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倥偬之中，义潜已经走了十年。
像我这样比他小的人，也已年届古稀，更多的朋友似乎比他都大，义潜女儿静静告诉我，吴三大、钟明善伯伯说：“要办你爸爸的十周年抓紧办，我们年纪都大了，了解你爸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勉强还算个了解他的人，手无缚鸡之力，又能有什么用？义潜生前死后，我都帮不了他什么，唯一能做的，无非是写点纪念文字，即使已经写过的，也总因杂事纷扰，太过简略，甚觉有愧于他，常常象陪他喝酒，想让他喝，又怕他喝醉，难以尽兴一样。他的故事太多，我又因时间和能力难以描述的准确详细。
义潜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少有的奇才，无论先天的才华和后天的努力，均非一般凡夫俗子可比。然而囿于他的性格、嗜好以及当时的生存环境，使他遭受到过多的坎坷，极大地消磨了他的精力，阻碍了他的发展，使他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艺术巅峰，甚至几乎被埋没了。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即使在人生划上句号时，他也不过只发挥了自己才华的几分之一，而这几分之一中，又能让人了解其中的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义潜的朋友学生很多，记得他的人不少，前些时我曾得到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他逝世三周年时学生们在他墓前的合影，很特殊的浮像围着一圈热爱着他的人，让看到照片的朋友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张义潜生不逢时。如果他晚生几十年，赶上今天的好时日，那就绝不会早早的离开人世，他的才华与性格得以充分张扬，他的艺术与理想得以极致发挥。那一定让朋友们少了这许多感叹、惋惜，义潜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絢丽景象。
张义潜十八岁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与许勇等人同学。成绩优异，出类拔萃，原应留校任教，因西安还有老母亲，遂回陕西在西安美院任教并负责教研室工作。
我与他相识四十年，看他画画真是一种享受。想当年，他为我爱人画肖像，我的双胞胎女儿，一个盘在他怀里，一个爬到他头上，他一手扶着头上的孩子，一手拿画笔飞快的舞动，三下五去二，十来分钟光景，一幅国画肖像跃然纸上，那种准确、那种速度，何等的神奇洒脱，何等的风流倜傥。除去看他画那许多应酬，或为我的电影剧本《敦煌守护神》画插图，他也送我几幅工笔小画，再就是《林则徐》、《周总理与齐白石》的印刷品，为看《杨玉环奉诏温泉宫》，我两次专程跑去临潼，仅这些已足以让我五体投地！
直至近日，我才发现我所看到的只是张义潜的冰山一角，大半年来，他女儿静静一直与我联系为父亲出画册之事，前不久我去西安，静静不巧出差，她的弟弟安安来找我，带来了一批义潜的作品照片，真让我大开了眼界，这其中有鸿篇巨制，有立轴有横幅，更有大量的水粉、水彩、素描、速写。据安安讲，这里面大多数是早年清理房子时散失出去的，如今被孩子们一批一批、一张一张的买了回来，为了搜寻父亲的画，安安自己开了个画廊，卖些其他人的画，买回父亲的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中，还真的大有成效，不少想都没想的大画小画都陆陆续续的完璧归赵。回到了义潜的儿女手中，我发自肺腑地说：“你爸经历那许多苦难，也亏欠儿女，你们没有怨言，将大部分作品收集回来，能有你们这样的儿女，你爸值了！”
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作品？人眼是尺，人心是秤，不必我过多评价，七十年岁月，我经历太多，尤其是工作之便兴趣所致，大半生看到的画家，如过江之鲫，比对一下，能画到他这种程度的，凤毛麟角。仅限于幸存下来的这批素描，闻名海内的大师们，亦不过如此，我还要讲明一点，这些素描习作大都是义潜二十岁前后留下的痕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值弱冠之年的张义潜毕业创作即画了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巨制《林则徐》，先后被印成年画、单幅画，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从而奠定了他毕生从事历史人物画创作的基石。由于他太年轻，以至于刚到美院，大家尚不熟悉，一次他在院内吸烟，竟被制止“学生怎能抽烟？”闹了笑话。但时隔不久，他便辞去公职离开了美院，其中有不便讲明的原因，也许我误听误解，正由于这原因，时值今日，我见到另一位闻名全国的大画家就避开，义潜本人缄口莫深，也许他们之间早已没有芥蒂，但我心中这块疙瘩却结了几十年，不愿提起而已。
义潜离开美院，走向社会，也走上了他人生的“滑铁卢”。
他辗转了几个地方，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蓬湖区进修学校：那学校坐落的地点叫“冰窖巷”，我并不迷信，但就是这个地方成为义潜人生的冰窖，他的生活和心情都如同掉进“冰窖”一样，寒冷刺骨，再也没有温暖过来。说是学校，实际上有点像私人开办的培训班。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单位和社会上没有机会上美院的爱好美术的年轻人。尽管学校不正规，但这老师却十分了得，于是教出的学生便个个出手不凡，很多在当今画坛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也从此以后，他远离了主流体系，流落民间，闯荡江湖之上，经受了大半生难以言云的煎熬！
