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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剧是指以卧底、情报交换及地下秘密活动为主题的电视剧作品，它借鉴了反特片与涉案剧的成功经验，逐渐成为我国影视市场的一个重要类型。谍战题材作品在近十年内长盛不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创作、播出、复制链条，其根本原因在于主旋律价值观与市场化经济所形成的共同语境。为了迎合当下受众的审美倾向，谍战剧正在逐步实现内容更新，并出现了类型分化趋势。作为建党95周年献礼作品，《风云年代》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谍战剧在大众语境下的一次自我创新。不仅在主体情节、历史背景方面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风云年代》重新审视许多传统谍战剧的创作理念，将严肃与正统的标签，归还予革命历史题材。
一、 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性再现
从上个世纪的《敌营十八年》《誓言无声》，到近年来热播的《潜伏》《黎明之前》，国人对谍战剧的喜爱，来源于作品自身的强叙事性，悬念、高潮等因素分布集中，更来源于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年代剧的附属分支，谍战剧多以史实为取材来源，以剧本为文化载体，致力于展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与偶像剧、科幻剧相比，谍战剧的本土化程度极高，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为编剧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沃土，这一时期中西方文明发生了直接碰撞，权力中心更迭频繁，民众思想发生转化，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与纯粹意义上的架空相比，恰当引入史实有利于艺术真实的形成，拍摄出更有年代感的作品。
《风云年代》的两位编剧花费三年时间，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从近百万字的文献中，为笔下的人物找到了真实可信的历史原型，在“大事不虚”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化的重塑与加工。同时，为了拓展观众的思维，编剧在许多细节上留下了提示，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悉的观众，很容易发现蛛丝马迹。例如，男主人公梁铜（张铎饰）的原型是著名地下工作者郭汝瑰，他的名字便取自郭汝瑰的家乡重庆铜梁县。另一位职务更高的卧底柳飞云（刘冠成饰）也有原型人物，即被誉为“民国半个军事家”的刘斐。剧中柳飞云身为桂系高参，实为地下党员，前期与梁铜互为牵制，竞争战略司司长；后期为了掩护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公布身份，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情报任务。他智勇双全的性格与刘斐高度相似，其职业履历的编写，也比较符合刘斐本人的生平经历。这种影视化的历史再现，并不局限于“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风云年代》中同样有许多混合式的人物，即编剧对多个历史人物进行部分截取，再根据角色特点进行融合。军统特务曾光希（石文中饰）便是一个典例，与周佛海秘密联系的行径，实为戴笠所为；参与盟军情报外交工作，与郑介民相似，而他最終的死亡时间，又与毛人凤高度重合。曾光希表面上冷酷果敢，内心却敏感自尊，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曾光希只能越陷越深。面对官场上阻挠自己的仇敌梁铜，曾光希为了报复，杀死了对方的两任妻子。反复无常的性格、顽固得近乎病态的行事思维，更是强化了人物本身的戏剧感和艺术风格。曾光希这样的反派无疑是出彩的，他不属于任何人，却可以看作是当时国民党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
当下的谍战剧市场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创作思维，许多编剧为了拓展戏剧创作空间、加入流行元素，将自身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完全架空。架空的谍战作品，在实现元素融合和凸显受众地位的同时，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越过历史条件的界限，剧本的社会价值便会大打折扣。从思想层次的角度而言，过度架空的作品很难实现内涵的升华，而谍战剧本身便要求拥有广阔的视野、宏大的格局，以便唤醒现代人内心的崇高信仰。本剧创作者积极寻找历史原型，重新编码影像与史实，尊重了历史的严谨性。剧中细腻描摹的人物，不再是隐遁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者，而是有迹可循的民族英雄，《风云年代》通过合理的艺术虚构与加工，完成了影视作品对革命精神的一次溯源之旅。
二、 交互决定理论的影像化应用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交互决定论”，即综合考虑行为、环境、人的作用，将三者共同纳入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较过去风行的个人决定论而言，交互决定论重视内外因的互动、肯定了环境的作用，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反映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向，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读谍战剧的创作念。在长达35年的经验积累中，我国谍战剧逐渐呈现出两种发展状态，其一是强调场景的横向结构发展，其二是强调时间的纵向思维发展。
