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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尔贝·加缪 [法]
译者：刘方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鼠疫》开笔于1940年，本是用疾病来隐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小说写了六年才完成，出版后立刻风靡全球。十年后，阿尔贝·加缪成为当时史上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鼠疫》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加缪曾在不同场合申明，《鼠疫》不是疾病小说。他说：“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
可从结果看，加缪的辩护并不成功。每逢疫情，都是《鼠疫》大卖之时。因新冠肺炎疫情，《鼠疫》在中国热销，在日本也从每周加印300本的畅销书迅速窜至月销4000本。在法国，仅一家出版社，单月便销了1700本。在意大利，销量也骤升三倍……
令人好奇的是，这本故事简单、不太“好看”的小说，为什么这么有魅力？
鼠疫是唤醒自我的一种方式
《鼠疫》讲述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发生大规模鼠疫的故事。这场鼠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消逝。
在加缪笔下，奥兰小城是一个乏味无聊的地方，“在那里你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除了工作、挣钱、闲聊、纵欲之外，人与人已不再有差别。现代化的代价是平庸，好在，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就没有任何困难。随着个性与自我的丧失，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荒诞中。
“荒诞”是加缪特别偏爱的一个哲学概念。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这样描述荒诞：“在一个突然被剥夺掉幻象与光亮的宇宙里，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一个异乡人，既然他被剥夺了对失去家园的记忆或对已承诺之乐土的希望，他的放逐便是不可挽回了。这种人与生命以及演员与场景的分离就是荒谬的情感。”
概括来说，荒诞就是人与背景分离，我们自以为是生活的主角，其实往往活成丑角。在荒诞降临的那一瞬间，我们成了世界的局外人。
遗憾的是，鲜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角色，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这既是一所大学校，又是一座大监狱。它让我们忘掉，世界的本质是不合理的，只因我们被容纳在一个被格式化、被改造的空间中，所以产生了“我可以掌控一切”的狂妄。
对理性寄予无限信任，这已成现代人的痼疾。在我们看来，一切都可以被测量，一切都可以被利用。我们要求孩子们必须考出好成绩，因为“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要求成人必须按规则行事，这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要求夫妻和谐，因为“家和万事兴”;我们要求管理者百无一失，因为“权力大的人责任也大”……在这些绝对正确、绝对好听的词汇下，奥兰小城变得死气沉沉。
所以，当瘟疫到来时，人人都在追问：为什么？谁该承担责任？该怎么应对？人们无法接受真相——这世界并不完全合理，它有太多偶然、无奈、神秘、命运，它们都能击垮我们。可理性只相信，一切有因必有果。那么，为什么鼠疫会从天而降？为什么我会被毫无来由地抹去？为什么偏偏是我倒霉，而不是别人？
一场鼠疫，将人们瞬间唤醒……
面对荒诞，究竟该怎么做
《鼠疫》的故事平淡无奇，人物设置也有些汗漫。书中共写了三十多个人，很难说谁是主角，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拉长的散文。因为加缪没想塑造人物，只想呈现面对荒诞时，人们的不同应对方式。
省长和里夏尔医生拒绝承认这是一场鼠疫。他们强调：只有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经科学论证后，才能下结论。但更深层的因素是，他们不愿相信理性失灵，一旦承认鼠疫，就意味着承认他们已丧失控制力，他们的权力基础将因此动摇——他们对此的恐惧，远超对病菌的恐惧。
神父纳帕卢则坚信，奥兰城人之所以遭难，是上天对他们丧失信仰而给予的惩罚。奥兰城人终日沉迷于赚钱、工作，毫无敬畏之心，只有重回真诚生活，才能战胜鼠疫。这其实很像在新冠疫情中，不少网友公开检讨“我就是病毒”“人类就是病毒”。将外部困境内化，确能暂时消除不安感，可里厄医生看到孩子也死于疾病时，他突然觉醒：孩子们的灵魂不是最干净的吗？为什么上帝不惩罚更坏的成年人，而是惩罚他们？
塔鲁则选择了崇高，他志愿投身于志愿者队伍中，忘我地为患者服务。他以为，瘟疫是对他的道德感的一次洗礼，是他必须经历的一番考验。用夸张的戏剧精神证明自己在场，自己并没和背景分离，所以加缪不客气地写道：“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地歌颂。”如果道德可以用受难程度来衡量，那么，受难越大，荣誉就越高。当舞台消失时，道德家们会不会主动去创造一场灾难，来让自己获得道德体验呢？于是，在疫情即将结束时，加缪让塔鲁患上鼠疫，成为最后的牺牲品，满足了他求仁得仁的理想。
里厄医生则是一个“麻木”的人，他甚至对爱也无动于衷，得知妻子病逝后，他默然受之。里厄医生很可能是加缪笔下的自己——深知生命悲剧，却接受它的所有安排。里厄医生主动切断了表演与抒情，只以冰冷的解决方案，应对冰冷的现实。里厄医生憎恶死亡，但深知死亡不可避免，所以他心如死灰，却是坚持到底的抵抗者。
“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在里厄医生的这句话中，包含了加缪哲学的全部玄机。
人不应仅仅活在抽象概念中
加缪是一个对抽象概念极端厌倦的哲学家。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他写道：把哲学分成10个或12个范畴，又有什么意义呢？哲学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活着。
加缪出身贫寒，17岁时患上肺结核，差一点去世，这使他意识到，所谓“生命的意义”，不过是件奢侈品，它与生命本身并无太多关联。人只能在当下中生活，在选择中塑造自己，所谓悲观与乐观，只是虚无缥缈的概念。
《鼠疫》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揭示出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我们正在自己修建的牢笼中，扭曲着自己。人类以为自己在进步，其实正一步步滑向深渊，只有通过鼠疫这样的极端事件，才能让人有所警醒。
然而，加缪不太相信人类能从灾难中得到教训。在小说结尾，他写道：“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文明在风险中沉浮，个体在自失中明灭。在风中漂泊一生，为不可笑的事情而笑，这也许就是《鼠疫》给出的答案。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