张义潜是天生的教师命，他也是弟子学生围在身边最多的一位老师，如今享誉画坛的大画家王子武、崔振宽，高民生，孙振廷，赵步唐，乔玉川等都曾是他的美院学生，他与学生之间往往没大没小，因为许多学生年龄比他还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著名画家崔振宽原来与他同学，后来他变成了老师。还有更多的学生是社会上收的弟子。有钱就交学费，没钱就拉倒！这些学生也不把他当外人，于是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儿！那时学生能送他的礼品无非是烟酒，他往画案上一堆，大家共产。有一次他外出办事，我在房间等他，这时进来一人顺手在画案上拿起一条大前门，咔嚓一下掰成两瓣，拿起半条往包里一揣就走，我不高兴了，向他吼到：“干什么？”那人愣了一下说：“没什么，拿张老师几盒烟。”我说：“老师的烟怎么能随便拿？”他说：“我也给老师送，没了也来拿，以前常这样。”我说：“以前我不管，今天就不行，你送了又拿走，不如不送，放下！”那人看我气冲冲的样子，不得不放下，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后义潜听我诉说此事，大笑着说：“学生跟我常这样，没了还有人送，你别当回事。”义潜这种厚道对待学生朋友的态度很让我感怀，大家又怎能忘了他？
如果时光推后三十年，义潜活在当今，无论如何也埋没不了。北京从海外回来一位“名家”，是封面就买，是广告就做，要八万给十万，钱不是问题。一时间铺天盖地都是这位“名家”的尊容，内页文章更不必说，当然还有拍卖会，电视台，有钱能使鬼推磨，终于推出个“大画家”。这一位好在还能抹两笔，虽然蒙不了圈内人，但唬一唬老板、矿主、企业家、银行家还绰绰有余。更有前仆后继、风起云涌，一批又一批莫名其妙的“名家”、“大师”。写一个乱七八糟的“龙”字拍卖一千万，画一张连自己都说不明白的画八百万，且常常借助电视台“慈善”拍卖，于是红了！火了！张口闭口“平方尺”，你一平尺五万，我十万，有的喊到六十万、七十万，还不算最高的，这大部分垃圾都堆在了有钱人家的库房里。 他是独生子，两个月时便失去了父亲，剩下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守寡终身，靠着卖饸饹供儿子上学，她刚毅的性格硬是为画坛培养出了一名才子。义潜赶上了好时候，他考上高中，又进了学院，助学金一直伴随着他读书长大。义潜也碰上了坏时侯，一九六○年自然灾害，学院处于半停顿状态，他好长一段时间呆在家里。像她母子那样的经济状况，生活清贫可想而知，义潜没有放弃他的学业，仍不停地在小阁楼上临画着印制的唐宋名作，宣纸没有了，他就用晒图纸背面将就着勾描。正在这时，母亲把他叫下来，不声不响地给了他五十元钱，让他去买纸笔。他原以为是母亲的体已钱，顺从地接过，如数都买了宣纸。不久，宣纸用完了，母亲叫着他又递过五十元钱。这次他犯了疑心，试探着问：“妈，您哪来那么多钱呢？”母亲摆了摆手说：“你别问，买纸去罢。”后来他才发现，放在母亲床下的寿材板不见了。这是母亲省吃俭用给自己置下的身后防物。何况那年老人已是近七十的高龄。然而为了让他画画，竟悄悄地卖了。这钱就像儿子学画的专款一样，她舍不得花一个子儿，买一口吃的。儿子感动了，他不能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第二天，他偷空起了个大早，跑到城南犁过的地里拾回了半口袋碎红薯。当他兴冲冲跑回家门的时候，看见端着一碗稀面汤的母亲直瞪瞪地盯着他，他胆怯了，不由自主地跪到了母亲面前，好大一会儿，母亲才从牙缝里咬出了一句话：“不争气的东西！”义潜喃喃地说：“妈，我错了”。“你错了，错在哪儿了？”母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地呵斥着：“这样你就嫌苦，受不住了？放下画不画了。我熬你、守你为啥？我倾家荡产为啥？为了叫你荒废学业去拾红薯？”老母亲越说越气，扬起手中的饭碗劈头朝儿子砸来，碗砸在儿子头上，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母亲连眼睛都不眨，从一旁抓过纸笔扔到了义潜眼前：“把今天的给我补上！”扭头钻到布帘后边自己的床上，合衣躺下了。就这样，义潜跪在地上画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母亲起来后仍去饸饹铺。临走前只说了一声：“起来，睡会去吧！”义潜站起身，看到母亲床上乱着，便过去整理床铺，他叠到母亲被子的时候，才发现枕边、被头湿了好大一片。挨打的时候他没有哭，此时他难过地哭了。他画了一夜，母亲蒙着头默默地陪着他流了一夜的泪！
从那以后，母亲平生发的第一次火，讲的那么多话，刻骨铭心，使他永远不忘。他再也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了。
母亲爱儿子的方式也超乎寻常，记得“文革”中，义潜给钟楼下宣传栏画“评法批儒”宣传画，常常是刚贴上去，第二天就被爱好者揭去了，义潜听说就再画了让人补上。后来老母亲知道了，干脆每天早上拿一小板凳拉着孙子坐在宣传栏下，守着儿子的作品以免丢失，哪个地方被风刮起了角，她马上用浆糊贴好，有人用手摸，她也会立刻制止：“别动！”那时老人已是九十高龄。她曾经给我说：“你们这一行我不懂，我就知道俺娃画得好。”真是个纯朴又伟大的母亲。义潜更是百依百顺，孝敬有加。以他的天分和努力回报母亲的茹苦含辛。
义潜是西安名家里我认识最早的一位，众多的画坛人物不少都是通过他一个个接近并熟悉的。第一次见他，双方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彼此交谈很投缘，说不出的亲切，他当场为我画了一幅《八骏图》，把全部的情意都融入了笔端，载入他的大作里了。
那时他所工作的冰窖巷，据说是张伯英曾经住过的地方，当年钟明善先生和他一起办专栏，搞活动，形影相随，今天很多名家都是这里汇聚的常客，我也同其中很多人成了朋友。我与义潜算得上莫逆之交，他绝不是那种只知画画，只会喝酒，毫无情趣、枯燥无味的艺术家，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书呆子一个，不爱讲话。其实他感情丰富的很，也很健谈。在“文革”前后，孤陋寡闻的我，就是从他身上了解了很多西方的世界，是他极力向我推荐《巴黎圣母院》，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还不知是部电影还是什么东西；是他花费了一下午时间给我讲述了一部直至今日也未能看过的西方电影《法吉玛》，那震撼人心的故事，由他声情并茂的话语讲出来的那一刻，我瞬间仍然历历在目！但他却有太多不为人知和不愿对人说的心事，接触时间长的朋友，谁能体味多少就理解多少吧。
