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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空雄鹰”艰难起飞并首战告捷
1952年4月2日，在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赵汇川（后任海军航空部参谋长）主持下，海军航空部（1955年10月改称“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只是这时的海军航空部，如同当时海军机关有人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空部”，无论飞行部队还是地勤部队，连一支也没有。
虽然早在1950年下半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主持在青岛创建了两所海军航空学校，但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的问题却一直在争论。这一争论，海军有，总部机关也有。不赞成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人大都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可以同时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了。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
萧劲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专门召开临时党委会统一认识。他说：“国外大量军事实践证明，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海权。舰艇在海上活动如果没有自己飞机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靠空军协同、支援可不可以？可以。但我们要知道，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当然，平常的训练、管理也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正因为国民党海军没有航空兵，所以才没有战斗力，只在江河里活动，保卫不了海防。而目前世界海军强国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海军都是设有航空兵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萧劲光的观点。萧劲光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共同签署了海军司令部《关于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1952年1月8日，报告报送总参谋部、中央军委。
周恩来、毛泽东很快签署意见，批准了这一报告。基于此，4月2日成立了海军航空部。6月27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成立了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一师，下辖两个团。以陆军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该师师部机关；以陆军第三十师第九十团机关和海军航校第一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一团”；以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成驱逐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四团”。
翌年2月，又组建了海军航空第二、第三师。1954年、1955年又相继组建了海军航空第四、第五、第六师，组建了水上飞机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
当时，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所需的装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从空军调入。在批准海军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同时，军委就将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连同全部装备调归海军。不久，又将第九师的另一个团及第十七师部队并装备调入海军。先后几次从空军调入海军的飞机共175架。其中，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54架，拉－9型驱逐机21架。以此改编成海军航空第一师第四团和第二、第四、第六师。
第二，向苏联购买。1950年夏天海军航空学校筹建时，即接收从苏联购买的各型飞机31架。其中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高级教练机）12架，乌特伯－2型中级教练机6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2架，雅克－12型通信机1架。1953年是履行向苏联购买海军武器装备的“六四”协定的第一年，这年海军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3架。其中包括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32架，拉－11型驱逐机40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8架，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0架，依尔－28型喷气式水鱼雷轰炸机13架。1954年、1955年，又先后从苏联购买飞机100余架（包括水上飞机6架）。与此同时，还购进一批水鱼雷、弹药和航空器材。这些飞机、器材，装备了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三师，组建了独立第三团、水上飞机独立大队，补充了航空学校和各师的训练装备。
第三，旅顺口交接时有偿接收的。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口时，其驻旅海军航空部队有飞机78架。其中，依尔－28型水鱼雷轰炸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型领航教练机2架。苏方表示，可以有偿地交付中国。接收这批飞机需要一大笔经费，海军接收分会难下决策，遂正式请示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让主持接收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邓华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劲光说：“海军航空兵目前正需要这批飞机，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既然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最好能够留下来。”这样，彭德怀批准买下了这批飞机和相关的设备，当年便以此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五师。
通过3年多的努力，到1955年底，海军航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鱼雷轰炸机、运输机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师6个，各型飞机515架。至此，海军航空兵部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海军航空兵组建伊始，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中，耗费巨资购置如此多的飞机、设备，实属不易。然而，由于这些飞机型号老，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螺旋桨飞机，要使部队真正形成战斗力，确保能够随时升空执行任务，则更为不易。基于此，海军在航空装备建设起步的同时，就抓了工程机务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了航空工程领导机构，加强了航空装备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装备维修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笔者在采访一位“老海航”时，须发皆白的老首长异常激动：“那时国家穷，买架飞机不容易。飞机再破、再旧，也是我们自己的。大家亲切地叫它‘海空雄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千方百计让它发挥作用。”说话间，他拿出了一份资料，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54年，海军航校和航空兵各师修复事故飞机9架，小修飞机24架，零修飞机346架次。保证飞行13670小时，起飞46454次，飞机良好率达88％。1955年1月，为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参战部队师、团两级机务部门都到机场办公，机务人员连夜检修、排除故障，使航一师、航四师飞机出勤率达到100％，航二师达98％。
“海空雄鹰”就这样起飞了。由于“先天不足”，所以倍受呵护，但“海空雄鹰”不辱使命。1954年3月18日，组建不满两年的海军航空兵首战告捷：第二师第六团两架战机在浙东沿海迎战4架蒋军飞机，一举击落2架。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书写了海军航空兵史上的第一个战绩。同年，在配合陆军和海军舰艇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又接连赢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核潜艇在逆风中破浪下水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此前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已先后将“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尤其是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又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安。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企图将南朝鲜变为它原子武器的一个战略据点；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5个“原子师”，其“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立即着手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始称“原子潜艇”）！
万事开头难，像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研究项目则更难。参研人员清楚，核潜艇除具有高度隐蔽性、强大攻击性外，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但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中。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包括援华的苏联专家，均守口如瓶。1958年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中国技术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会谈中，苏振华曾向苏方专门请教核反应堆的问题，试图得到部分关于核潜艇的技术资料，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甚至连参观一下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接着，他还宣布了准备撤回援华专家的决定。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主席讲话了！主席的话是决战书，是动员令。”在其鼓舞、号召下，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各专家、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下，“摸着石头过河”，各项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1960年7月，研制导弹原子潜艇领导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提交了《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催还贷款，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原子弹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除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海军、二机部等有关单位同时传达了国务院这一决定，时间是1962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再次全面展开。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带动、影响下，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从城市到乡村武斗不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在夺权，交通受阻，工厂停产，文教、科研单位更是一片混乱……
