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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亚欧文化交流为背景，指出了亚欧体育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现象，并分析了影响体育文化中心转移的历史原因。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主导生产力带的转移与民族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建设是欧亚体育文化中心转移的动因，而多元文化交流促进了体系的发展；作者提出，中国当代体育文化发展必须坚持文化自尊、弘扬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的道路。
关键词：变迁；民族体育；文化中心；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022-03
异彩纷呈的亚欧民族体育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瑰宝，它蕴含着人类体育文化生成演化的全部信息，影响着当代体育文化生态体系的发展，是体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发展表明，体育文化生态体系的发展是非均质不平衡的，亚欧体育的文化中心始终处于动态转移的过程。我们认为，加强对亚欧体育文化中心发展序列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宏观上它将民族体育的发展根植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有利于确立当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生态观念，微观层次上，它指出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建设是国家体育发展的基石，为弘扬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提供了历史依据。
1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特征
1．1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特征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曾提出，古代的中亚和中国的很早就存在着贸易商路，即狭义丝绸之路［2］。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自古以来亚欧经济文化交流就在宏大的地理范围与经济规模中进行，由广义丝绸之路的草原道路、绿洲道路和海洋道路连接，沿途贯通了古代希腊、印度、中国等世界主要文化的发祥地，并以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 “中亚环岛”［2］为枢纽得以互动，也正是这种文化互动，亚欧体育文化体系才逐步生成并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同时这种亚欧体育发展生态体系的确立，也使我们易于理解“公元前6－4世纪斗鸡游戏在亚欧的流行”［3］、“陇右张掖裕固族歌舞与匈牙利歌舞同源”［4］、“唐代木射与西欧七柱球同构”［5］等令人疑惑的亚欧体育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是建构在文化运动的三个基本特征上的，即普遍性、传播性和特殊性［1］。普遍性是指人类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在相互隔绝的区域里可以创造出彼此类似的体育文化，如亚、欧、非等区域广泛存在奔跑、舞蹈、射猎活动的原始图文资料，即使是隔绝的美洲阿兹台克、玛雅、印加文化也孕育了球戏、跑步、投掷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都证实了体育文化是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传播性是指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可以向其它地区传播，其传播途径有两种方式，即渐进式和突发式，前者如大秦杂技的东传，中国围棋、武术、乐舞的西渐等，后者如中亚三项竞技、马球等通过草原民族的侵略性战争传入欧洲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文化母体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赫尔德尔认为：“文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是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其组成部分；其二，文化总是“民族”的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其三，文化有明显的边界，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区别于其他的文化”［6］。这说明不同的民族体育体系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及优先发展的向度，而体系独特的、优秀的发展成果必然为世界体育文化所共享，为相关子系统的文化正反合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特殊性的存在既保护了亚欧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也促进了体育文化生态的繁荣与发展，这表明基于扬弃精神的民族体育文化建设才是人类体育发展的根本，而文化间的交流则是推动发展的重要保证。