张义潜坦荡豪爽，为人仗义。“文革”期间，有次美院红卫兵在钟楼批斗石鲁，几个人逼着石老搭梯子上钟楼顶贴标语，义潜路过，立即从石老手中夺过浆糊桶爬上梯子，其中他的几个学生慌忙阻拦：“张老师，太危险了，您不能上！”义潜愤怒地说：“我三十多岁不能上，他五十多岁能上吗？”红卫兵们无言以对，这出闹剧才算收场。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的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做客，同去的还有吴三大先生，饭后义潜趁着酒意画了一张《松鹰图》，三大先生信笔写下一付“书入秦汉，画出宋元”的巨幅对联，义潜趁着三大写字的功夫，去到另一个房间，看到我的小外甥在临画稿，他信手拿起一张问：“这是谁画的？”宝儿说：“俺舅。”“你怎么随便拿稿子玩？”宝儿说：“俺舅不要了，让我照着画。”义潜急了：“这稿子怎么能不要？画的挺好的。”他急匆匆把我拉过来问怎么回事？我一看画稿笑了：“这是以前画的，没用了，给孩子玩吧！”其实这批连环画稿，我怎会不珍惜？一九五七年画起，一九六一年第一本完成，随后又画了几年，压了十几年，只因为那年代出身不好，碰壁太多，我采用抛弃的方式，也算一种宣泄吧！义潜一听发了脾气：“简直是胡闹，马上给我找找！”宝儿慌忙把稿子凑到一起，一数少了七张，我说：“找不全了，就是找全了也没用，文字脚本早没影了。”义潜固执地说：“少了的七张，你給我抓紧补上，至于文字更不在话下，你就是搞文字的，全当看图说话，画面内容，一张一张重新写起来，我给你一个礼拜时间。”我说：“不行！扔了这么多年，一个礼拜这么大劳动量，打死我也弄不出来！”义潜沉吟片刻：“十天，再加三天，不能再晚。”于是我意外地进入了一项高强度的抢救工作。九天下来，大功告成，我立即带着稿子去“冰窖巷”，他正和几个人谈事，见我抱着大包小包的，二话不说，推着我就走，他带着我来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走在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面前，把我的稿子往桌上一摊：“看看怎么样？”那人打开包裹，翻看了几张，说：“画得不错！”义潜重复了一句：“画得不错？”随手拉着我：“走！”我被他拉得晕头转向，那人也连喊着：“张老师，张老师！”我和那人都陷入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云里雾里。 我们回到“冰窖巷”，我大惑不解地问：“老哥，咱什么都不说，稿子一扔就走，能行吗？”他说：“你别管了，他会找我的。”话音未落，电话来了，那边说：“你走后，稿子我看了，画得不错，我已列入了后年的出版计划。”义潜说：“后年？明年我都等不及了！”对方说：“张老师开玩笑吧！现在已是十月中旬，明年的计划早报上去了，后年的第一本就定这套，已经够快了。”义潜不理会对方的话，仍然坚持说：“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今年必须出！”随手挂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说：“我的哥！你这么霸道能行吗？”他说：“你别管！”我也管不了，权当没这回事，几天就忘到了脑后。孰料，元旦前的几天，义潜突然让人来喊我，匆匆赶到他的住所，发现我的连环画样书已经摆在了他的画案上。这是一九七九年的岁末，距我开始画稿子的一九五七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我感到头有点转，地也有点转，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热泪盈眶，一把搂住他，差点从他脸上咬下一块肉来。
又过了二十年到二十世纪末，由于我写了一篇张义潜的文章中提及此事，恰恰那位退休的美编室主任看到了，他对义潜的女儿静静说：“那发稿人就是我呀！”这是张义潜一位极要好的朋友，名叫邹宗绪。尽管他不知书中坎坷，但既然张老师态度坚决，肯定事出有因，他便破了大例，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静静告诉我之后，我也非常想当面谢谢这位事业上的恩人，然北京西安相距遥远，我去西安的时间也很有限，便一直在找机会。突然一天友人告我：“邹宗绪不在了！”我哀叹连连、追悔莫及，真觉得对不起他，留下一生的遗憾！正由于这本书的开头，我才重新把那些经过岁月洗刷已经发黄的画稿一点点集中起来，又凑了七八本陆续由山西、新疆、河南、天津、北京等地出版。由于义潜的鼎力相助，意想不到圆了我几十年夙愿连环画的梦。
回忆起动荡的七十年代，想起的事情还有很多。记得那时每逢年节，我总会从河南下放之地带一些东西，送到西安给义潜过年，他这人大公无私得很，也总把这些东西分成几份，然后这是叶老，那是何老的……每人一份，自己绝对不比别人多！有一年春节前夕，收到他一封信，很简略两行字：“正弟，快过年了，你能来吗？”我马上紧张起来，赶快让爱人去粜粮食，换回钱买了粉条、腐竹、烟和香油等等，又买了半个猪腿，装了整整两大纸烟箱，匆匆背着上路了，车到三门峡，我让列车员撵了下来，因为我没有买票，列车员说：“看你小子光眉净眼，带这么多东西，有钱不买票，下去！”其实我是真没钱了，只好在站台傻傻的等侯下一趟车，等到了上去就站到两个车厢连接处，不料更显眼，车刚到潼关，又让撵了下来，只好再等下一趟再上车，就这样三番五次被撵下车，眼看快到西安，在前一站“桃园”又碰到查票撵了下来，不算长的路程，我竟走了两天一夜，到了西安还不能走出站口，从铁道上绕了几里地，大包小包压的我汗流浃背，总算到了他家。义潜知道了路途的艰辛，抱着我痛哭一场，然后还是一份一份给大家分开。当时画家们能回报的就是给我画张画，那时画并不值钱，秀才人情纸半张，完全是一种心意。有的当面给我，有的让义潜转交。有一次何海霞先生专为我画了一张大画，让我去取，我由于时间紧迫，也为了省那八分钱电车票，终未去取。现在想起来也并不后悔，只是觉得自己太傻，八分钱省了又能干嘛？义潜自己则常会趁着高兴画张小画送我，让我今天睹物如见人，常常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鱼不知眼泪，因为鱼在水中。那时的生活并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活在那样的日子里。
