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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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公众参与”正日益成为一种流行趋势。本文从传播学、教育学、博物馆学的视角提出了博物馆倡导“公众参与”的理论依据,同时提出博物馆教育中“公众参与”的基本概念,并按照“公众参与”程度将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划分为交流型参与模式、贡献型参与模式、合作型参与模式和创造型参与模式四种类型,最后提出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关键词 公众参与 博物馆 教育活动
  0 引言
   荷兰博物馆学家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曾经将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形容为“三次革命”,其中自2000年至今正在发生的“第三次革命”中的关键词就是“参与”。英国博物馆协会也在2013年明确将“参与”列入《博物馆改变生活》(Museum Change Lives)未来展望的十大行动之一。[1]在中国,随着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公众有机会走进博物馆,或者通过新媒体等手段登录到博物馆的网站、微信平台上,与博物馆产生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如果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就是更多地发挥其教育、展示、收藏、研究四大社会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它不仅是博物馆对社会的首要责任,也是博物馆经营的主要内容。[2]在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公众参与”的概念?“公众参与”的方式是否应该融入博物馆教育当中?如何界定不同教育活动中“公众参与”的类型?如何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也希望能够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来促进博物馆教育功能更好地发挥。
  1 “公众参与”概念的提出
  1.1 传播学视角
   美国女博物馆学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撰写的《参与式博物馆》一书书名便源于美国当代著名传播学家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他的观点就是主张公众利用网络或其他媒介手段参与到文化的创造、分享和传播中,而不是单纯地做一名被动的文化消费者。美国有“参与式文化”的拥趸者,他們经常会用传播学中的一个例子来批判传统的传播模式,即看电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看电视是一个很明显的单向传播过程:观众只能被动接受、消费电视台所提供的内容,既无法与其他观众进行交流,更无法对电视内容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加工改造。[3]而“参与式文化”则正好相反,受众能够与传播主体进行及时的交流,甚至可以成为传播内容的创造者。
   在传播学中还有一个视角,即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Web2.0模式。相比于Web1.0模式中的静态网页,在Web2.0模式中,公众可以主动地发布、分享、评论、协作,信息的流通渠道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4]这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学产生的一次变革,而对应在博物馆的发展史上也是一次革命。博物馆中的信息传达因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公众可以自己制作、传播内容。也因此,“公众参与”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民主化这一浪潮的产物。
  1.2 博物馆学视角
   从博物馆学的视角来看,博物馆的“公共性”是探讨“公众参与”的起点。博物馆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基本上保留着“私人收藏”的传统,这时博物馆并没有“社会教育”的职能一说,因此不存在公共性的问题。到了19世纪,博物馆逐渐增多,开始重视其公共性,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博物馆界甚至产生了“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的争论,这也说明,博物馆公共性正在日益凸显。[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博物馆的“公众参与”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
  1.3 教育学视角
   “建构主义”奠基人皮亚杰认为,“认识既不发端于客体,也不发端于主体,而是发端于联系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动作(活动)过程之中”,概括来讲,就是说知识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建构起来的。[6]在建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博物馆教育活动需要采用丰富的形式,让观众在与教育人员及其他参观者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意义”。这种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公众主动参与活动的过程,公众需要在参与中了解、在参与中产生、在参与中反馈、在参与中获得。因此,教育学视角下,“公众参与”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建构主义所描述的学习过程。
   基于以上传播学、博物馆学、教育学等多个视角对“公众参与”概念的产生、特征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是对科学传播新发展趋势的体现,是凸显博物馆“公共性”的一种方式,也是“建构主义”理论下开展学习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此,博物馆策划开发的“公众参与”特征的教育活动,可以归纳为:由公众以传播(教育)主体的角色承担内容的创造、分享和传播任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当前在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过程中,凸显“公众参与”特征的教育活动会受到博物馆及公众的追捧。
  2 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与”的类型
   传统的博物馆观众研究中,通常的研究维度是观众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服务满意度等,很少从观众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程度来研究,这与大众传播学中将观众作为普通受众的角度类似。在2008年出版的《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Groundswell:Winning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Social Technologies)一书中,按照互联网用户的活跃程度,分为六大类,即:创造者、评论者、搜集者、参与者、观看者、不活跃分子。
  (1)创造者,只发表一篇博客、发布个人网站页面、上传原创视频、上传原创音频/音乐的人;
  (2)评论者,发表对产品或服务的评价/评论、在其他人的博客上留言、在论坛上发帖、在维基上新建/编辑条目的人;
  (3)搜集者,使用RSS订阅,给网页或照片贴标签、给网站投票的人;