1．2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理论的提出文明的成长与交流导致了城市的兴起繁荣，而城市则提供了体育文化体系生成和演进的加速场。城市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实现“追求健康、爱与归属、实现生命价值等需要”的物质条件，城市文化提供了“城市人格”生成的土壤、造就了多元的体育需求，奠定了体育文化体系个性化展开的基础。城市间的竞争推动了世界体育的发展，也造成了体系内发展的不均衡，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活力的城市群相对于同时期其它区域的体育生活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深刻的影响着世界体育的发展，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提出了亚欧“体育文化中心”的概念，我们认为，“体育文化中心”必须具有如下的特征：民族体育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其规模与质量远远超越其它地区，并富有高度的创造能力；具有浓厚的多元色彩。根据这一规定，中亚游牧民族和西亚贝都印人尽管具有悠久的体育文化传统，但其部落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体育生活无法突破其固有的羁绊［7］，古代印度的体育活动则由于强烈的宗教氛围，世俗体育发育不足。纵观丝绸之路体育文化史，我们认为只有古希腊城邦，中世纪唐代长安，近代西欧具备类似特征。对于三者的历史关系，季羡林先生“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文明间表现出来的情况主要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的论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即：基于同一元典的欧美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在纵向上具备着批判继承的关系，而非同质的东西体育文化间更多的表现为文化间优秀成果的借鉴吸收，据我们可察的历史而言，唐长安大众体育和奥林匹克始终谨守着文化“涵化”的理论范畴，也就是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植根于民族历史主体文化的土壤中独立发展的，试图在民族体育发展中实施异质文化全盘移植必定会违背文化的特殊性规律，遭遇文化保护机制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就生态学视角看，体育文化体系的繁荣也是和体系同质化运动背反的，“超繁荣”系统的生成主要在于主体文化的先进性健设和积极吸收人类体育发展优秀成果的协同作用。
2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历史原因分析
2．1亚欧体育文化中心转移规律亚欧体育文化中心的转移存在着明显的轨迹，即：奥林匹克文化蓬勃的古希腊城邦——封建社会市民体育高度繁荣的唐代长安——近代体育快速发展的西欧沿海城市。这个轨迹表隐含着两个层面的规律：在隐性的层面上，它表现为在草原、农业、海洋三个文化带间的转移；在显性的层面它表现为在古希腊城邦、唐代长安、近代西欧沿海城市间转移。那么这种序列形成的文化机制是什么能？我们认为，前者表明：由于畜牧业、农业、工业在人类社会的继起并成为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使人类发展的中心区域产生了迁移，逐步从草原文化区转向农业文化区，直至转向近代海洋工商文化区域，因此，这些区域内的城市在同时期也具有最强烈的经济文化向心力，成为世界人流与物流最活跃的区域，其城市人口密度和社会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达到了人类文明史的新高度，为新的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2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在体育文化中心发展中的作用先进生产力带的转移说明了亚欧体育文化中心在不同生产力带城市群间转移的原因，却这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古希腊城邦、唐代长安以及西欧城市群能够在广阔先进生产力带内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的问题，因此，考察这些城市的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就变得迫切了。
通过历史的探索，我们发现：没有城市内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就没有体育文化中心的成长，这种先进性表现在城市内民族体育的建设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上。以古希腊为例，其发达的城邦体系、开放的海洋性商业生活、“献媚”的宗教以及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体育相关学科的繁荣，保证了古希腊经济文化的时代先进性，以至于马克思评价说“希腊是人类发育正常的婴儿”。在草原“西许亚小道［2］”连接的亚欧世界中，古希腊登上了人类体育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希腊十分注重民族体育文化建设：首先，其内容丰富多彩，竞技五项、摔跤等广泛开展，娱乐舞蹈、游戏等也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设施建设亦相当完善，运动场、赛马场已达到很高的水准，著名的圆形竞技场不仅具有环形分区看台、地下通道、遮阳棚等的雏形，而且设有通风、给水、照明、升降地板等设备［4］。在体育的制度层面，公元前776年的“宙斯之法”、公元前561年的“卓罗斯法则”最先解决了“公平与竞争”这一体育竞技发展的社会动力问题［9］。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确立了古希腊体育的历史高度，奥斯文﹒穆瑞所指的“东方化时代”则开启了希腊体育的繁荣之旅，两河流域的格斗、斗兽和拳击，埃及的舞蹈、杂技以及妇女参与体育的传统等极大的丰富了希腊的体育文化。如果说随着罗马的扩张，希腊世界从沿海商业文明转变为内陆农业文明的“难产”，加之基督教兴起和草原民族在唐帝国的打击下形成波浪式的“蛮族入侵”导致了希腊城市的凋零［2］，使其丧失了世界体育中心的先进经济文化基础，那么民族体育先进性的丧失则开始了整个欧洲体育黑暗的中世纪，当希腊体育文化中心由谋求公民健美的运动场转入追求享乐刺激的血腥竞技场，当“米兰敕令”以信仰之名扼杀了众神的欢娱时，古希腊泯灭了它往日的光华。