一九八六年年中，义潜说要去临潼，户口也迁去。我问：“去干啥，还要迁户口？”他说画一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壁画，时间会很长。我明白了，迁户口是为了当时一些副食品供应，没几天他便离开了西安，一月之后，我和爱人赶过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间很破旧的房子里，前期工作已经开始，墙上到处贴着草图，地上桌上乱堆着碗筷和剩馍剩菜，看得出他的生活混乱艰苦，也没什么人帮忙照顾，但他已经沉浸在大型创作之中，身边的一切都顾不上了，我们匆匆聊了一会儿，照了两张照片，连饭也没能吃一顿就离开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我写信问他，他说画好了，但丝毫没有创作完成的喜悦。我去到临潼，一幅十来米长的瓷烧壁画已耸立起来，这幅《杨玉环奉召温泉宫》，数十个人物布满画面，蔚为壮观。我欢心鼓舞的欣赏着，好长时间没见他画过这样宏大的场面了。忽然我发现了问题，怎么没见义潜的落款？他一脸阴云地说：“壁画制作的时候被去掉了。”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吃苦可以！受累也行！没有报酬也不计较！这样大的一件创作怎么能把名字去掉？太欺侮人了！义潜为此打了官司，他的名字又终于补上。其实要不要名字又如何？义潜的作品从来都带有浓浓的张家印记，拿这些龌龊伎俩去算计一位纯朴的艺术家，于心何忍？当事人拍拍胸口想一想！我不愿再记这些陈年往事了。
一个民族的伟大是由一个个优秀人物组成的。兴国家，首先是兴人心，兴文化、兴艺术、无数优秀人物的成就才构成了国家的现代，所谓现代，来自现在的过去和过去的现在。是每一个人的多重反映。
义潜表面上给人以愤世嫉俗，看天走路，傲视一切的印象，不错，他就是那种歪着头翻眼看人的样子，别人顺不顺，我早习惯了。因为他骨子里总有一种逆反心理存在。他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他喜爱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作为一位艺术家，義潜最能唤起人们心中的平等、友善、包容和博爱。他是最谦和的人，至于大家挂在嘴边说的嗜酒，那与他的生活环境乃至命运有关，直到后来影响他的创作和寿命，有位朋友给我讲了两句人们对他的评价：“不喝酒画不成画，喝了酒更画不成画。”这可能是他晚年的写照，我后来也曾看过他画画，开初的几笔干净利落，也很生动，一幅画已经可以了，不知怎的他会突然加上几笔，画蛇添足，把挺好的画面破坏了，他真的有些画不成画了，酒最终危害乃至摧毁了他，也许这是他有意对抗命运的一种发泄！尽管如此，但我要说，他毕竟还有前面几十年留下的大量精美画作，足以让他百年之后屹立于中国画坛，闪耀着无法抹去的光辉。那些曾给人间留下的伟大作品也足够为他自己正名，为历史留下灿烂的一页，这也是难以遮盖的现实。 在漫长岁月里，他创作的历史大画不胜枚举，如《陈胜吴广》、《司马迁》、《屈原》、《苏武牧羊》、《孔子》、《昭君出塞》、《李自成》、《玄奘》、《总理与齐白石》、《重任在肩》、《我们的刘志丹》等等。看张义潜的画如同阅读历史，那是需要静一点心，下一些功夫，才能读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习俗，才能读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才能读出画家对人文的尊重与诠释。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一向是出力不讨好，多少画家避犹不及，义潜却偏偏选择了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并为其奉献了一生。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位以中国历史题材为主的重量级画家，却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圈子之外，数十年如一日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
有人说，张义潜是一位悲剧画家，其一生充盈着悲剧色彩，他的作品林则徐、李自成、陈胜吴广、苏武、屈原无不是悲剧命运或忍辱负重的历史英雄，其实他画这些人物也是在画他自己，他有一脑子正统思想和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及景仰，他也在通过自己的力量弘扬民族爱国情怀，他的作品很美，充满着激情、活力和悲壮美，这种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贯穿了他一生的伟大创作，使众多的学者、专家在将来研究他评论他的时候，才会有鲜活的资料和历史依据。
如今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师”、“泰斗”充斥着画坛，张义潜的英名几乎鲜为人知，即使在西安，义潜的名字与作品也往往被人忽略不计，又要说起“平方尺”，仅北京、天津当下走红的人物，动辄一平尺数万，十数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也不在话下，而张义潜的作品价值则无法与之相比，恰当一点的说即杯土泰山，“大师”是泰山，张义潜是杯土，因为人家的画值钱，张义潜的不值钱！但如果真要动个真，把所有的作品拿出来较量一下，那可能就要打个颠倒，不知多少人在张义潜这泰山面前变成了杯土！急功近利的喧嚣，只能逞强一时，何必计较一时一事的成败。吹尽黄沙始到金，让等待变成价值，让铁面无私的历史把人间公正留给未来！
四十年瞬间，我写过无数的艺术家，唯独没有写过他，八十年代写了一篇类似小说性质的《将军楼轶事》，还小心翼翼地用了化名，个中原因是怕写不好，有辱他的英名。天妒大才，他心底深处怀才不遇的悲凉，痛楚，压抑，忧愤，始终自己默默地承受，很难以释放出来。他唯有拿起画笔面对创作，进入自己设定的世界，那样种种不快才能解脱。他不是借助绘画宣泄个人恩怨，而是通过绘画再现人性的崇高，这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他的许多巨作不断涌现的原因所在。我总想着还有时间，等条件成熟，等静下心来，要写就好好地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原一个真真切切堂堂正正的张义潜。孰料他生命戛然而止。我有说不出的懊丧和悔恨。张义潜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写他，人不在了才亡羊补牢。拿起笔来，泪流不止，笔头沉重，眼眶不干，我不知道怎样开头，怎样收尾，我只觉得这篇文章的空间有限，根本容不下像义潜这样一位巨人。將来若有空闲，能力也允许，我很希望为这位可钦可敬、可歌可泣的画坛巨子写一部长篇评传。眼下的小文，只能算个引子。以奉先兄义潜在天之灵尊前！
