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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要谈谈北方农村的饭场，是因为有人不了解这种乡间民俗。而且也是由于世事变迁，这种淳朴的风俗已经日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3年前，我在武夷山市政府网站上看到过一篇由作者衷桥写的文章，题目是《建国初的苦乐岁月》。作者在《青菜萝卜家常菜》一节中，回顾了解放初期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接管县政权时的情形。其中，对这批主要是来自山西屯留的南下干部在崇安的工作生活做了如下记载：
崇安县于1949年5月解放了。旧政权彻底被推翻了，新政权刚刚建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8月间，山西屯留老区南下工作团长江支队第五中队91人来到崇安，接管县政权。
当时，除公安局外，还设立民教、财粮两科，至同年10月开始分设民、财、建、教、粮食、司法、公安等部门。政府机关除公安局外，全体干部均集中在机关内部办公、学习、吃饭、睡觉，不分昼夜，作息有序，没有休息日，没有薪水，全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发4元零花钱。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是青菜、萝卜家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饺子。没有完整的餐厅，临时盖起一座简陋的厨房（在政府大院的左后边）。每逢三餐开饭，山西南下的老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可能是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然而，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里，却没有一个人喊一声苦，叫一声累。
该文作者衷桥仅以寥寥数笔就真实再现了当年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的同志们刚到崇安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可见该文作者衷桥对这些来自山西屯留的南下干部是了解的，熟悉的。或许还是一位曾经和这些南下干部一道工作过的本地老同志。
其实，“山西南下的老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不是所谓“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而是自古就有的北方农村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北方农村，农民劳作一场，收工之后，回到家中，大家端起热腾腾的饭食走到街头蹲下边吃边聊，话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家大事，身边小事无所不及。饭场是约定俗成的，没有特殊原因，饭场的地点轻易不会改变。这和福建城乡围着桌子吃饭的习惯是很不相同的。
无独有偶，出生在四川的长江支队老前辈常化知在自传体回忆录《八十载风云》中也记录了有关他1947年冬天到河北省邢台县二区搞土改试点时对于乡间饭场的深刻印象：
当时我们到农村工作的工作人员，到当地工作，一般是吃农民家的饭。由村里分派到户，叫做派饭。每吃一次即交出公家规定的粮票和伙食费。无论是一般工作人员或者领导干部都是一样，没有区别。村干部听说我们要到他们那儿搞土改，时间比较长。可能要布置一下到哪些农户去吃派饭。吩咐要搞得好些。我们怕群众对我们搞特殊，大家商量自己开伙，每天轮流做饭。好在那时做饭也很简单，吃面就做馒头，一次多做些可以吃几天，也吃一些小米干饭。吃菜也很简单，就是当地的萝卜白菜之类。或者煮酸菜汤加点其他菜叶。和当地群众吃的一样。定期改善生活，也按机关标准。农民吃饭有一个习惯，大伙把饭做好，一个人一大碗，碗里加点菜，有时手里拿一块盐萝卜，到大门外的旁边一蹲，邻家的也来了，蹲在一块，边吃边聊，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村里大事小事，差不多在一块吃饭时都能听到。
日子久了，和老乡们混熟了，说话也很随便，大家叫我们老常、小李，好像是乡亲邻居一样。工作组不仅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还）发了土地证。通过土改，对村里的政权、群众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人进行整顿，改组充实。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把我们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建立起来。根据村的具体情况，人口多的村，党员多的成立支部；少的成立小组。也有只有一两个党员的。经过土改，农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回来的粮食作物归自己。又通过互助组的活动，把他们在生产中组织起来，农村的生产大大提高。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新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完成。这是我第一次在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工作最长的时间，对自己锻炼和受到的教育也最深。（对于在）实践中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在群众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更加重视。
由此可见，这种乡间的饭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排农事、交流信息的作用。这些有关乡间饭场的回忆也是长江支队老一辈在建政初期，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走群众路线的生动写照。这和所谓的“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是两码事儿。
尽管衷桥对山西南下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的习惯有误解之处，但是，他的文章在描述和阐述上却是非常客观，实事求是的。因为那些大多来自北方农村的南下干部的确有这种生活习惯。这也是作者能够细致地观察生活并加以提炼的可贵之处。衷桥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时光荏苒，辗转六十年。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变成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新兴旅游城市，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条件成为海西旅游的重要支撑、闽台合作的重要基地、南接北联的重要通道、全省文化的重要窗口、绿色腹地的重要平台。如此翻天覆地的惊奇巨变，应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六十年前的“青菜萝卜家常菜”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促成武夷山惊奇巨变的基石。
我完全同意衷桥的这种归纳和阐释。而且，由于文中所提到的山西南下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的习惯，更多体现的是南下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因此，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一样，也同样是促成武夷山惊奇巨变的基石。近年来，我怀着对长江支队老一辈的崇敬心情，曾数次游历武夷山，对武夷山6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更加感念那些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为武夷山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汗水的长江支队老一辈。正如长江支队老领导刘尚之（1949年南下前在山西任中共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在《长江支队赞》中留下的诗句：“福建今日繁荣景，长江支队功难忘。”
