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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欢喜几多愁”，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北京市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是再贴切不过了。因为拆迁，有些投巨额资金刚刚兴办起来的学校将血本无归，相反，也有些学校因为拆迁而即将获得巨额赔偿。无论结果如何，这些即将面临拆迁的学校注定不会全部消失，它们会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而逐步向外漂移，像一叶浮萍。在这些不断漂移的学校背后。又会隐藏若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紧急座谈会
3月2日，刘文华召集几名颇具代表性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开了个紧急座谈会，商谈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迁的“大事儿”。这些校长，全是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而刘文华则是一名长期关注这个群体的“新公民之友”(南都基金会下的一家民间机构)总干事。
被邀请来的校长们都颇有来头：来自河南信阳的秦继杰，他写的反映打工子女求学的诗“我是谁”曾上过2007年的春晚：来自山东菏泽的张歌真，是打工子弟学校协会的会长；还有来自开封的打工艺术团团长孙恒，他目前在北京朝阳区皮村也办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10号下通知，18号就让搬迁完毕，谁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位校长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话。
“我们辛辛苦苦打拼经营，现在初见成效了，有关部门却要‘卸磨杀驴’，早干吗去啦?不想想前几年多少外地的孩子流落街头无人问，跑遍学校无人收，我们不花政府一分钱，自筹资金办学校。为国家解决了多少失学儿童问题呀!”另一位校长也开始大声抱怨。
“‘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迟早是要被写进史册的。因为父母的进城务工，他们被称之为‘打工子弟’，他们求学的地方也随之被冠名为‘打工子弟学校’，都市的高速发展史上，有他们的浓墨亮彩。我们古代曾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代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贵族学校，重点学校，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就像山石的夹缝里冒出的几棵野草，没想到却能历经风雨而旺盛生长。是，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塑胶操场，没有豪华漂亮的教学大楼，没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可是，他们有数以万计可爱纯朴的孩子!”来自信阳的秦继杰激动地说，他写的曾上过春晚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
补偿的问题无疑是座谈会上校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有证的掣校有明文规定，该昨赔偿咋赔偿，可无证的学校呢?毕竟都投入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政府部门若把这些学校统一定性为非法学校也不合适，哪有非法学校在辖区内生存发展好多年了，政府部门不知道的理?”孙恒说。
“政府部门都给我们校长培训过，也发过证，并经常下来检查，考试时还统一组织会考，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无证打工子弟学校的默认。”另一名校长说。
“城市要发展，政府要拆迁，这也许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但是，政府在拆迁中不能只看到土地的价值，而不管这片土地上的人：只管本地居民的权益，而遗忘了更多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张歌真虽然当着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的会长，但他称，“我这个会长不当家，啥都是教委说了算。”
血本无归
当务之急是，接下来该咋办?是就此改行，还是继续向城市外漂移?经过激烈争论，除一名校长明确表示“洗手不干”外，其余校长都称“会继续选择合适的城乡接合部开办民工子弟学校，都不办了，那么多民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该咋解决?”
杨汝久没能参加这个紧急座谈会，他称近来“一直不太自由”，“你要是昨天来，肯定见不着我。”
3月15日上午，在善各庄一个旧货市场的尽头，杨汝久与妻子一边清扫校园内的积雪，一边劝说着不断涌来的教师“先回去，等政府给我补偿了，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杨汝久的这个学校几年下来总共投资了近百万元，仅23间校舍就花了23万，再加上近些年按照教委的要求，新增的饮水机、取暖炉，就在寒假前，他还刚刚花6万多元新购置了4台台式电脑和6台手提电脑，“没人说给你一分补偿，去找教委，教委说拆迁是政府的事儿，不仅拆的是学校，连其他建筑一起拆，所以他们管不了”。为了讨个说法，杨汝久与另外几名有相同遭遇的校长一起，四处奔走呼吁，结果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有好几天都不让我回来了，管吃管住，但就是不让乱跑，你要是昨天来，还真找不到我。”杨汝久苦笑着对记者说。
与杨汝久同为河南老乡的腾龙学校校长目前已联系不上，他投资100多万元经营了10多年的学校也因为拆迁而被封了门。与杨汝久不同的是，封他門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房东，房东为了多要补偿款，不仅早早把学校门封了，还在操场上加紧建了一座简易楼房。在该校教了10多年学的曹靖华与其他十几名教师甚至没来得及拿走自己办公室内的物品，现在无处可去的他们四处寻找校长，而听说“血本无归”的校长已经黯然返乡，发誓“一辈子再不办校了”。
去年12月，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校长”的50岁的山西人蒋茂堂再次成为“光杆司令”。
就在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同时，他拥有近千名学生的新苑学校被宣布停办，因为校址位于政府土地储备的拆迁范围之内。1月8日，新苑学校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蒋茂堂把学生食堂内的两口大铁锅以10元的价格贱卖，与大锅一起贱卖的，还有课桌和体育用具。一时卖不掉的，蒋茂堂租了10辆货车，把篮球架、钢琴等统统拉到燕郊一仓库内，而他自己，则背着一大包材料四处奔走，为这些“血本无归”的打工子弟学校呼吁。
这位33年前的民办教师，从2001年起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先后培养了7000名学生，9年中，他的学校三次“被蒸发”，每一次都需“从头再来”。
待价而沽
与蒋茂堂们的奔走呼吁不同，位于驹子房村的蓝天学校和育英学校的校长们却并不着急，虽然生源与往年相比大打折扣，但即将到手的高额补偿款会让他们欣喜若狂。