记不清哪里有这样一段长短句，权作结尾：
阴阳乾坤
正邪风雨
江湖信步
生死来去
薄功名
轻利禄
满腔血
酬知己
悲欢无穷期。
像我这样比他小的人，也已年届古稀，更多的朋友似乎比他都大，义潜女儿静静告诉我，吴三大、钟明善伯伯说：“要办你爸爸的十周年抓紧办，我们年纪都大了，了解你爸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勉强还算个了解他的人，手无缚鸡之力，又能有什么用？义潜生前死后，我都帮不了他什么，唯一能做的，无非是写点纪念文字，即使已经写过的，也总因杂事纷扰，太过简略，甚觉有愧于他，常常象陪他喝酒，想让他喝，又怕他喝醉，难以尽兴一样。他的故事太多，我又因时间和能力难以描述的准确详细。
义潜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少有的奇才，无论先天的才华和后天的努力，均非一般凡夫俗子可比。然而囿于他的性格、嗜好以及当时的生存环境，使他遭受到过多的坎坷，极大地消磨了他的精力，阻碍了他的发展，使他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艺术巅峰，甚至几乎被埋没了。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即使在人生划上句号时，他也不过只发挥了自己才华的几分之一，而这几分之一中，又能让人了解其中的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义潜的朋友学生很多，记得他的人不少，前些时我曾得到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他逝世三周年时学生们在他墓前的合影，很特殊的浮像围着一圈热爱着他的人，让看到照片的朋友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张义潜生不逢时。如果他晚生几十年，赶上今天的好时日，那就绝不会早早的离开人世，他的才华与性格得以充分张扬，他的艺术与理想得以极致发挥。那一定让朋友们少了这许多感叹、惋惜，义潜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絢丽景象。
张义潜十八岁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与许勇等人同学。成绩优异，出类拔萃，原应留校任教，因西安还有老母亲，遂回陕西在西安美院任教并负责教研室工作。
我与他相识四十年，看他画画真是一种享受。想当年，他为我爱人画肖像，我的双胞胎女儿，一个盘在他怀里，一个爬到他头上，他一手扶着头上的孩子，一手拿画笔飞快的舞动，三下五去二，十来分钟光景，一幅国画肖像跃然纸上，那种准确、那种速度，何等的神奇洒脱，何等的风流倜傥。除去看他画那许多应酬，或为我的电影剧本《敦煌守护神》画插图，他也送我几幅工笔小画，再就是《林则徐》、《周总理与齐白石》的印刷品，为看《杨玉环奉诏温泉宫》，我两次专程跑去临潼，仅这些已足以让我五体投地！
直至近日，我才发现我所看到的只是张义潜的冰山一角，大半年来，他女儿静静一直与我联系为父亲出画册之事，前不久我去西安，静静不巧出差，她的弟弟安安来找我，带来了一批义潜的作品照片，真让我大开了眼界，这其中有鸿篇巨制，有立轴有横幅，更有大量的水粉、水彩、素描、速写。据安安讲，这里面大多数是早年清理房子时散失出去的，如今被孩子们一批一批、一张一张的买了回来，为了搜寻父亲的画，安安自己开了个画廊，卖些其他人的画，买回父亲的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中，还真的大有成效，不少想都没想的大画小画都陆陆续续的完璧归赵。回到了义潜的儿女手中，我发自肺腑地说：“你爸经历那许多苦难，也亏欠儿女，你们没有怨言，将大部分作品收集回来，能有你们这样的儿女，你爸值了！”
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作品？人眼是尺，人心是秤，不必我过多评价，七十年岁月，我经历太多，尤其是工作之便兴趣所致，大半生看到的画家，如过江之鲫，比对一下，能画到他这种程度的，凤毛麟角。仅限于幸存下来的这批素描，闻名海内的大师们，亦不过如此，我还要讲明一点，这些素描习作大都是义潜二十岁前后留下的痕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值弱冠之年的张义潜毕业创作即画了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巨制《林则徐》，先后被印成年画、单幅画，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从而奠定了他毕生从事历史人物画创作的基石。由于他太年轻，以至于刚到美院，大家尚不熟悉，一次他在院内吸烟，竟被制止“学生怎能抽烟？”闹了笑话。但时隔不久，他便辞去公职离开了美院，其中有不便讲明的原因，也许我误听误解，正由于这原因，时值今日，我见到另一位闻名全国的大画家就避开，义潜本人缄口莫深，也许他们之间早已没有芥蒂，但我心中这块疙瘩却结了几十年，不愿提起而已。
义潜离开美院，走向社会，也走上了他人生的“滑铁卢”。
他辗转了几个地方，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蓬湖区进修学校：那学校坐落的地点叫“冰窖巷”，我并不迷信，但就是这个地方成为义潜人生的冰窖，他的生活和心情都如同掉进“冰窖”一样，寒冷刺骨，再也没有温暖过来。说是学校，实际上有点像私人开办的培训班。学生都是各个学校单位和社会上没有机会上美院的爱好美术的年轻人。尽管学校不正规，但这老师却十分了得，于是教出的学生便个个出手不凡，很多在当今画坛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也从此以后，他远离了主流体系，流落民间，闯荡江湖之上，经受了大半生难以言云的煎熬！
