这改变了小镇青年此前的奋斗路径：中学或大专毕业就外出打工，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乡盖楼、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他们的工作和消费、家庭生活是完全分开的。回到家乡，曾经被分割的人生重新整合在了—起。
興起的云服务小镇
毛蜜蜜是从北上广深“撤退”的一位小镇青年。从下决心离开北京之目起，包括之后的两年，他做了很多传统打工人难以理解的选择：放弃了扎根北京的机会、放弃了互联网职业、在不具投资属性的西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回到家乡后，凭借着对网络和电脑的了解，他在老家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做起了云客服，“一个月有七八干元，最高时有一万多元的收入。”这一收入远高于当地的平均薪资。
当中国一只脚踏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抬起另一只脚的挑战——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传统制造业发展到极限，产业升级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高收入工作的占比总是很小;广大后富地区如何才能不被先富地区拉开更大的差距……毛蜜蜜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抬起另一脚的新的可能性：让更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也能从容生活。
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为大型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做客服的机会越来越多。微信、京东、拼多多、电信、联通、移动等公司都荏将人工客服大量外包出去。
另一种情况是建云服务中心。出于成本和助力脱贫的考虑，互联网平台的云客服基地基本都设在中西部县市以及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黑龙江泰来县、七台河市，河南新乡……已经开始对外主打“云服务小镇”的名片。这些缺乏资源和产业支撑的城镇，因为互联网的下沉开始出现人口回流。
在大山里给人工智能打工
“云客服”这种职业，一度让毛蜜蜜的邻居亲戚很不理解——天天在家看电脑也算是正经工作？其实，数字技术一直在催生“让人看不懂”的工作。如今，它的影响下沉到了洪洞这样的小县城。
要保证人均收入有较快增长，服务业是其中一个关键。一是因为服务业可以吸纳较多的人就业，二是其薪酬整体高于农业和初级制造业。
事实上，服务业升级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向：其一是质的升级，这主要是指金融行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这一块是北上广深这个量级的城市需要突破的方向。其二是面的普及，这主要是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下沉，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有超出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已经在中国城镇创造出了众多的数字新职业，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路径。比如“人工智能培训师”，它被收入了人社部的新职业目录中，是训练人工智能不可取代的一环。
陕西清涧人杨彦军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他日常的工作是给书的标题、目录、正文进行标注，平均两天能标注完一本书。在当下，人工智能需要在这些标注的帮助下学习并变得“聪明”。
杨彦军在深圳打过工，在台州开过蛋糕店，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蛋糕店生意一直不太好。刚回到清涧时，杨彦军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工地上搬水泥。后来接到当地扶贫办的电话，推荐他应聘一家当地公司，成为一名人工智能培训师。
作为公司最勤奋的人，杨彦军最多每个月可以赚到1万元左右.他的同事平均月收入则是4000元左右，在清涧这算高收入了。杨彦军对现状很满意，他希望未来可以做一名专门培训新手的培训师。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份工作。
事实上，下沉的还不止这些数字新职业，还有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从2017年开始，互联网平台不约而同开启了下沉运动，下沉到中国小镇、农村去要新流量、新市场。城市里的很多服务也纷纷复制到了县城、城镇：扫码支付、外卖点餐、共享单车、社区团购…… 伴随新服务、新流量下沉的还有工作岗位，最典型的就是外卖骑手，还有收钱码地推。在移动支付向下沉市场线下渗透的2018年、2019年，仅是二维码地推就有约170万人。
乡村飞行员
十多年前，社会上曾经流行着一句话——回不去的家乡。这个家乡包括农村，也包括城镇。但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的分化，一方面，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减，另一方面，回老家成了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
2019年，中国进城农民工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一降就是204万，如果把在本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减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农民工在老家附近就业。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曾表示，人口单一涌向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历史已经改变。县城、乡镇将会重获发展良机。
小镇新青年们都会算一笔账：家门口的新工作，平均月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除去生活成本，能攒下来的钱不比在大城市打工少。
除了各种数字新职业，像农民这样的传统职业也开始和数字化产生交集。
一部分农民随着电商的发展和下沉，成为兼职甚至全职的小店店主。淘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目，中西部淘宝镇、淘宝村增势迅猛，其中淘宝村数量同比增长274%。300万淘宝村、淘宝镇，能够带动的就业超过800万，如果再加上拼多多、微商……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电商从业者。
此外，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_生服务业”也开始在农村出现。
随着许多高学历人才返回城镇、乡村，中国最难啃的产业升级骨头也出现了突破的可能。“乡村飞行员”是刘俊的头衔。他的工作是用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工作流程是：通过手机接订单，然后带上无人机前往指定的农田，调好无人机的参数，无人机就会自己飞到农田上空开始喷洒农药。作业完毕，刘俊把喷洒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用户，用户确认后完工。
相關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近4万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做起乡村飞行员和飞行员培训师。如今，农业的机械化和数字化也正在逐渐改变大众对农业的刻板印象。
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出现了外卖小哥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出现了外卖小哥，当山西洪洞县有了“生产型服务业”，当越来越多小县城摇身变成了“云服务小镇”……
我们感受到，重新热闹起来的中国小镇背后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慢变量。
第一，在生活消费上，小镇青年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大额支出和日常消费从割裂到合一。
过去，他们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基本不在城市消费。现在，能够在县城、乡镇找到工作并收入不错的年轻人，往往回乡后就会在当地买车、买房。越来越多安定的、有消费能力的个体与家庭，将进一步拉动县城的消费升级，带动当地的商业活力，并进一步拓展县城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这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家门口的新工作机会大多和数字化相关，约五分之一更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移动支付服务商、单车运营等，他们的工作加持了县城数字生活服务的渗透度和丰富性，这让县城里的生活方式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安徽颍上县的吴海涛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刚回到老家做外卖小哥时发现县里还有好些餐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于是在送外卖的空隙一家家上门推广外卖平台。如今，当地餐馆几乎全部都能支持扫码支付、扫码点餐和在线配送外卖。
第三，在公共服务上，中国城乡差距也开始缩小，这也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在江西新余，当地政府因为手机上的数字公共眼务已经做得足够全面，叫停了一座造价两亿元的市民中心的建造。
在我国最后接入国家电网的西藏阿里地区，在2020年入网前，当地居民就已经能在支付宝上缴电费了，当地的医院也可以用微信挂号和支付了……
从这些县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整个中国下沉市场的渗透度和覆盖率。而这些以人为核心的变化，正在让中国县城热闹起来，并有望持续地热闹下去。
小镇新青年在家门口有好工作、好生活，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就越来越不是近乎唯一的人生选项。这对于分流大城市人口，避免拉美、南亚、非洲等地区曾纷纷陷入的“城市病”，助力中国的城镇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