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6岁开始，他被四处驱逐，却一路写下《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到之处火种四起
1865年，47岁的马克思写下了自白。他略带愉悦地总结说。自己喜爱男人的“刚强”、女人的“柔弱”、一般人的“淳朴”；喜爱的花是“瑞香”，喜爱的颜色是“红色”，喜爱的名字是“劳拉”与“燕妮”。在“您对幸福的理解”这一栏，他顿了顿笔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斗争”这个词。
马克思的整个盛年时期。都是这样度过的——为幸福，而斗争；因斗争，而幸福。这种特殊的精神世界的饱满和愉悦，伴随着世俗生活的浪迹与流亡。在欧洲地图上，我们可以为他画出一条清晰的“幸福曲线”——25岁，出莱茵。向西抵达法国巴黎；26岁，出巴黎，向北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29岁，出布鲁塞尔，平行向东回到德国，居于科隆；31歲，出科隆，向西折返，经巴黎，再北上，定居英国伦敦，并终老于此。
1845年1月11日，与猛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前进报》有关的人在同一天接到了离开法国的命令，其中就包括马克思，这是他第一次被驱逐。
回顾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15个月。马克思并未虚度。尽管《德法年鉴》只发行了一期合刊就停办了，但他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还在巴黎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比如大诗人海涅，成了马克思相差20岁的忘年交；比如社会活动家蒲鲁东、巴枯宁等，都是社会主义史上的著名人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与恩格斯的会面。
早在1842年，比马克思小两岁且与他是莱茵省老乡的恩格斯就曾去拜访过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但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恩格斯”。因为他误以为恩格斯是自己反对的团体的一员。在巴黎，他们在法兰西剧院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再会时，惊讶地发现，两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不谋而合，“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
接到驱逐令后，马克思和一名记者先行离开，目的地是相对自由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一路上，两人放声歌唱，互相鼓舞。这样的欢歌洒落在布鲁塞尔的每一个角落。马克思的朋友曾这样同忆一次旅行：“我们疯了一样地玩，马克思、魏特林、马克思的妻弟和我深夜打牌，魏特林第一个困了。第二天，我们用想象中的最愉快的方式四处漫步。”
工作也是愉快的。马克思定届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搬到了他的隔壁。两人为了研究英国，作了6个星期的旅行，其间深入研读了经济学文献。多年后，恩格斯仍记得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座位上方的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结束旅行后，两人开始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并未止于书斋，在英国旅行时就与那里的工人领袖建立了联系。回到布鲁塞尔后，他们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践的尝试。
志同道合者常与马克思在一家咖啡馆聚会，商讨工人运动的策略。如今这座建筑的外墙上悬挂着铭牌：“马克思自1845年2月至1848年3月住在布鲁塞尔。他曾跟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一起在这里欢度1847-1848年的新年之夜。”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代表从伦敦到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他们，因为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同意。
初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没有固定收入，连可以送去典当的东西都没有。马克思写道：“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家里吃的都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马克思与燕妮一再生病。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这一时期，马克思有4个孩子不幸夭折。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痛苦地说：“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遭受过各种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恩格斯也要离开马克思——不是雪上加霜，而是为了有能力雪中送炭。1850年11月，恩格斯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回到曼彻斯特，回到他所深恶痛绝的“鬼商业”，进入他父亲和别人合办的企业去当职员。这一去就是20年。但这20年，他没有一刻远离马克思的生活。马克思不仅每年都去曼彻斯特看望恩格斯，而且两人保持了极其频繁的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会寄一次信。燕妮回忆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
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直至1869年7月，在自己和马克思一家今后的生活都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恩格斯才终于退出了“鬼商业”，并于次年9月移居伦敦，在马克思住所附近安了家。
“总有人借恩格斯的经济援助来指责马克思无能，但他们不清楚，马克思这一生不是没有机会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是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马克思出生于较富裕的律师家庭，燕妮更是贵族出身，两人还有不少土豪亲戚，大名鼎鼎的飞利浦公司就是马克思的姨母姨父创办的。光是遗产继承与亲友馈赠，就是一笔不菲的财产，更何况马克思还有许多稿费收入。但只要事业需要，他都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钱捐献出去。在伦敦的头几年窘迫到这种境地，就是因为马克思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耗尽了家财。”钟君说。
定居伦敦后，大英博物馆成了马克思每天必去的地方。每天从早9点到晚7点，他都在这里看资料，做摘要，写著作。他研究得最多的是经济学。此时，恩格斯不仅是“老板”——付钱给马克思，也是助手——提供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实践经验，更是监工——督促马克思尽快完成著作。