张义潜是天生的教师命，他也是弟子学生围在身边最多的一位老师，如今享誉画坛的大画家王子武、崔振宽，高民生，孙振廷，赵步唐，乔玉川等都曾是他的美院学生，他与学生之间往往没大没小，因为许多学生年龄比他还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著名画家崔振宽原来与他同学，后来他变成了老师。还有更多的学生是社会上收的弟子。有钱就交学费，没钱就拉倒！这些学生也不把他当外人，于是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儿！那时学生能送他的礼品无非是烟酒，他往画案上一堆，大家共产。有一次他外出办事，我在房间等他，这时进来一人顺手在画案上拿起一条大前门，咔嚓一下掰成两瓣，拿起半条往包里一揣就走，我不高兴了，向他吼到：“干什么？”那人愣了一下说：“没什么，拿张老师几盒烟。”我说：“老师的烟怎么能随便拿？”他说：“我也给老师送，没了也来拿，以前常这样。”我说：“以前我不管，今天就不行，你送了又拿走，不如不送，放下！”那人看我气冲冲的样子，不得不放下，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后义潜听我诉说此事，大笑着说：“学生跟我常这样，没了还有人送，你别当回事。”义潜这种厚道对待学生朋友的态度很让我感怀，大家又怎能忘了他？
如果时光推后三十年，义潜活在当今，无论如何也埋没不了。北京从海外回来一位“名家”，是封面就买，是广告就做，要八万给十万，钱不是问题。一时间铺天盖地都是这位“名家”的尊容，内页文章更不必说，当然还有拍卖会，电视台，有钱能使鬼推磨，终于推出个“大画家”。这一位好在还能抹两笔，虽然蒙不了圈内人，但唬一唬老板、矿主、企业家、银行家还绰绰有余。更有前仆后继、风起云涌，一批又一批莫名其妙的“名家”、“大师”。写一个乱七八糟的“龙”字拍卖一千万，画一张连自己都说不明白的画八百万，且常常借助电视台“慈善”拍卖，于是红了！火了！张口闭口“平方尺”，你一平尺五万，我十万，有的喊到六十万、七十万，还不算最高的，这大部分垃圾都堆在了有钱人家的库房里。 他是独生子，两个月时便失去了父亲，剩下母子相依为命，母亲守寡终身，靠着卖饸饹供儿子上学，她刚毅的性格硬是为画坛培养出了一名才子。义潜赶上了好时候，他考上高中，又进了学院，助学金一直伴随着他读书长大。义潜也碰上了坏时侯，一九六○年自然灾害，学院处于半停顿状态，他好长一段时间呆在家里。像她母子那样的经济状况，生活清贫可想而知，义潜没有放弃他的学业，仍不停地在小阁楼上临画着印制的唐宋名作，宣纸没有了，他就用晒图纸背面将就着勾描。正在这时，母亲把他叫下来，不声不响地给了他五十元钱，让他去买纸笔。他原以为是母亲的体已钱，顺从地接过，如数都买了宣纸。不久，宣纸用完了，母亲叫着他又递过五十元钱。这次他犯了疑心，试探着问：“妈，您哪来那么多钱呢？”母亲摆了摆手说：“你别问，买纸去罢。”后来他才发现，放在母亲床下的寿材板不见了。这是母亲省吃俭用给自己置下的身后防物。何况那年老人已是近七十的高龄。然而为了让他画画，竟悄悄地卖了。这钱就像儿子学画的专款一样，她舍不得花一个子儿，买一口吃的。儿子感动了，他不能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第二天，他偷空起了个大早，跑到城南犁过的地里拾回了半口袋碎红薯。当他兴冲冲跑回家门的时候，看见端着一碗稀面汤的母亲直瞪瞪地盯着他，他胆怯了，不由自主地跪到了母亲面前，好大一会儿，母亲才从牙缝里咬出了一句话：“不争气的东西！”义潜喃喃地说：“妈，我错了”。“你错了，错在哪儿了？”母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地呵斥着：“这样你就嫌苦，受不住了？放下画不画了。我熬你、守你为啥？我倾家荡产为啥？为了叫你荒废学业去拾红薯？”老母亲越说越气，扬起手中的饭碗劈头朝儿子砸来，碗砸在儿子头上，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母亲连眼睛都不眨，从一旁抓过纸笔扔到了义潜眼前：“把今天的给我补上！”扭头钻到布帘后边自己的床上，合衣躺下了。就这样，义潜跪在地上画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母亲起来后仍去饸饹铺。临走前只说了一声：“起来，睡会去吧！”义潜站起身，看到母亲床上乱着，便过去整理床铺，他叠到母亲被子的时候，才发现枕边、被头湿了好大一片。挨打的时候他没有哭，此时他难过地哭了。他画了一夜，母亲蒙着头默默地陪着他流了一夜的泪！
从那以后，母亲平生发的第一次火，讲的那么多话，刻骨铭心，使他永远不忘。他再也不敢轻易浪费时间了。
母亲爱儿子的方式也超乎寻常，记得“文革”中，义潜给钟楼下宣传栏画“评法批儒”宣传画，常常是刚贴上去，第二天就被爱好者揭去了，义潜听说就再画了让人补上。后来老母亲知道了，干脆每天早上拿一小板凳拉着孙子坐在宣传栏下，守着儿子的作品以免丢失，哪个地方被风刮起了角，她马上用浆糊贴好，有人用手摸，她也会立刻制止：“别动！”那时老人已是九十高龄。她曾经给我说：“你们这一行我不懂，我就知道俺娃画得好。”真是个纯朴又伟大的母亲。义潜更是百依百顺，孝敬有加。以他的天分和努力回报母亲的茹苦含辛。
义潜是西安名家里我认识最早的一位，众多的画坛人物不少都是通过他一个个接近并熟悉的。第一次见他，双方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彼此交谈很投缘，说不出的亲切，他当场为我画了一幅《八骏图》，把全部的情意都融入了笔端，载入他的大作里了。
那时他所工作的冰窖巷，据说是张伯英曾经住过的地方，当年钟明善先生和他一起办专栏，搞活动，形影相随，今天很多名家都是这里汇聚的常客，我也同其中很多人成了朋友。我与义潜算得上莫逆之交，他绝不是那种只知画画，只会喝酒，毫无情趣、枯燥无味的艺术家，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书呆子一个，不爱讲话。其实他感情丰富的很，也很健谈。在“文革”前后，孤陋寡闻的我，就是从他身上了解了很多西方的世界，是他极力向我推荐《巴黎圣母院》，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还不知是部电影还是什么东西；是他花费了一下午时间给我讲述了一部直至今日也未能看过的西方电影《法吉玛》，那震撼人心的故事，由他声情并茂的话语讲出来的那一刻，我瞬间仍然历历在目！但他却有太多不为人知和不愿对人说的心事，接触时间长的朋友，谁能体味多少就理解多少吧。