农业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确立推动了中古中国城市的大发展，亚欧经济文化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世界的东方。城市经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使丝绸之路主干道转移到农业文明地带的“绿洲道路”，相对亚欧各文明在极度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中进行着的文化再生，中国历经了汉王朝开疆拓边、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高度繁荣。至隋唐时期，长安成为世界最富有经济文化活力的城市，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创了人类体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首先，体育活动价值取向直指世俗社会，成为广大市民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文人、妇女等弱势群体都积极参与其中，且内容极其广泛，流行的项目达到20余种［5］。第二，注重场地器材的改进、体育文化机构建设和运动技术的完善。据史料记载：唐长安建有大量的球场，部分通过添加油脂提高场地防尘效果；部分参与者拥有专门的运动服装保护安全；国家设立了太乐署、教坊、梨园等机构，组织相扑朋、棋侍奉、打球供奉等组织以完善管理和提高技术［10］；难能可贵的是，唐长安的体育物质文化建设特别注重天人和谐，体育设施一般都融于水畔、林木的整体环境中。这种民族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建设使得唐长安城市体育迅速崛起，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艺术家们开始踏上向东的旅途，唐王朝既坚持民族体育的主体性，又兼收大秦杂技、波斯球戏、印度舞蹈、中亚乐舞、驯兽和马戏，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加之唐长安的“集镇化”特征使多文化母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形成了体育多文化长期竞争的机制［11］，造就了唐长安繁荣的体育生态。实际上，中国中古城市一直延续着欧亚体育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影响着整个汉文化圈的体育发展，而且和中亚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交流，遗憾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绿洲道路”逐步萎缩，切断了东西的交流，加之宋明理学的勃兴和封建文化的没落，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走向了古罗马的反动，陷入了“静思”的泥泽而泯灭了文化的先进性。
较之中国走向海洋的失败，欧洲的成功使欧洲成为世界经济文化新的中心，而欧陆体育的崛起则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在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的立场上，欧陆复兴了奥林匹克运动，确立了其文化上的先进性，将人类体育发展推向了第三个高峰，首先，其体育文化的主线转向了“人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和大众休闲成为体育发展的主流；第二，科学知识全面介入体育活动，从体育文化的器物、制度、价值层面支配着体育的发展，体育文化中心在欧陆的转移开始加快并且符合“汤浅光诏”现象［12］，即根据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而迁移。它从意大利学校体育兴起开始到英国户外运动传播，从法国自然体育浪潮到德意志的全民体育活动，再到美国的转移，其转移速度远远超过前两次转移，表现出重叠、继起、互动的中心泛化现象，而且随着人类通讯、交通的变革，这种中心泛化现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出现了多文化中心共荣的生态现象。面对欧陆奥林匹克复兴的历程，常使笔者痛心疾首的追问：“唐代长安体育气象”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民族体育边缘化的大潮中何时才能再生？而2008北京奥运又该给我们的民族体育发展带来什么？
3结束语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是国家体育发展之本，积极吸收借鉴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区域体育文化繁荣的保证。当代中国应该借鉴欧陆体育复兴的经验，坚持文化自尊的精神，积极发掘历史资源，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并虚心学习异质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国体育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6.
［2］ 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5,448-449.
［3］ ROBERT Joe Gutter.斗鸡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
［4］ 李子伟,张兵.陇右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 潘孝伟.唐代体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124-125.
［6］ 陆扬,王毅.大众文学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1-2.
［7］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6-29.
［8］ 杨洲.花冠,角斗和金牌［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1,17(10):98-103.
［9］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91-93.
［10］ 王永平.唐代游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7-10.
［11］ 曾玉华，许万林，王广进.唐代长安的集镇化特征与体育文化生态的繁荣［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8).
［12］ 傅正华.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分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51-153.