  (4)参与者,在社交网站上保持个人档案、访问社会化交友网站的人;    创造型参与模式是馆方邀请外界参与者一起,群策群力共同完成的一项惠及双方的项目。创造型参与模式中,需求主要是由观众决定的,通常馆方要与当地居民有一个前期沟通,在了解和确定需求之后,共同策划完成活动。格拉斯哥的“开放博物馆”项目是一个典型的创造型参与模式例子,在1898年时,这座博物馆就提出了“扩大我市藏品的所有权”这个使命。“开放博物馆”项目把藏品实物借给观众,让他们展示或者收藏,而且还提供有关藏品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帮助观众组织自己的展览。在项目启动的头十年里,开放博物馆帮助社区群体举办了800多个展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来参观。在美国的西雅图市有一个陆荣昌亚裔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一个传统就是与社区成员共同开发展览,他们与社区合作的过程就是让他们讲述对自己有意义的故事,并邀请他们参与展览开发的每个阶段。曾经担任该馆馆长的Ron Chew提到“我们并不在意收藏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了什么项目,我们在意的是与社区的联系与故事。故事比物件更重要。博物館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平台而不是陈述事实的地方”。[8]
   由于语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博物馆在创造型参与模式上的尝试还比较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教育活动、展览研发的过程中都是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未来,我们也可以尝试更多观众深度参与的教育活动类型。
  3 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公众参与”的方式为博物馆带来流量[9]。最简单的,公众在参观场馆的过程中将认为有趣的内容拍照并发在社交媒体上,这些信息对于其他观众选择娱乐休闲方式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媒体类型。因此,很多博物馆都利用这种用户分享游历经验的方式进行推广。他们让满意的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让他们的好评成为一种营销口碑。这是一个新的传播方式,不但能让博物馆接触到新的观众,还能增加其曝光率。这还只是最简单的互动方式,如果观众能够作为一个贡献者、合作者、创造者深度参与到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或者项目中,将会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而这种积极的营销也将会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力。
   不过,在以上四种“公众参与”模式当中,他们互相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的教育活动或项目可能会出现两种甚至多种参与模式重叠的情况。比如,上海自然博物馆于2019年举办的“听有虫——我的自然百宝箱”活动,在活动初期,博物馆推出“听有虫”的小程序平台,普通观众只是作为贡献型的参与者,将录制的鸣虫声音上传到该平台,馆方针对所有的普通观众进行筛选,产生“自然联络员”的团体,在给予专门培训后,“自然联络员”们获得一些科学研究技能,按照馆方规定时间规定任务上传的声音成为整个活动展示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鸣虫天下”展览中加工后进行展示。因此,对于这些“自然联络员”来说,他们又逐渐从贡献型参与者变成为合作型参与者。
   虽然“公众参与”能够给博物馆带来一定好处,但博物馆在策划开展“公众参与”的教育活动时,也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一是有些专家会认为参与到项目活动中的公众水平不够,对于与公众合作完成一些项目课题有一定排斥心理。比如,博物馆中的研究者们在指导学生群体开展科研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时常会认为学生群体的能力比较弱,这一方面与研究课题的设计有关,同时也与博物馆研究者自身的情况相关。尤其在中国,博物馆中的研究人员大多从事纯科学研究工作,对于公众的情况并不了解,在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方面也不是很擅长,这就容易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产生问题。
   二是馆方的权威性可能会受到一些挑战。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参与的程度没有把握好,很可能会出现损害博物馆权威的情况。例如,展览设计的大门如果对公众打开,可能会涌入很多优秀的创意,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作为一个“谨慎”的博物馆,是否应该扼杀这种参与性,以保证科学知识的严肃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是“公众参与”的教育活动要比其他活动的执行消耗更多的精力。“公众参与”的活动从策划之初就希望能够有多样化的受众、思想、行为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也正因为要面对如此多的不同,活动进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可控情况,比如公众生产的内容没有办法支撑起一个高质量的展示,或者有许多内容都有趋同性等。这些可能与活动初期的策划有关,也可能与活动的传播力度有关,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公众参与”的教育活动对活动的策划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结语
   阿姆里塔·格尼(Amrita Gurney)是一名博物馆爱好者,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用户分享所见所闻能有强大的影响力,能说服一个人走进博物馆的大门,并让他感到叶落归根。这些内容潜力极大,是联系博物馆与民众的重要渠道”。[10]伴随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日益成为全球博物馆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博物馆需要认识到这种趋势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利益,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本文对于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公众参与”类型所做的分析,希望能够给博物馆行业的人士带来一些启发,对于未来策划和执行“公众参与”的教育活动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Museum Association. Actions for Museum. 2013,[EB/OL]. (2020-01-05).http://www.museumassociation.org/museum- change-lives/01072013-wr-practical-actions-for museums.
  [2]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
  [3][4][8]妮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M].喻翔,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5]史明立.谁的博物馆——博物馆与公民参与[J].博物院,2017(5):12-17.   [6]兰维.博物馆教育与社会变革:建构主义的启示[C]//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业专业委员会2013年“博物馆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查伦·李,乔西·贝诺夫.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M].陈宋卓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55.
  [9]Investigating Where We Live,[EB/OL]. (2020-01-05).http://www.participatorymuseum.org/ref8-2/.
  [10]利用用戶创建内容吸引博物馆观众[EB/OL].http://www.hnmuseum.com/zh-hans/aboutus/.
  作者简介:刘哲(1987—),女,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Email:Liuz@sstm.org.c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useum Educational Activity// Liu Zhe, Jia Qing
  First-Author’s Address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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