1866年11月，漫长的写作终于进入冲刺阶段。马克思把第一卷的部分手稿寄给了出版商，名为《资本论》。第二年的4月2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用一种尽量平淡的口气说：“现在已经写好了。”然而有趣的是，不知是由于太激動还是太劳累，他把落款的日期写成了“3月27日”。恩格斯马上回信大呼“乌拉（万岁）！”并且寄来35英镑。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就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并在这条道路上走了20多年，最后走到了《资本论》这个巅峰。《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智慧成果，是其理论的百科全书。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代表着马克思找到了自己的对手，那么《资本论》就是他对对手做出的最致命一击。他用唯物史观这把手术刀，把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在世人面前，令其无所遁形。”陈培永说。
马克思曾希望《资本论》的后两卷尽快出版，但直到他离世，也未能实现。恩格斯从马克思留下的大批内容艰深、字迹难辨的遗稿中。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恩格斯去世后，后人又把马克思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编辑出版，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面对普鲁士大军压境，愤然起义，推翻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当年3月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鲍狄埃用诗句记录下了工人阶级的创举，而共产主义者狄盖特于1888年为这些诗句谱上了曲，从此，《国际歌》在全世界传唱开来。
几乎在鲍狄埃的诗完成的同时，马克思也在伦敦完成了为巴黎公社写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自然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做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
“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
“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非常清楚。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宣言亦是悼词，是赞歌亦是悲歌。巴黎公社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这一失败没有令马克思感到意外。从起义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法国来的人询问巴黎的情况，想尽办法和巴黎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接上头。
对巴黎公社了解得越多，马克思越忧心。4月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马克思所说的“老实”，是指公社“过于诚实”，太轻信、太软弱，不愿打内战，不愿向临时政府残余势力所在的凡尔赛进军。
“巴黎公社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现实。马克思甚至在给公社的信中提出过很多意见。可惜当时双方的通信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具体指导意见。不过，《法兰西内战》作为‘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被留下来了。”钟君说。
两个月内，《法兰西内战》出了三版。工人们阅读它，资产阶级政府仇视它，而马克思受到了紧密监视。他并不惊慌，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仍用幽默的笔触表达出欢悦的滋味：“（它）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脅最大的人。在度过20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
1865年，47岁的马克思写下了自白。他略带愉悦地总结说。自己喜爱男人的“刚强”、女人的“柔弱”、一般人的“淳朴”；喜爱的花是“瑞香”，喜爱的颜色是“红色”，喜爱的名字是“劳拉”与“燕妮”。在“您对幸福的理解”这一栏，他顿了顿笔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斗争”这个词。
马克思的整个盛年时期。都是这样度过的——为幸福，而斗争；因斗争，而幸福。这种特殊的精神世界的饱满和愉悦，伴随着世俗生活的浪迹与流亡。在欧洲地图上，我们可以为他画出一条清晰的“幸福曲线”——25岁，出莱茵。向西抵达法国巴黎；26岁，出巴黎，向北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29岁，出布鲁塞尔，平行向东回到德国，居于科隆；31歲，出科隆，向西折返，经巴黎，再北上，定居英国伦敦，并终老于此。
最欢快的流亡
1845年1月11日，与猛烈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前进报》有关的人在同一天接到了离开法国的命令，其中就包括马克思，这是他第一次被驱逐。
回顾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15个月。马克思并未虚度。尽管《德法年鉴》只发行了一期合刊就停办了，但他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还在巴黎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比如大诗人海涅，成了马克思相差20岁的忘年交；比如社会活动家蒲鲁东、巴枯宁等，都是社会主义史上的著名人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与恩格斯的会面。
早在1842年，比马克思小两岁且与他是莱茵省老乡的恩格斯就曾去拜访过担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但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恩格斯”。因为他误以为恩格斯是自己反对的团体的一员。在巴黎，他们在法兰西剧院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再会时，惊讶地发现，两人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不谋而合，“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
接到驱逐令后，马克思和一名记者先行离开，目的地是相对自由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一路上，两人放声歌唱，互相鼓舞。这样的欢歌洒落在布鲁塞尔的每一个角落。马克思的朋友曾这样同忆一次旅行：“我们疯了一样地玩，马克思、魏特林、马克思的妻弟和我深夜打牌，魏特林第一个困了。第二天，我们用想象中的最愉快的方式四处漫步。”
工作也是愉快的。马克思定届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搬到了他的隔壁。两人为了研究英国，作了6个星期的旅行，其间深入研读了经济学文献。多年后，恩格斯仍记得曼彻斯特的图书馆里，座位上方的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结束旅行后，两人开始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并未止于书斋，在英国旅行时就与那里的工人领袖建立了联系。回到布鲁塞尔后，他们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践的尝试。