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央分工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由于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聂荣臻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冲击和批判，处境相当困难。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元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面对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的一封封急电，聂荣臻毅然决定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
6月25日，协调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300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被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彼此相见，或相对无语，或感慨万千。9时许，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
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他接着说：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核潜艇研制，涉及27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协作面广，工作量大，一环扣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分担的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讲到最后，聂荣臻使劲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心里都清楚，聂荣臻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聂荣臻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后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时过不久，为了使此次会议的精神得以贯彻，确保核潜艇研制能够顺利进行，聂荣臻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研制单位不得冲击，有关人员不得揪斗，工程建设不得干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拿着这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特别公函》，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参研工厂……
实践证明，聂荣臻主持召开的这次协调会是及时的。签发《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借以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扭转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在核潜艇研制中，7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签文批准了这一重大工程；12年后的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这是一次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因为核潜艇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人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核潜艇操作则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参试人员激动、欣喜、担心、恐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整个试验现场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灯火通明。从起堆试验开始，周恩来就与前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询问一次试验的进展情况，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大厅里一阵欢呼，参试人员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时刻关注着试验进展的周恩来，及时送去了亲切的祝贺和慰问。
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后，顶着“唯生产力论”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奋战多年的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昼夜不停地进行设备安装。或许是巧合，也许是着意安排，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这天，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反潜鱼雷核潜艇，胜利地举行了下水典礼。
此后，按照计划，鱼雷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1952年4月2日，在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赵汇川（后任海军航空部参谋长）主持下，海军航空部（1955年10月改称“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只是这时的海军航空部，如同当时海军机关有人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空部”，无论飞行部队还是地勤部队，连一支也没有。
虽然早在1950年下半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主持在青岛创建了两所海军航空学校，但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的问题却一直在争论。这一争论，海军有，总部机关也有。不赞成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人大都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可以同时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了。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
萧劲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专门召开临时党委会统一认识。他说：“国外大量军事实践证明，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海权。舰艇在海上活动如果没有自己飞机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靠空军协同、支援可不可以？可以。但我们要知道，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当然，平常的训练、管理也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正因为国民党海军没有航空兵，所以才没有战斗力，只在江河里活动，保卫不了海防。而目前世界海军强国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海军都是设有航空兵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萧劲光的观点。萧劲光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共同签署了海军司令部《关于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1952年1月8日，报告报送总参谋部、中央军委。
周恩来、毛泽东很快签署意见，批准了这一报告。基于此，4月2日成立了海军航空部。6月27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成立了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一师，下辖两个团。以陆军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该师师部机关；以陆军第三十师第九十团机关和海军航校第一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一团”；以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成驱逐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四团”。
翌年2月，又组建了海军航空第二、第三师。1954年、1955年又相继组建了海军航空第四、第五、第六师，组建了水上飞机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
当时，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所需的装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从空军调入。在批准海军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同时，军委就将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连同全部装备调归海军。不久，又将第九师的另一个团及第十七师部队并装备调入海军。先后几次从空军调入海军的飞机共175架。其中，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54架，拉－9型驱逐机21架。以此改编成海军航空第一师第四团和第二、第四、第六师。
第二，向苏联购买。1950年夏天海军航空学校筹建时，即接收从苏联购买的各型飞机31架。其中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高级教练机）12架，乌特伯－2型中级教练机6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2架，雅克－12型通信机1架。1953年是履行向苏联购买海军武器装备的“六四”协定的第一年，这年海军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3架。其中包括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32架，拉－11型驱逐机40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8架，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0架，依尔－28型喷气式水鱼雷轰炸机13架。1954年、1955年，又先后从苏联购买飞机100余架（包括水上飞机6架）。与此同时，还购进一批水鱼雷、弹药和航空器材。这些飞机、器材，装备了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三师，组建了独立第三团、水上飞机独立大队，补充了航空学校和各师的训练装备。
第三，旅顺口交接时有偿接收的。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口时，其驻旅海军航空部队有飞机78架。其中，依尔－28型水鱼雷轰炸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型领航教练机2架。苏方表示，可以有偿地交付中国。接收这批飞机需要一大笔经费，海军接收分会难下决策，遂正式请示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彭德怀让主持接收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邓华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劲光说：“海军航空兵目前正需要这批飞机，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既然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最好能够留下来。”这样，彭德怀批准买下了这批飞机和相关的设备，当年便以此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五师。
