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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在众多自然灾害中，瘟疫无疑是最令古人恐惧的灾害之一。因为相比于旱灾、风灾、水灾等看得见的灾害，瘟疫传播酿祸于无形之中，让人防不胜防。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对传染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逐渐摸索出了一些抗疫经验。当然在今天看来，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古人对于瘟疫的认知还处于浅薄阶段，其应对措施也显得有些简陋。但是即便如此，古人抗疫的经验教训仍有一定价值，其中的一些理念和措施甚至沿用至今，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官方治理
古代的自然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一旦发生瘟疫灾害，其造成的破坏力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当时，瘟疫不但会给普通民众带来灭门之灾，还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甚至是一个王朝的历史走向。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弱小的刘备、孙权联军之所以能够击败强大的曹操，除了周瑜、黄盖等人的火攻智谋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于曹操军中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瘟疫，极大地影响了曹操部队的战斗力，不得不撤兵北还。又如明朝崇祯末年，北京地区发生了极为严重的瘟疫，史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瘟疫很快传播到了明朝北京驻军之中，大量士兵染疫病倒或死亡，以致李自成进攻北京时，明军根本无法组织兵力进行有效防御，很快就城破国亡，崇祯帝自缢煤山。由于瘟疫对国家的兴衰存亡具有重要影响，再加之它时常引发民变、造反等严重威胁统治的事件，因此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瘟疫问题，只要朝廷不是处于极度战乱或腐朽时期，官府大多会针对瘟疫灾害进行治理。
在历代王朝中，秦朝崇尚法治，以严刑峻法著称。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代法律竹简，其中就有秦人关于处理“疠”这类传染病的法律记载。所谓“疠”病，医学史专家认为应当是现代的麻风病，具有较强传染性。根据《云梦秦简》记载，如果犯罪之人感染了“疠”病，就要把他送到“疠所”，也就是传染病患者的隔离场所。犯罪患者到了“疠所”之后，基本上要被处以“定杀”之刑。《云梦秦简》中专门对“定杀”做了解释，大意为活埋或者淹死。由此可见，秦朝对于犯罪瘟疫患者的处理非常残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秦人对于瘟疫类疾病的高度恐惧。不过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不难看出，秦朝对于传染病已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把病患统一放到“疠所”集中管理，已颇有些“隔离”的色彩。
汉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秦朝残暴而亡的教训，废除了大量秦朝的严刑峻法，对百姓施行仁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思想树立为正统思想，仁政治国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系列政治举措对于汉代乃至此后各王朝的抗疫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代官府抗击疫情的办法有不少，总体而言，减免租税、发放粮药是比较常见的措施。瘟疫通常会伴随着水、旱灾害甚至战乱之后而暴发，自古就有“大灾、大战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当瘟疫暴发时，必然伴随着大量农田荒芜、粮食短缺等情况，因此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就成为官府救灾的首要任务。西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皇帝就曾下诏“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瘟疫病人亟需药物治疗，朝廷也经常向疫区派医发药。东汉安帝时期，东南会稽一带发生了瘟疫，朝廷派遣高官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疫”。东汉桓帝时期，京师洛阳一带发生了瘟疫，朝廷再次派出光禄大夫带着医药巡视疫情。
