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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十一五”时期多数地方区域发展的微观典型，交错着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博弈冲突，折射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尴尬困境，深藏着社会民生的彷徨忧患。
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痛定思痛，文化遗产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
内地开发模式告败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1.兵马俑模式，以博物馆的开发运营为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2.丽江模式，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新旧古城规划失衡，旅游品级连年下降；3.荔波模式，以“穷负债 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4.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但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与穷途，缘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山头主义”。部委行政统辖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难免直接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招致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
遗产开发亟须启动四方面改革
兵马俑、丽江和荔波的发展模式告败，迫使遗产开发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彻底改革，而澳门文化旅游之低成本、民生和谐，注重包容性增长，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理应为“十二五”内地遗产改革和旅游业转型所大力借鉴。
基于澳门模式和内地具体实际，笔者总结了7点“新思维”：1.进行有效和深度的功能置换，反对新建和扩建；2.挖掘和整合场景元素，反对破坏文化空间的孤立建筑；3.严格控制遗产保护成本，剔除大规模拆迁动迁，有效降低政府的“政策投入”；4.优先重视商业活力的维护；5.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参与；6.坚持“保护最优化，利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强调优化保护，正视文化遗产毁灭的不可逆转性，做到有效“存续”，反对不切实际的“永续保存”。提高文化遗产经营的层次，提高旅游企业的治理水平，加快股份制改革进程，积极推动遗产运营企业上市融资，加强市场评估；7.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呈现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局面，即遗产保护的畸形和匮乏并存，遗产开发的过度和不足共生，亟须加快启动四方面改革：第一，启动针对地方政府的科学激励制度改革，比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形式，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补偿措施，提高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允许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征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流动性弱、具有信息优势并能和自身职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税种，如遗产保护“费改税”等。
第二，改革政府职能的设置，设立“文化产业和旅游服务功能区”（TourismRegional），简称“文旅功能区”。针对遗产所在地和文化旅游城市，鼓励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协调多部门利益，统一权责的“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旅委”。
第三，尽快启动遗产经营的股份制改革。世界遗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四权分离分置。今年3月19日，中宣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7月23日，国务院下发通知，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这是世界遗产所在地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适宜加快景区运营股份制改革。但是，经营权并不等于“专营权”，遗产景区的专营权承包转让，以及遗产类上市公司的私有化，需要格外谨慎对待。
第四，改革遗产保护的行政化弊端。基于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笔者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折损量”指标的交易，全国各地文化遗产基于不同等级，都具有每年的文物折损率，通过计算分别得出相应的折损量数值，交易双方利用市场机制及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在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促进文化保护。允许部分文化遗产地区保持较大的遗产折损量，容许这种权利自由交易。在文物保护存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文化遗产利用水平低、文保成本低的地区，可以将自身的折损量出售给文化遗产利用水平高、文保水平高的地区，这样，既满足了文化旅游后发地区的文保资金需求，也满足了文化旅游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利用需求，迫使利用发达地区为了追求盈利而不断降低文保成本，进而设法减少文保损害。
文化遗产面积不大，经济总量有限，却是蕴含巨大影响力的区域品牌，由此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的缩影。痛定思痛，文化遗产开发面临着改革转型的巨大压力。
内地开发模式告败