通过3年多的努力，到1955年底，海军航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鱼雷轰炸机、运输机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师6个，各型飞机515架。至此，海军航空兵部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海军航空兵组建伊始，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中，耗费巨资购置如此多的飞机、设备，实属不易。然而，由于这些飞机型号老，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螺旋桨飞机，要使部队真正形成战斗力，确保能够随时升空执行任务，则更为不易。基于此，海军在航空装备建设起步的同时，就抓了工程机务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了航空工程领导机构，加强了航空装备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装备维修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笔者在采访一位“老海航”时，须发皆白的老首长异常激动：“那时国家穷，买架飞机不容易。飞机再破、再旧，也是我们自己的。大家亲切地叫它‘海空雄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千方百计让它发挥作用。”说话间，他拿出了一份资料，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54年，海军航校和航空兵各师修复事故飞机9架，小修飞机24架，零修飞机346架次。保证飞行13670小时，起飞46454次，飞机良好率达88％。1955年1月，为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参战部队师、团两级机务部门都到机场办公，机务人员连夜检修、排除故障，使航一师、航四师飞机出勤率达到100％，航二师达98％。
“海空雄鹰”就这样起飞了。由于“先天不足”，所以倍受呵护，但“海空雄鹰”不辱使命。1954年3月18日，组建不满两年的海军航空兵首战告捷：第二师第六团两架战机在浙东沿海迎战4架蒋军飞机，一举击落2架。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书写了海军航空兵史上的第一个战绩。同年，在配合陆军和海军舰艇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又接连赢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核潜艇在逆风中破浪下水
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此前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已先后将“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尤其是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又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安。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企图将南朝鲜变为它原子武器的一个战略据点；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5个“原子师”，其“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立即着手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始称“原子潜艇”）！
万事开头难，像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研究项目则更难。参研人员清楚，核潜艇除具有高度隐蔽性、强大攻击性外，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但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中。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包括援华的苏联专家，均守口如瓶。1958年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中国技术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会谈中，苏振华曾向苏方专门请教核反应堆的问题，试图得到部分关于核潜艇的技术资料，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甚至连参观一下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接着，他还宣布了准备撤回援华专家的决定。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主席讲话了！主席的话是决战书，是动员令。”在其鼓舞、号召下，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各专家、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下，“摸着石头过河”，各项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1960年7月，研制导弹原子潜艇领导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提交了《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催还贷款，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原子弹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除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海军、二机部等有关单位同时传达了国务院这一决定，时间是1962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再次全面展开。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带动、影响下，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从城市到乡村武斗不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在夺权，交通受阻，工厂停产，文教、科研单位更是一片混乱……
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央分工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由于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聂荣臻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冲击和批判，处境相当困难。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元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面对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的一封封急电，聂荣臻毅然决定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
6月25日，协调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300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被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彼此相见，或相对无语，或感慨万千。9时许，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
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他接着说：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核潜艇研制，涉及27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协作面广，工作量大，一环扣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分担的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讲到最后，聂荣臻使劲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心里都清楚，聂荣臻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聂荣臻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后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时过不久，为了使此次会议的精神得以贯彻，确保核潜艇研制能够顺利进行，聂荣臻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研制单位不得冲击，有关人员不得揪斗，工程建设不得干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拿着这一份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特别公函》，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参研工厂……
实践证明，聂荣臻主持召开的这次协调会是及时的。签发《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借以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扭转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在核潜艇研制中，7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签文批准了这一重大工程；12年后的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这是一次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因为核潜艇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人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核潜艇操作则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参试人员激动、欣喜、担心、恐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整个试验现场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18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灯火通明。从起堆试验开始，周恩来就与前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询问一次试验的进展情况，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大厅里一阵欢呼，参试人员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时刻关注着试验进展的周恩来，及时送去了亲切的祝贺和慰问。
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后，顶着“唯生产力论”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奋战多年的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昼夜不停地进行设备安装。或许是巧合，也许是着意安排，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这天，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反潜鱼雷核潜艇，胜利地举行了下水典礼。
此后，按照计划，鱼雷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