志同道合者常与马克思在一家咖啡馆聚会，商讨工人运动的策略。如今这座建筑的外墙上悬挂着铭牌：“马克思自1845年2月至1848年3月住在布鲁塞尔。他曾跟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一起在这里欢度1847-1848年的新年之夜。”
29岁写出《共产党宣言》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代表从伦敦到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他们，因为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同意。
初到伦敦时，马克思一家没有固定收入，连可以送去典当的东西都没有。马克思写道：“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家里吃的都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马克思与燕妮一再生病。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这一时期，马克思有4个孩子不幸夭折。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痛苦地说：“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遭受过各种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恩格斯也要离开马克思——不是雪上加霜，而是为了有能力雪中送炭。1850年11月，恩格斯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回到曼彻斯特，回到他所深恶痛绝的“鬼商业”，进入他父亲和别人合办的企业去当职员。这一去就是20年。但这20年，他没有一刻远离马克思的生活。马克思不仅每年都去曼彻斯特看望恩格斯，而且两人保持了极其频繁的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会寄一次信。燕妮回忆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
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直至1869年7月，在自己和马克思一家今后的生活都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恩格斯才终于退出了“鬼商业”，并于次年9月移居伦敦，在马克思住所附近安了家。
“总有人借恩格斯的经济援助来指责马克思无能，但他们不清楚，马克思这一生不是没有机会过上富裕的生活，只是他放弃了这些机会。马克思出生于较富裕的律师家庭，燕妮更是贵族出身，两人还有不少土豪亲戚，大名鼎鼎的飞利浦公司就是马克思的姨母姨父创办的。光是遗产继承与亲友馈赠，就是一笔不菲的财产，更何况马克思还有许多稿费收入。但只要事业需要，他都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钱捐献出去。在伦敦的头几年窘迫到这种境地，就是因为马克思为了偿还《新莱茵报》的债务，耗尽了家财。”钟君说。
定居伦敦后，大英博物馆成了马克思每天必去的地方。每天从早9点到晚7点，他都在这里看资料，做摘要，写著作。他研究得最多的是经济学。此时，恩格斯不仅是“老板”——付钱给马克思，也是助手——提供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实践经验，更是监工——督促马克思尽快完成著作。
1866年11月，漫长的写作终于进入冲刺阶段。马克思把第一卷的部分手稿寄给了出版商，名为《资本论》。第二年的4月2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用一种尽量平淡的口气说：“现在已经写好了。”然而有趣的是，不知是由于太激動还是太劳累，他把落款的日期写成了“3月27日”。恩格斯马上回信大呼“乌拉（万岁）！”并且寄来35英镑。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
“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就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并在这条道路上走了20多年，最后走到了《资本论》这个巅峰。《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智慧成果，是其理论的百科全书。如果说《共产党宣言》代表着马克思找到了自己的对手，那么《资本论》就是他对对手做出的最致命一击。他用唯物史观这把手术刀，把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在世人面前，令其无所遁形。”陈培永说。
马克思曾希望《资本论》的后两卷尽快出版，但直到他离世，也未能实现。恩格斯从马克思留下的大批内容艰深、字迹难辨的遗稿中。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恩格斯去世后，后人又把马克思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部分编辑出版，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读响宣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面对普鲁士大军压境，愤然起义，推翻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当年3月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鲍狄埃用诗句记录下了工人阶级的创举，而共产主义者狄盖特于1888年为这些诗句谱上了曲，从此，《国际歌》在全世界传唱开来。
几乎在鲍狄埃的诗完成的同时，马克思也在伦敦完成了为巴黎公社写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巴黎公社自然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做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
“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
“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非常清楚。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是宣言亦是悼词，是赞歌亦是悲歌。巴黎公社仅存在72天就失败了。这一失败没有令马克思感到意外。从起义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法国来的人询问巴黎的情况，想尽办法和巴黎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接上头。
对巴黎公社了解得越多，马克思越忧心。4月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马克思所说的“老实”，是指公社“过于诚实”，太轻信、太软弱，不愿打内战，不愿向临时政府残余势力所在的凡尔赛进军。
“巴黎公社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现实。马克思甚至在给公社的信中提出过很多意见。可惜当时双方的通信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具体指导意见。不过，《法兰西内战》作为‘历来论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被留下来了。”钟君说。
两个月内，《法兰西内战》出了三版。工人们阅读它，资产阶级政府仇视它，而马克思受到了紧密监视。他并不惊慌，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仍用幽默的笔触表达出欢悦的滋味：“（它）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脅最大的人。在度过20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