从横向结构发展而言，一部优秀的谍战剧，首先要做的便是营造出具有悬疑气氛的场景。以《便衣警察》为代表的涉案剧通过描述犯罪与反犯罪，铺设大量伏笔、猜想，逐步渲染气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电视剧的诸多策略为21世纪的谍战剧提供了文本上的参考及珍贵的影像实践。同时，新媒体环境为视觉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硬件条件，快速闪跳的剪辑、惊心动魄的配乐、精致考究的构图，这些影像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谍战剧中，致力于构建完整的戏剧环境。二者共同促成了审美元素的丰富，为谍战剧的情节内容注入新鲜血液，例如《风云年代》中多次出现的智力推理、刑讯展示、激烈枪战等环节，大大增强了剧本的表现形式，渲染了惊险悬疑的气氛，让观众的注意力从谜底转移至解密过程。
从纵向思维发展而言，在建国初期的反特片中，个人决定了的倾向非常明显，导致主人公大多设定为“高、大、全”式英雄形象，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平面化、脸谱化的角色形象千篇一律，很难获取观众的广泛认同。而《风云年代》倡导的是角色的去精英化，梁铜步步为营，向权力的顶端靠近，体现了自身过硬的职业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高智商的悬疑推理元素，很容易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得到认可。同时，梁铜情感丰富、爱憎分明，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坚持寻找自己12年前在日本的恋人惠美（徐百卉饰），发现对方失忆后，梁铜更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以新的身份延续过去的爱恋。他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和失去恋人时的颓丧，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弱点。创作者将信仰的成长简史建立在人格的缺憾性上，通过对正面人物的感性化塑造，让荧屏上的英雄走下了神坛，拥有了平民化的特征。《风云年代》中的人物，大多站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无限接近于平凡，只有在这样的角色身上，观众才能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人类原始的英雄情结和神秘体验心理，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下观众对于价值观走向的时代思考。与许多复制模仿、有噱头无内容的作品相比，《风云年代》的叙事模式，充分体现了环境、人、行为三方面因素的融合，从而印证了交互决定理论的在影视方面的可行性。
三、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性实践
随着资本逻辑的持续变更，谍战剧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类型分化现象。一方面，传统谍战剧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市场份额，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以《麻雀》《伪装者》为代表的青春谍战剧异军突起，为红色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二者均是动态演变的产物，并非纯粹的竞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发挥了讴歌地下英雄，传承革命信仰的作用。
与传统意义上的谍战正剧相比，青春谍战剧的受众主体年龄较小，浪漫主义气息浓厚，它们在青少年群体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客观上推动了红色精神的传播。但许多年轻演员缺乏相似题材的演出经验，历史知识也比较匮乏，很难把握地下工作者的性格特征。同时，部分传统谍战剧默守陈规，依然使用着反特片中的剧情模式和人物设定，这样的作品过分注重理论教育作用，情节刻板无张力，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视听需求。《风云年代》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在传达官方意志、实现政治传播功能的同时，获取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本剧大量运用了二元对立关系，密码的编写与破译、谍报的传递与截获、信仰的坚持与背叛，實际上，二元对立语境正是谍战剧本质的回归，通过对地下战场的描摹，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两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除战争片中枪林弹雨的有生消耗外，历史深处存在着一种渗透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执行情报任务，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潜伏在敌对势力内部，他们要克服的不仅是敌人带来的压力，更是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面对那些必须做出的牺牲，他们不断拷问着自己的人格和信仰。梁铜在国民党战略司的沉浮，正是谍战这一行为的本质体现，主角个人的成长，是无数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随着梁铜竞选司长成功，实际指挥作战部署，两元世界间的对立也愈演愈烈。简单的二元体系还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部格局宏大的作品，为了丰富内容，本剧同样引入了爱情元素，尽管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米兰妮失忆的情节，偶像化色彩过于浓厚；梁铜与杨素雅、秀姑的两段爱情着墨不足，与主线没有形成互动关系等。但整体而言，《风云年代》突破了谍战剧“假扮夫妻”这一传统模式，对梁铜与米兰妮之间的革命爱情进行了真实细腻的描写。
身处后消费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红色思想和敢于奉献、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最匮乏的。许多“浅创作”的作品对谍战题材的理解较为肤浅，轴心精神缺失、人文内涵溃败，这必然导致观众的“浅观看”，无法实现教育和传播功能。正因如此，《风云年代》才尝试着在类型分化中寻找传播策略，对“谍战”二字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