张义潜坦荡豪爽，为人仗义。“文革”期间，有次美院红卫兵在钟楼批斗石鲁，几个人逼着石老搭梯子上钟楼顶贴标语，义潜路过，立即从石老手中夺过浆糊桶爬上梯子，其中他的几个学生慌忙阻拦：“张老师，太危险了，您不能上！”义潜愤怒地说：“我三十多岁不能上，他五十多岁能上吗？”红卫兵们无言以对，这出闹剧才算收场。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的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做客，同去的还有吴三大先生，饭后义潜趁着酒意画了一张《松鹰图》，三大先生信笔写下一付“书入秦汉，画出宋元”的巨幅对联，义潜趁着三大写字的功夫，去到另一个房间，看到我的小外甥在临画稿，他信手拿起一张问：“这是谁画的？”宝儿说：“俺舅。”“你怎么随便拿稿子玩？”宝儿说：“俺舅不要了，让我照着画。”义潜急了：“这稿子怎么能不要？画的挺好的。”他急匆匆把我拉过来问怎么回事？我一看画稿笑了：“这是以前画的，没用了，给孩子玩吧！”其实这批连环画稿，我怎会不珍惜？一九五七年画起，一九六一年第一本完成，随后又画了几年，压了十几年，只因为那年代出身不好，碰壁太多，我采用抛弃的方式，也算一种宣泄吧！义潜一听发了脾气：“简直是胡闹，马上给我找找！”宝儿慌忙把稿子凑到一起，一数少了七张，我说：“找不全了，就是找全了也没用，文字脚本早没影了。”义潜固执地说：“少了的七张，你給我抓紧补上，至于文字更不在话下，你就是搞文字的，全当看图说话，画面内容，一张一张重新写起来，我给你一个礼拜时间。”我说：“不行！扔了这么多年，一个礼拜这么大劳动量，打死我也弄不出来！”义潜沉吟片刻：“十天，再加三天，不能再晚。”于是我意外地进入了一项高强度的抢救工作。九天下来，大功告成，我立即带着稿子去“冰窖巷”，他正和几个人谈事，见我抱着大包小包的，二话不说，推着我就走，他带着我来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走在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面前，把我的稿子往桌上一摊：“看看怎么样？”那人打开包裹，翻看了几张，说：“画得不错！”义潜重复了一句：“画得不错？”随手拉着我：“走！”我被他拉得晕头转向，那人也连喊着：“张老师，张老师！”我和那人都陷入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云里雾里。 我们回到“冰窖巷”，我大惑不解地问：“老哥，咱什么都不说，稿子一扔就走，能行吗？”他说：“你别管了，他会找我的。”话音未落，电话来了，那边说：“你走后，稿子我看了，画得不错，我已列入了后年的出版计划。”义潜说：“后年？明年我都等不及了！”对方说：“张老师开玩笑吧！现在已是十月中旬，明年的计划早报上去了，后年的第一本就定这套，已经够快了。”义潜不理会对方的话，仍然坚持说：“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今年必须出！”随手挂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说：“我的哥！你这么霸道能行吗？”他说：“你别管！”我也管不了，权当没这回事，几天就忘到了脑后。孰料，元旦前的几天，义潜突然让人来喊我，匆匆赶到他的住所，发现我的连环画样书已经摆在了他的画案上。这是一九七九年的岁末，距我开始画稿子的一九五七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我感到头有点转，地也有点转，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热泪盈眶，一把搂住他，差点从他脸上咬下一块肉来。
又过了二十年到二十世纪末，由于我写了一篇张义潜的文章中提及此事，恰恰那位退休的美编室主任看到了，他对义潜的女儿静静说：“那发稿人就是我呀！”这是张义潜一位极要好的朋友，名叫邹宗绪。尽管他不知书中坎坷，但既然张老师态度坚决，肯定事出有因，他便破了大例，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静静告诉我之后，我也非常想当面谢谢这位事业上的恩人，然北京西安相距遥远，我去西安的时间也很有限，便一直在找机会。突然一天友人告我：“邹宗绪不在了！”我哀叹连连、追悔莫及，真觉得对不起他，留下一生的遗憾！正由于这本书的开头，我才重新把那些经过岁月洗刷已经发黄的画稿一点点集中起来，又凑了七八本陆续由山西、新疆、河南、天津、北京等地出版。由于义潜的鼎力相助，意想不到圆了我几十年夙愿连环画的梦。
回忆起动荡的七十年代，想起的事情还有很多。记得那时每逢年节，我总会从河南下放之地带一些东西，送到西安给义潜过年，他这人大公无私得很，也总把这些东西分成几份，然后这是叶老，那是何老的……每人一份，自己绝对不比别人多！有一年春节前夕，收到他一封信，很简略两行字：“正弟，快过年了，你能来吗？”我马上紧张起来，赶快让爱人去粜粮食，换回钱买了粉条、腐竹、烟和香油等等，又买了半个猪腿，装了整整两大纸烟箱，匆匆背着上路了，车到三门峡，我让列车员撵了下来，因为我没有买票，列车员说：“看你小子光眉净眼，带这么多东西，有钱不买票，下去！”其实我是真没钱了，只好在站台傻傻的等侯下一趟车，等到了上去就站到两个车厢连接处，不料更显眼，车刚到潼关，又让撵了下来，只好再等下一趟再上车，就这样三番五次被撵下车，眼看快到西安，在前一站“桃园”又碰到查票撵了下来，不算长的路程，我竟走了两天一夜，到了西安还不能走出站口，从铁道上绕了几里地，大包小包压的我汗流浃背，总算到了他家。义潜知道了路途的艰辛，抱着我痛哭一场，然后还是一份一份给大家分开。当时画家们能回报的就是给我画张画，那时画并不值钱，秀才人情纸半张，完全是一种心意。有的当面给我，有的让义潜转交。有一次何海霞先生专为我画了一张大画，让我去取，我由于时间紧迫，也为了省那八分钱电车票，终未去取。现在想起来也并不后悔，只是觉得自己太傻，八分钱省了又能干嘛？义潜自己则常会趁着高兴画张小画送我，让我今天睹物如见人，常常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鱼不知眼泪，因为鱼在水中。那时的生活并不觉得苦，因为大家都活在那样的日子里。