关键词：变迁；民族体育；文化中心；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8-1022-03
异彩纷呈的亚欧民族体育文化是人类共有的瑰宝，它蕴含着人类体育文化生成演化的全部信息，影响着当代体育文化生态体系的发展，是体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发展表明，体育文化生态体系的发展是非均质不平衡的，亚欧体育的文化中心始终处于动态转移的过程。我们认为，加强对亚欧体育文化中心发展序列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宏观上它将民族体育的发展根植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有利于确立当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生态观念，微观层次上，它指出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建设是国家体育发展的基石，为弘扬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提供了历史依据。
1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特征
1．1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历史背景与基本特征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曾提出，古代的中亚和中国的很早就存在着贸易商路，即狭义丝绸之路［2］。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自古以来亚欧经济文化交流就在宏大的地理范围与经济规模中进行，由广义丝绸之路的草原道路、绿洲道路和海洋道路连接，沿途贯通了古代希腊、印度、中国等世界主要文化的发祥地，并以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 “中亚环岛”［2］为枢纽得以互动，也正是这种文化互动，亚欧体育文化体系才逐步生成并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同时这种亚欧体育发展生态体系的确立，也使我们易于理解“公元前6－4世纪斗鸡游戏在亚欧的流行”［3］、“陇右张掖裕固族歌舞与匈牙利歌舞同源”［4］、“唐代木射与西欧七柱球同构”［5］等令人疑惑的亚欧体育文化现象。
我们认为，亚欧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是建构在文化运动的三个基本特征上的，即普遍性、传播性和特殊性［1］。普遍性是指人类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在相互隔绝的区域里可以创造出彼此类似的体育文化，如亚、欧、非等区域广泛存在奔跑、舞蹈、射猎活动的原始图文资料，即使是隔绝的美洲阿兹台克、玛雅、印加文化也孕育了球戏、跑步、投掷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都证实了体育文化是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传播性是指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可以向其它地区传播，其传播途径有两种方式，即渐进式和突发式，前者如大秦杂技的东传，中国围棋、武术、乐舞的西渐等，后者如中亚三项竞技、马球等通过草原民族的侵略性战争传入欧洲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文化母体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即特殊性。赫尔德尔认为：“文化首先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是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一言一行都是其组成部分；其二，文化总是“民族”的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其三，文化有明显的边界，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区别于其他的文化”［6］。这说明不同的民族体育体系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及优先发展的向度，而体系独特的、优秀的发展成果必然为世界体育文化所共享，为相关子系统的文化正反合运动开辟了新的道路。特殊性的存在既保护了亚欧体育文化的多样性、也促进了体育文化生态的繁荣与发展，这表明基于扬弃精神的民族体育文化建设才是人类体育发展的根本，而文化间的交流则是推动发展的重要保证。
1．2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理论的提出文明的成长与交流导致了城市的兴起繁荣，而城市则提供了体育文化体系生成和演进的加速场。城市经济为人们提供了实现“追求健康、爱与归属、实现生命价值等需要”的物质条件，城市文化提供了“城市人格”生成的土壤、造就了多元的体育需求，奠定了体育文化体系个性化展开的基础。城市间的竞争推动了世界体育的发展，也造成了体系内发展的不均衡，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活力的城市群相对于同时期其它区域的体育生活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深刻的影响着世界体育的发展，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提出了亚欧“体育文化中心”的概念，我们认为，“体育文化中心”必须具有如下的特征：民族体育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其规模与质量远远超越其它地区，并富有高度的创造能力；具有浓厚的多元色彩。