结语
为了拓展受众范围，将偶像剧元素融入谍战题材本也无可厚非，但现代观众的心理趋向，难免会对作品思想的原真性产生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谍战剧的类型分化现象，既不能默守陈规，也不能盲目追捧，让革命历史成为戏谑的筹码。《风云年代》是一部具有前瞻性的谍战正剧，它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开大合的场景。在当下的审美环境中，谍战剧的创作理念和拍摄手法都需要更新，才能把握住这种艺术类型的精髓，从而更好地迎合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
一、 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性再现
从上个世纪的《敌营十八年》《誓言无声》，到近年来热播的《潜伏》《黎明之前》，国人对谍战剧的喜爱，来源于作品自身的强叙事性，悬念、高潮等因素分布集中，更来源于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年代剧的附属分支，谍战剧多以史实为取材来源，以剧本为文化载体，致力于展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与偶像剧、科幻剧相比，谍战剧的本土化程度极高，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为编剧创作提供了天然的沃土，这一时期中西方文明发生了直接碰撞，权力中心更迭频繁，民众思想发生转化，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与纯粹意义上的架空相比，恰当引入史实有利于艺术真实的形成，拍摄出更有年代感的作品。
《风云年代》的两位编剧花费三年时间，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从近百万字的文献中，为笔下的人物找到了真实可信的历史原型，在“大事不虚”的基础上，进行戏剧化的重塑与加工。同时，为了拓展观众的思维，编剧在许多细节上留下了提示，对中国近代史比较熟悉的观众，很容易发现蛛丝马迹。例如，男主人公梁铜（张铎饰）的原型是著名地下工作者郭汝瑰，他的名字便取自郭汝瑰的家乡重庆铜梁县。另一位职务更高的卧底柳飞云（刘冠成饰）也有原型人物，即被誉为“民国半个军事家”的刘斐。剧中柳飞云身为桂系高参，实为地下党员，前期与梁铜互为牵制，竞争战略司司长；后期为了掩护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公布身份，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情报任务。他智勇双全的性格与刘斐高度相似，其职业履历的编写，也比较符合刘斐本人的生平经历。这种影视化的历史再现，并不局限于“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风云年代》中同样有许多混合式的人物，即编剧对多个历史人物进行部分截取，再根据角色特点进行融合。军统特务曾光希（石文中饰）便是一个典例，与周佛海秘密联系的行径，实为戴笠所为；参与盟军情报外交工作，与郑介民相似，而他最終的死亡时间，又与毛人凤高度重合。曾光希表面上冷酷果敢，内心却敏感自尊，他对未来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在既得利益的束缚下，曾光希只能越陷越深。面对官场上阻挠自己的仇敌梁铜，曾光希为了报复，杀死了对方的两任妻子。反复无常的性格、顽固得近乎病态的行事思维，更是强化了人物本身的戏剧感和艺术风格。曾光希这样的反派无疑是出彩的，他不属于任何人，却可以看作是当时国民党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
当下的谍战剧市场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创作思维，许多编剧为了拓展戏剧创作空间、加入流行元素，将自身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完全架空。架空的谍战作品，在实现元素融合和凸显受众地位的同时，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越过历史条件的界限，剧本的社会价值便会大打折扣。从思想层次的角度而言，过度架空的作品很难实现内涵的升华，而谍战剧本身便要求拥有广阔的视野、宏大的格局，以便唤醒现代人内心的崇高信仰。本剧创作者积极寻找历史原型，重新编码影像与史实，尊重了历史的严谨性。剧中细腻描摹的人物，不再是隐遁在历史尘埃中的无名者，而是有迹可循的民族英雄，《风云年代》通过合理的艺术虚构与加工，完成了影视作品对革命精神的一次溯源之旅。
二、 交互决定理论的影像化应用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交互决定论”，即综合考虑行为、环境、人的作用，将三者共同纳入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较过去风行的个人决定论而言，交互决定论重视内外因的互动、肯定了环境的作用，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反映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趋向，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读谍战剧的创作念。在长达35年的经验积累中，我国谍战剧逐渐呈现出两种发展状态，其一是强调场景的横向结构发展，其二是强调时间的纵向思维发展。
从横向结构发展而言，一部优秀的谍战剧，首先要做的便是营造出具有悬疑气氛的场景。以《便衣警察》为代表的涉案剧通过描述犯罪与反犯罪，铺设大量伏笔、猜想，逐步渲染气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电视剧的诸多策略为21世纪的谍战剧提供了文本上的参考及珍贵的影像实践。同时，新媒体环境为视觉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硬件条件，快速闪跳的剪辑、惊心动魄的配乐、精致考究的构图，这些影像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谍战剧中，致力于构建完整的戏剧环境。二者共同促成了审美元素的丰富，为谍战剧的情节内容注入新鲜血液，例如《风云年代》中多次出现的智力推理、刑讯展示、激烈枪战等环节，大大增强了剧本的表现形式，渲染了惊险悬疑的气氛，让观众的注意力从谜底转移至解密过程。