一九八六年年中，义潜说要去临潼，户口也迁去。我问：“去干啥，还要迁户口？”他说画一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壁画，时间会很长。我明白了，迁户口是为了当时一些副食品供应，没几天他便离开了西安，一月之后，我和爱人赶过去看他，发现他住在一间很破旧的房子里，前期工作已经开始，墙上到处贴着草图，地上桌上乱堆着碗筷和剩馍剩菜，看得出他的生活混乱艰苦，也没什么人帮忙照顾，但他已经沉浸在大型创作之中，身边的一切都顾不上了，我们匆匆聊了一会儿，照了两张照片，连饭也没能吃一顿就离开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我写信问他，他说画好了，但丝毫没有创作完成的喜悦。我去到临潼，一幅十来米长的瓷烧壁画已耸立起来，这幅《杨玉环奉召温泉宫》，数十个人物布满画面，蔚为壮观。我欢心鼓舞的欣赏着，好长时间没见他画过这样宏大的场面了。忽然我发现了问题，怎么没见义潜的落款？他一脸阴云地说：“壁画制作的时候被去掉了。”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吃苦可以！受累也行！没有报酬也不计较！这样大的一件创作怎么能把名字去掉？太欺侮人了！义潜为此打了官司，他的名字又终于补上。其实要不要名字又如何？义潜的作品从来都带有浓浓的张家印记，拿这些龌龊伎俩去算计一位纯朴的艺术家，于心何忍？当事人拍拍胸口想一想！我不愿再记这些陈年往事了。
一个民族的伟大是由一个个优秀人物组成的。兴国家，首先是兴人心，兴文化、兴艺术、无数优秀人物的成就才构成了国家的现代，所谓现代，来自现在的过去和过去的现在。是每一个人的多重反映。
义潜表面上给人以愤世嫉俗，看天走路，傲视一切的印象，不错，他就是那种歪着头翻眼看人的样子，别人顺不顺，我早习惯了。因为他骨子里总有一种逆反心理存在。他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他喜爱自由自在的生活。其实作为一位艺术家，義潜最能唤起人们心中的平等、友善、包容和博爱。他是最谦和的人，至于大家挂在嘴边说的嗜酒，那与他的生活环境乃至命运有关，直到后来影响他的创作和寿命，有位朋友给我讲了两句人们对他的评价：“不喝酒画不成画，喝了酒更画不成画。”这可能是他晚年的写照，我后来也曾看过他画画，开初的几笔干净利落，也很生动，一幅画已经可以了，不知怎的他会突然加上几笔，画蛇添足，把挺好的画面破坏了，他真的有些画不成画了，酒最终危害乃至摧毁了他，也许这是他有意对抗命运的一种发泄！尽管如此，但我要说，他毕竟还有前面几十年留下的大量精美画作，足以让他百年之后屹立于中国画坛，闪耀着无法抹去的光辉。那些曾给人间留下的伟大作品也足够为他自己正名，为历史留下灿烂的一页，这也是难以遮盖的现实。 在漫长岁月里，他创作的历史大画不胜枚举，如《陈胜吴广》、《司马迁》、《屈原》、《苏武牧羊》、《孔子》、《昭君出塞》、《李自成》、《玄奘》、《总理与齐白石》、《重任在肩》、《我们的刘志丹》等等。看张义潜的画如同阅读历史，那是需要静一点心，下一些功夫，才能读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习俗，才能读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才能读出画家对人文的尊重与诠释。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一向是出力不讨好，多少画家避犹不及，义潜却偏偏选择了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并为其奉献了一生。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样一位以中国历史题材为主的重量级画家，却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圈子之外，数十年如一日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
有人说，张义潜是一位悲剧画家，其一生充盈着悲剧色彩，他的作品林则徐、李自成、陈胜吴广、苏武、屈原无不是悲剧命运或忍辱负重的历史英雄，其实他画这些人物也是在画他自己，他有一脑子正统思想和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及景仰，他也在通过自己的力量弘扬民族爱国情怀，他的作品很美，充满着激情、活力和悲壮美，这种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贯穿了他一生的伟大创作，使众多的学者、专家在将来研究他评论他的时候，才会有鲜活的资料和历史依据。
如今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师”、“泰斗”充斥着画坛，张义潜的英名几乎鲜为人知，即使在西安，义潜的名字与作品也往往被人忽略不计，又要说起“平方尺”，仅北京、天津当下走红的人物，动辄一平尺数万，十数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也不在话下，而张义潜的作品价值则无法与之相比，恰当一点的说即杯土泰山，“大师”是泰山，张义潜是杯土，因为人家的画值钱，张义潜的不值钱！但如果真要动个真，把所有的作品拿出来较量一下，那可能就要打个颠倒，不知多少人在张义潜这泰山面前变成了杯土！急功近利的喧嚣，只能逞强一时，何必计较一时一事的成败。吹尽黄沙始到金，让等待变成价值，让铁面无私的历史把人间公正留给未来！
四十年瞬间，我写过无数的艺术家，唯独没有写过他，八十年代写了一篇类似小说性质的《将军楼轶事》，还小心翼翼地用了化名，个中原因是怕写不好，有辱他的英名。天妒大才，他心底深处怀才不遇的悲凉，痛楚，压抑，忧愤，始终自己默默地承受，很难以释放出来。他唯有拿起画笔面对创作，进入自己设定的世界，那样种种不快才能解脱。他不是借助绘画宣泄个人恩怨，而是通过绘画再现人性的崇高，这也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他的许多巨作不断涌现的原因所在。我总想着还有时间，等条件成熟，等静下心来，要写就好好地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原一个真真切切堂堂正正的张义潜。孰料他生命戛然而止。我有说不出的懊丧和悔恨。张义潜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写他，人不在了才亡羊补牢。拿起笔来，泪流不止，笔头沉重，眼眶不干，我不知道怎样开头，怎样收尾，我只觉得这篇文章的空间有限，根本容不下像义潜这样一位巨人。將来若有空闲，能力也允许，我很希望为这位可钦可敬、可歌可泣的画坛巨子写一部长篇评传。眼下的小文，只能算个引子。以奉先兄义潜在天之灵尊前！
记不清哪里有这样一段长短句，权作结尾：
阴阳乾坤
正邪风雨
江湖信步
生死来去
薄功名
轻利禄
满腔血
酬知己
悲欢无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