目前，国内文化遗产开发模式有四：1.兵马俑模式，以博物馆的开发运营为核心，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区域性、系统性；2.丽江模式，过度依赖游客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新旧古城规划失衡，旅游品级连年下降；3.荔波模式，以“穷负债 资本运作”方式，申请世界遗产和发展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不佳，负债风险日趋增大；4.澳门模式，以区域保护和区域开发为原则，注重遗产和社区的利益平衡，不搞大规模拆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带动服务业提升和区域经济。
令人深思的是，前三种模式为各地遗产开发所大力仿效，如长城景区仿效兵马俑，部分贫困县仿效荔波，但近十年的实践证明，前三种开发模式已然穷途末路，如遗产保护投入过大，超出正常的承受范围；产业增长后继乏力；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地方财政负担沉重，收支不平。唯独澳门模式，近五年来，鲜有问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内地遗产开发的危机与穷途，缘于三大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瓶颈：其一，部委统辖管理的“山头主义”。部委行政统辖和市场彼此割裂，权责分置，特别是在产业分工中，职能部委和旅游局的关系，缺乏一个有效和强力的协调机构，造成了“多头管理，低效运营”、“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其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众多遗产保护和历史旧城区改造中，最隐蔽，也是最鲜明的一个原则是“积极疏散旧城的居住人口”，即大规模拆迁，难免直接激化矛盾，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而招致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澳门模式”已经证明，世界遗产的保护标准并未要求旧城居民疏散迁移，旧城民居除了影响文化遗产的视觉效果之外，并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过度和畸形的遗产保护观，造成了以“文化保护”为名，以“民生损害”为实的开发路径。
其三，学术体制更新滞后，误导行政决策。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是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中文、区域经济学、旅游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兴学术方向，只有加以系统整合和协调，才能真正有利于行政决策。由于缺乏多学科和多领域的系统支持，过度依赖单一学科的片面意见，导致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众多项目运营失败。政府支持的遗产科研项目，由于忽视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特点，因而大多收效甚低。
遗产开发亟须启动四方面改革
兵马俑、丽江和荔波的发展模式告败，迫使遗产开发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彻底改革，而澳门文化旅游之低成本、民生和谐，注重包容性增长，有效服务区域经济，理应为“十二五”内地遗产改革和旅游业转型所大力借鉴。
基于澳门模式和内地具体实际，笔者总结了7点“新思维”：1.进行有效和深度的功能置换，反对新建和扩建；2.挖掘和整合场景元素，反对破坏文化空间的孤立建筑；3.严格控制遗产保护成本，剔除大规模拆迁动迁，有效降低政府的“政策投入”；4.优先重视商业活力的维护；5.积极推动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和居民共同合作参与；6.坚持“保护最优化，利用利润最大化”原则，强调优化保护，正视文化遗产毁灭的不可逆转性，做到有效“存续”，反对不切实际的“永续保存”。提高文化遗产经营的层次，提高旅游企业的治理水平，加快股份制改革进程，积极推动遗产运营企业上市融资，加强市场评估；7.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呈现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局面，即遗产保护的畸形和匮乏并存，遗产开发的过度和不足共生，亟须加快启动四方面改革：第一，启动针对地方政府的科学激励制度改革，比如，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形式，建立统一的文化遗产补偿措施，提高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允许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开征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流动性弱、具有信息优势并能和自身职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税种，如遗产保护“费改税”等。
第二，改革政府职能的设置，设立“文化产业和旅游服务功能区”（TourismRegional），简称“文旅功能区”。针对遗产所在地和文化旅游城市，鼓励各级地方政府设置协调多部门利益，统一权责的“旅游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旅委”。
第三，尽快启动遗产经营的股份制改革。世界遗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和管理权”，四权分离分置。今年3月19日，中宣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要求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探索开展文化产业项目的资产证券化试点。7月23日，国务院下发通知，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这是世界遗产所在地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适宜加快景区运营股份制改革。但是，经营权并不等于“专营权”，遗产景区的专营权承包转让，以及遗产类上市公司的私有化，需要格外谨慎对待。
第四，改革遗产保护的行政化弊端。基于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笔者建议设立“文化遗产折损量”指标的交易，全国各地文化遗产基于不同等级，都具有每年的文物折损率，通过计算分别得出相应的折损量数值，交易双方利用市场机制及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在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下，通过交易实现低成本促进文化保护。允许部分文化遗产地区保持较大的遗产折损量，容许这种权利自由交易。在文物保护存在成本差异的情况下，文化遗产利用水平低、文保成本低的地区，可以将自身的折损量出售给文化遗产利用水平高、文保水平高的地区，这样，既满足了文化旅游后发地区的文保资金需求，也满足了文化旅游发达地区的开发和利用需求，迫使利用发达地区为了追求盈利而不断降低文保成本，进而设法减少文保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