从纵向思维发展而言，在建国初期的反特片中，个人决定了的倾向非常明显，导致主人公大多设定为“高、大、全”式英雄形象，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平面化、脸谱化的角色形象千篇一律，很难获取观众的广泛认同。而《风云年代》倡导的是角色的去精英化，梁铜步步为营，向权力的顶端靠近，体现了自身过硬的职业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高智商的悬疑推理元素，很容易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得到认可。同时，梁铜情感丰富、爱憎分明，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坚持寻找自己12年前在日本的恋人惠美（徐百卉饰），发现对方失忆后，梁铜更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以新的身份延续过去的爱恋。他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和失去恋人时的颓丧，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弱点。创作者将信仰的成长简史建立在人格的缺憾性上，通过对正面人物的感性化塑造，让荧屏上的英雄走下了神坛，拥有了平民化的特征。《风云年代》中的人物，大多站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无限接近于平凡，只有在这样的角色身上，观众才能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人类原始的英雄情结和神秘体验心理，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下观众对于价值观走向的时代思考。与许多复制模仿、有噱头无内容的作品相比，《风云年代》的叙事模式，充分体现了环境、人、行为三方面因素的融合，从而印证了交互决定理论的在影视方面的可行性。
三、 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性实践
随着资本逻辑的持续变更，谍战剧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类型分化现象。一方面，传统谍战剧依然占据着大多数市场份额，涌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以《麻雀》《伪装者》为代表的青春谍战剧异军突起，为红色题材注入了新鲜血液。二者均是动态演变的产物，并非纯粹的竞争关系，而是相辅相成，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发挥了讴歌地下英雄，传承革命信仰的作用。
与传统意义上的谍战正剧相比，青春谍战剧的受众主体年龄较小，浪漫主义气息浓厚，它们在青少年群体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客观上推动了红色精神的传播。但许多年轻演员缺乏相似题材的演出经验，历史知识也比较匮乏，很难把握地下工作者的性格特征。同时，部分传统谍战剧默守陈规，依然使用着反特片中的剧情模式和人物设定，这样的作品过分注重理论教育作用，情节刻板无张力，显然无法满足当下观众的视听需求。《风云年代》在二者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在传达官方意志、实现政治传播功能的同时，获取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本剧大量运用了二元对立关系，密码的编写与破译、谍报的传递与截获、信仰的坚持与背叛，實际上，二元对立语境正是谍战剧本质的回归，通过对地下战场的描摹，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到两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除战争片中枪林弹雨的有生消耗外，历史深处存在着一种渗透关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执行情报任务，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潜伏在敌对势力内部，他们要克服的不仅是敌人带来的压力，更是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面对那些必须做出的牺牲，他们不断拷问着自己的人格和信仰。梁铜在国民党战略司的沉浮，正是谍战这一行为的本质体现，主角个人的成长，是无数同志们用生命换来的，随着梁铜竞选司长成功，实际指挥作战部署，两元世界间的对立也愈演愈烈。简单的二元体系还不足以支撑起这样一部格局宏大的作品，为了丰富内容，本剧同样引入了爱情元素，尽管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米兰妮失忆的情节，偶像化色彩过于浓厚；梁铜与杨素雅、秀姑的两段爱情着墨不足，与主线没有形成互动关系等。但整体而言，《风云年代》突破了谍战剧“假扮夫妻”这一传统模式，对梁铜与米兰妮之间的革命爱情进行了真实细腻的描写。
身处后消费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红色思想和敢于奉献、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最匮乏的。许多“浅创作”的作品对谍战题材的理解较为肤浅，轴心精神缺失、人文内涵溃败，这必然导致观众的“浅观看”，无法实现教育和传播功能。正因如此，《风云年代》才尝试着在类型分化中寻找传播策略，对“谍战”二字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
结语
为了拓展受众范围，将偶像剧元素融入谍战题材本也无可厚非，但现代观众的心理趋向，难免会对作品思想的原真性产生影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谍战剧的类型分化现象，既不能默守陈规，也不能盲目追捧，让革命历史成为戏谑的筹码。《风云年代》是一部具有前瞻性的谍战正剧，它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开大合的场景。在当下的审美环境中，谍战剧的创作理念和拍摄手法都需要更新，才能把握住这种艺术类型的精髓，从而更好地迎合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