愿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像武夷山的玉女峰一样长存，愿武夷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3年前，我在武夷山市政府网站上看到过一篇由作者衷桥写的文章，题目是《建国初的苦乐岁月》。作者在《青菜萝卜家常菜》一节中，回顾了解放初期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接管县政权时的情形。其中，对这批主要是来自山西屯留的南下干部在崇安的工作生活做了如下记载：
崇安县于1949年5月解放了。旧政权彻底被推翻了，新政权刚刚建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8月间，山西屯留老区南下工作团长江支队第五中队91人来到崇安，接管县政权。
当时，除公安局外，还设立民教、财粮两科，至同年10月开始分设民、财、建、教、粮食、司法、公安等部门。政府机关除公安局外，全体干部均集中在机关内部办公、学习、吃饭、睡觉，不分昼夜，作息有序，没有休息日，没有薪水，全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发4元零花钱。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是青菜、萝卜家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吃得上饺子。没有完整的餐厅，临时盖起一座简陋的厨房（在政府大院的左后边）。每逢三餐开饭，山西南下的老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可能是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然而，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里，却没有一个人喊一声苦，叫一声累。
该文作者衷桥仅以寥寥数笔就真实再现了当年长江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的同志们刚到崇安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可见该文作者衷桥对这些来自山西屯留的南下干部是了解的，熟悉的。或许还是一位曾经和这些南下干部一道工作过的本地老同志。
其实，“山西南下的老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不是所谓“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而是自古就有的北方农村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北方农村，农民劳作一场，收工之后，回到家中，大家端起热腾腾的饭食走到街头蹲下边吃边聊，话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家大事，身边小事无所不及。饭场是约定俗成的，没有特殊原因，饭场的地点轻易不会改变。这和福建城乡围着桌子吃饭的习惯是很不相同的。
无独有偶，出生在四川的长江支队老前辈常化知在自传体回忆录《八十载风云》中也记录了有关他1947年冬天到河北省邢台县二区搞土改试点时对于乡间饭场的深刻印象：
当时我们到农村工作的工作人员，到当地工作，一般是吃农民家的饭。由村里分派到户，叫做派饭。每吃一次即交出公家规定的粮票和伙食费。无论是一般工作人员或者领导干部都是一样，没有区别。村干部听说我们要到他们那儿搞土改，时间比较长。可能要布置一下到哪些农户去吃派饭。吩咐要搞得好些。我们怕群众对我们搞特殊，大家商量自己开伙，每天轮流做饭。好在那时做饭也很简单，吃面就做馒头，一次多做些可以吃几天，也吃一些小米干饭。吃菜也很简单，就是当地的萝卜白菜之类。或者煮酸菜汤加点其他菜叶。和当地群众吃的一样。定期改善生活，也按机关标准。农民吃饭有一个习惯，大伙把饭做好，一个人一大碗，碗里加点菜，有时手里拿一块盐萝卜，到大门外的旁边一蹲，邻家的也来了，蹲在一块，边吃边聊，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村里大事小事，差不多在一块吃饭时都能听到。
日子久了，和老乡们混熟了，说话也很随便，大家叫我们老常、小李，好像是乡亲邻居一样。工作组不仅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还）发了土地证。通过土改，对村里的政权、群众团体的组织和领导人进行整顿，改组充实。吸收新的积极分子入党，把我们党在农村基层领导建立起来。根据村的具体情况，人口多的村，党员多的成立支部；少的成立小组。也有只有一两个党员的。经过土改，农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回来的粮食作物归自己。又通过互助组的活动，把他们在生产中组织起来，农村的生产大大提高。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新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完成。这是我第一次在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工作最长的时间，对自己锻炼和受到的教育也最深。（对于在）实践中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在群众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更加重视。
由此可见，这种乡间的饭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排农事、交流信息的作用。这些有关乡间饭场的回忆也是长江支队老一辈在建政初期，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走群众路线的生动写照。这和所谓的“老区游击生活带来的习惯”是两码事儿。
尽管衷桥对山西南下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的习惯有误解之处，但是，他的文章在描述和阐述上却是非常客观，实事求是的。因为那些大多来自北方农村的南下干部的确有这种生活习惯。这也是作者能够细致地观察生活并加以提炼的可贵之处。衷桥在文章中接着写道：
时光荏苒，辗转六十年。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变成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新兴旅游城市，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条件成为海西旅游的重要支撑、闽台合作的重要基地、南接北联的重要通道、全省文化的重要窗口、绿色腹地的重要平台。如此翻天覆地的惊奇巨变，应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六十年前的“青菜萝卜家常菜”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促成武夷山惊奇巨变的基石。
我完全同意衷桥的这种归纳和阐释。而且，由于文中所提到的山西南下干部“喜欢端着一碗饭，各自蹲在草坪上吃”的习惯，更多体现的是南下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因此，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一样，也同样是促成武夷山惊奇巨变的基石。近年来，我怀着对长江支队老一辈的崇敬心情，曾数次游历武夷山，对武夷山6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也更加感念那些发扬我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为武夷山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汗水的长江支队老一辈。正如长江支队老领导刘尚之（1949年南下前在山西任中共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在《长江支队赞》中留下的诗句：“福建今日繁荣景，长江支队功难忘。”
愿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像武夷山的玉女峰一样长存，愿武夷山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