汉平帝元始二年（2），青州地区出现了严重蝗灾，紧接着便暴发了瘟疫。朝廷下令减免租税，派官员赴地方指导灭蝗。政府出台法令发动百姓捕捉蝗虫，依照捕捉重量发放补贴。面对同时暴发的瘟疫，朝廷下令“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腾出房屋来集中治疗染疫者，这说明当时之人对瘟疫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隔离治疗”意识。这场瘟疫使得大量百姓家破人亡，朝廷拨专款用于善后。史载“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可见这一工作布置得十分细致。此外，朝廷还专门把安定的呼池苑改为安民县，专门用来安置灾民，赐给他们房屋、粮食、家具，借给他们耕牛、种子，用于恢复生产。尤为不易的是，朝廷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城专门划出了一大片地方，用来安置贫民。
从以上数则典故不难看出，早在汉朝时期，国家针对瘟疫等自然灾害已经有了许多应对策略。虽然当时的人们没有掌握现代医学知识，不能做到当下的科学防疫，但是这些救灾举措对于当时的防疫工作，特别是在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等方面，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被此后的历代王朝所借鉴。例如唐太宗贞观年间，朝廷曾连年向发生瘟疫的灾区遣医送药。又如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河南发生饥荒，光禄寺少卿钟化民奉命前往赈灾。他赶赴灾区后，发现“流离满道，饿殍盈途”，马上意识到“大荒之后必有大疫”。于是，钟化民下令广开粥场赈济饥民，派医生为贫苦患者治疗，并专门发给他们钱粮。当时，大量贫民家破人亡，被迫贱卖妻子、儿女。钟化民下令官府出资替这些人赎身，让他们重新回到亲人身边“以全其天性”。
社会救助
中国幅员辽阔，古代的交通和信息传播又非常不方便，如果大小灾害全靠中央政府救济，光是时间成本就令灾民无法承担。此外，古代生产力比较落后，政府的财力、物力储备其实也非常有限，而瘟疫的暴发在古代又是常有之事，国家对瘟疫救治力不从心之事常常有之。这时，民间自救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朝廷对于社会的控制基本上只到县一级，故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基层乡村基本上是依靠士绅进行民间自治。当发生瘟疫等灾害时，由士绅组织的民间慈善救助对抗疫发挥了巨大作用。
古代民间对于瘟疫灾难的自救措施，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救助和医疗救助两方面。在经济救助方面，不少富裕士绅会向灾民捐款捐物。上文汉成帝时期的青州瘟疫，当时四辅、三公、卿大夫级别的高官和其他吏民向灾区捐献田宅者就达到了两百三十人之多。不过，最为常见的民间经济救助当属地方士绅向贫苦灾民的施粮、施粥活动。例如明朝崇祯年间，江苏高邮地区发生了严重瘟疫，举人胡长澄等人募赈了2万石粮食，“身至被灾之家，计口授食，五日一给，所全活甚众”。又如清朝康熙年间，山东栖霞县受灾，县民随天应说：“我不能当一个守财奴，坐视乡亲贫病而死”。他连续煮粥三个月接济乡亲。第二年，栖霞县再次受灾，随天应加倍地赈济乡亲。当时这场瘟疫令大量百姓家破人亡，许多死者都无法下葬，他出钱购买棺木安葬这些受难者。翻开各种地方志书，此类善举可谓比比皆是，史不绝书。
当然，抗击瘟疫灾害，最重要的法宝莫过于名医和良药。中医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华夏数千年的抗疫史上留下了华丽乐章。其中，东汉末年的名医张仲景贡献尤为突出。东汉末年诞生了我国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医学家，一位是家喻户晓的神医华佗，另一位便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经常暴发大型瘟疫。张仲景从小饱读诗书，精研医术。作为医生，张仲景本人就是瘟疫的严重受害者，大量亲人死于各类瘟疫，这促使他潜心钻研医学，以造福百姓。他行医各地，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再加上多年刻苦研究理论，终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各类传染病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在中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张仲景去世后，《伤寒杂病论》曾濒临失传。所幸在晋朝、宋朝的几位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这部书的精华部分得以流传至今，对中医的发展影响深远，是学者的必读之书。在中医史上，关于传染病方面的专家著作還有很多，例如明末清初医学家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一书，贡献都非常巨大。
古代抗击瘟疫，名医固然重要，但毕竟也是稀缺资源，对普通百姓而言可遇不可求。在古代抗疫史上，大量工作是基层的普通医生承担，他们的名声虽不如名医显赫，但是历史贡献同样伟大，是绝大部分普通患者的救命希望。例如清代陕西华州医生毕士钦，平日乐善好施，即便遇到乞丐也会尽心治疗。同治年间，他在山中隐居，当时瘟疫肆虐，他背着药箱四处救死扶伤。史载“日历数十家，杯水不扰”。又如山东阳信县医生李春泰，当时“疫气流行，百喉痧大作，传染遍乡里”。他自制方药救济民众，史载“远近赖以全活者甚众”。诸如此类的基层良医在历史上还有很多，令人无限敬仰。今天，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有了现代科技作保障，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古人抗疫时国家的仁政和百姓的善举，仍不失为今日抗疫之镜鉴。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