根据这一规定，中亚游牧民族和西亚贝都印人尽管具有悠久的体育文化传统，但其部落同质化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体育生活无法突破其固有的羁绊［7］，古代印度的体育活动则由于强烈的宗教氛围，世俗体育发育不足。纵观丝绸之路体育文化史，我们认为只有古希腊城邦，中世纪唐代长安，近代西欧具备类似特征。对于三者的历史关系，季羡林先生“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文明间表现出来的情况主要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的论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即：基于同一元典的欧美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在纵向上具备着批判继承的关系，而非同质的东西体育文化间更多的表现为文化间优秀成果的借鉴吸收，据我们可察的历史而言，唐长安大众体育和奥林匹克始终谨守着文化“涵化”的理论范畴，也就是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植根于民族历史主体文化的土壤中独立发展的，试图在民族体育发展中实施异质文化全盘移植必定会违背文化的特殊性规律，遭遇文化保护机制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就生态学视角看，体育文化体系的繁荣也是和体系同质化运动背反的，“超繁荣”系统的生成主要在于主体文化的先进性健设和积极吸收人类体育发展优秀成果的协同作用。
2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历史原因分析
2．1亚欧体育文化中心转移规律亚欧体育文化中心的转移存在着明显的轨迹，即：奥林匹克文化蓬勃的古希腊城邦——封建社会市民体育高度繁荣的唐代长安——近代体育快速发展的西欧沿海城市。这个轨迹表隐含着两个层面的规律：在隐性的层面上，它表现为在草原、农业、海洋三个文化带间的转移；在显性的层面它表现为在古希腊城邦、唐代长安、近代西欧沿海城市间转移。那么这种序列形成的文化机制是什么能？我们认为，前者表明：由于畜牧业、农业、工业在人类社会的继起并成为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使人类发展的中心区域产生了迁移，逐步从草原文化区转向农业文化区，直至转向近代海洋工商文化区域，因此，这些区域内的城市在同时期也具有最强烈的经济文化向心力，成为世界人流与物流最活跃的区域，其城市人口密度和社会分工水平不断提升，达到了人类文明史的新高度，为新的世界体育文化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2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在体育文化中心发展中的作用先进生产力带的转移说明了亚欧体育文化中心在不同生产力带城市群间转移的原因，却这并不能回答“为什么古希腊城邦、唐代长安以及西欧城市群能够在广阔先进生产力带内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的问题，因此，考察这些城市的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就变得迫切了。
通过历史的探索，我们发现：没有城市内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就没有体育文化中心的成长，这种先进性表现在城市内民族体育的建设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上。以古希腊为例，其发达的城邦体系、开放的海洋性商业生活、“献媚”的宗教以及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体育相关学科的繁荣，保证了古希腊经济文化的时代先进性，以至于马克思评价说“希腊是人类发育正常的婴儿”。在草原“西许亚小道［2］”连接的亚欧世界中，古希腊登上了人类体育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希腊十分注重民族体育文化建设：首先，其内容丰富多彩，竞技五项、摔跤等广泛开展，娱乐舞蹈、游戏等也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设施建设亦相当完善，运动场、赛马场已达到很高的水准，著名的圆形竞技场不仅具有环形分区看台、地下通道、遮阳棚等的雏形，而且设有通风、给水、照明、升降地板等设备［4］。在体育的制度层面，公元前776年的“宙斯之法”、公元前561年的“卓罗斯法则”最先解决了“公平与竞争”这一体育竞技发展的社会动力问题［9］。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确立了古希腊体育的历史高度，奥斯文﹒穆瑞所指的“东方化时代”则开启了希腊体育的繁荣之旅，两河流域的格斗、斗兽和拳击，埃及的舞蹈、杂技以及妇女参与体育的传统等极大的丰富了希腊的体育文化。如果说随着罗马的扩张，希腊世界从沿海商业文明转变为内陆农业文明的“难产”，加之基督教兴起和草原民族在唐帝国的打击下形成波浪式的“蛮族入侵”导致了希腊城市的凋零［2］，使其丧失了世界体育中心的先进经济文化基础，那么民族体育先进性的丧失则开始了整个欧洲体育黑暗的中世纪，当希腊体育文化中心由谋求公民健美的运动场转入追求享乐刺激的血腥竞技场，当“米兰敕令”以信仰之名扼杀了众神的欢娱时，古希腊泯灭了它往日的光华。
农业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确立推动了中古中国城市的大发展，亚欧经济文化发展的天平倾向了世界的东方。城市经济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使丝绸之路主干道转移到农业文明地带的“绿洲道路”，相对亚欧各文明在极度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中进行着的文化再生，中国历经了汉王朝开疆拓边、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高度繁荣。至隋唐时期，长安成为世界最富有经济文化活力的城市，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创了人类体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首先，体育活动价值取向直指世俗社会，成为广大市民阶层的一种生活方式，文人、妇女等弱势群体都积极参与其中，且内容极其广泛，流行的项目达到20余种［5］。第二，注重场地器材的改进、体育文化机构建设和运动技术的完善。据史料记载：唐长安建有大量的球场，部分通过添加油脂提高场地防尘效果；部分参与者拥有专门的运动服装保护安全；国家设立了太乐署、教坊、梨园等机构，组织相扑朋、棋侍奉、打球供奉等组织以完善管理和提高技术［10］；难能可贵的是，唐长安的体育物质文化建设特别注重天人和谐，体育设施一般都融于水畔、林木的整体环境中。这种民族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建设使得唐长安城市体育迅速崛起，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艺术家们开始踏上向东的旅途，唐王朝既坚持民族体育的主体性，又兼收大秦杂技、波斯球戏、印度舞蹈、中亚乐舞、驯兽和马戏，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加之唐长安的“集镇化”特征使多文化母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形成了体育多文化长期竞争的机制［11］，造就了唐长安繁荣的体育生态。实际上，中国中古城市一直延续着欧亚体育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影响着整个汉文化圈的体育发展，而且和中亚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交流，遗憾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绿洲道路”逐步萎缩，切断了东西的交流，加之宋明理学的勃兴和封建文化的没落，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走向了古罗马的反动，陷入了“静思”的泥泽而泯灭了文化的先进性。
较之中国走向海洋的失败，欧洲的成功使欧洲成为世界经济文化新的中心，而欧陆体育的崛起则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在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的立场上，欧陆复兴了奥林匹克运动，确立了其文化上的先进性，将人类体育发展推向了第三个高峰，首先，其体育文化的主线转向了“人的全面发展”，学校教育和大众休闲成为体育发展的主流；第二，科学知识全面介入体育活动，从体育文化的器物、制度、价值层面支配着体育的发展，体育文化中心在欧陆的转移开始加快并且符合“汤浅光诏”现象［12］，即根据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而迁移。它从意大利学校体育兴起开始到英国户外运动传播，从法国自然体育浪潮到德意志的全民体育活动，再到美国的转移，其转移速度远远超过前两次转移，表现出重叠、继起、互动的中心泛化现象，而且随着人类通讯、交通的变革，这种中心泛化现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出现了多文化中心共荣的生态现象。面对欧陆奥林匹克复兴的历程，常使笔者痛心疾首的追问：“唐代长安体育气象”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民族体育边缘化的大潮中何时才能再生？而2008北京奥运又该给我们的民族体育发展带来什么？
3结束语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体育文化先进性建设是国家体育发展之本，积极吸收借鉴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区域体育文化繁荣的保证。当代中国应该借鉴欧陆体育复兴的经验，坚持文化自尊的精神，积极发掘历史资源，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并虚心学习异质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国体育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6.
［2］ 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5,448-449.
［3］ ROBERT Joe Gutter.斗鸡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
［4］ 李子伟,张兵.陇右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 潘孝伟.唐代体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124-125.
［6］ 陆扬,王毅.大众文学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1-2.
［7］ 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6-29.
［8］ 杨洲.花冠,角斗和金牌［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1,17(10):98-103.
［9］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91-93.
［10］ 王永平.唐代游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7-10.
［11］ 曾玉华，许万林，王广进.唐代长安的集镇化特征与体育文化生态的繁荣［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8).
［12］ 傅正华.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分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5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