在这次拆迁范围内，有部分学校是北京市60多所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这些学校被拆后政府部门会采取“一加一”的补偿办法，也就是说，你建校投资100万，政府就会给你补偿200万，况且政府还负责协调解决学校的新场地、教学设施等难题。
育英学校的体育课已经停了，3月14日，记者在学校院内看到，偌大的操场上，已经被密布的钢筋环绕，就连篮球架也不能幸免。该校一位老师说，这都是校长为多要赔偿而临时加盖的，“再过两天蓝球架也都要住到楼房里了”。
另几位曾参与办校的老师私下告诉记者，其实有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是希望拆迁的，“哪一次拆 迁他们都能从中得到巨额赔偿，有些黑心校长还趁机多收学生的学费不退，而教师的工资则会趁机少给，真正的受害者是学生和老师”。
还有一所面临拆迁的有证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态度强硬，不断邀请媒体记者到学校采访，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坐下来与校长谈判，“还没拆迁之前，就已经拿到手40万了，朝阳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们都知道这事，不信你可以去打听。”一位校长向记者透露。
多名代表提议案
素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曾参与了前些天的那场紧急座谈会，也曾抽空到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几所民工子弟学校调研，通过调研，他发现“问题确实很严重”。在今年两会期间，他的议案之一，即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与张全收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新的难点。”在他的桌上，一份关于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条例的建议，整整写了8张纸3700多字。
张全收在议案中称，2003年以来，国家确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环境不断改善。但由于各流入地政府财政预算难以保障，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有限，“两为主”政策在执行中较难落实。据统计，目前公办学校只接纳了50％到60％的农民工子女，大批学龄流动儿童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但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普遍办学层次较低，教学条件简陋，达到正规办学标准的很少。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仍令人担忧。
對此，张全收与徐景龙同时建议，首先要实行义务教育全国统筹，实施城乡就学”一卡通”。就是在全国建立并实行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登记证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和家长三方都要有，并做到全国联网。当农民工进城务工时，登记证和流动人口”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要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一卡通”紧密关联，将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和提高公用经费等补助资金。流入地政府要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教育经费预算，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更多优质公办教育资源。
针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良莠不齐的现状，徐景龙代表建议，要制定符合其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将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告诉记者，虽然打工子弟学校目前还存在着校舍简陋、师资力量不稳等诸多问题，但它的存在，确实弥补了正规学校的教育空白，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产物。
她认为，在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事先考虑到拆迁地上的人，而不应该是只管地面上的建筑物。乡镇政府能力有限，只能进行协调给流动儿童开入学证明等工作，而区县政府的教育部门是统筹教育工作的，怎样消化这些学生，区政府应全盘考虑，应在拆迁后把由此失学的学生就近安排到区内其他学校，而不是把找学校的责任扔给家长，这样肯定是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就学权益。
针对善各庄旧货市场附近失学儿童数量比较多的现实，韩嘉玲积极与北师大等学校的志愿者取得联系，而目前已有几十名孩子被分成几组，在这些志愿者辅导下在家读书、写作业，“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孩子中断学业!”韩嘉玲情绪激动地说。
着手调查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条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为奔忙在外的亿万农民工带来了福音——中央财政下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而记者自北京市教育部门获取的一份指南更令人欣慰，这份名为《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明确指出，北京市2010年基础教育预算经费的安排将优先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保障机制，外地来京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全部纳入市、区教育规划。
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计划北京市各区县负责安排公办中小学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借读，可将流动人口集中地域的部分中小学办成适应流动儿童少年教育和教学的学校，学校的正常运转经费由区县政府负责，接收学生较多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市级经费将给予补助。
另据记者了解，其实北京市区各学校正面临着生源减少的问题。早在2001年，北京市已经开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了一些规模小、生源不足的学校。现在这些空出来的校舍，以及新建的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均可作为校舍借给经批准的民办学校使用，主要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入校就读。市、区两级将在校舍修缮、配备教学设备上给予经费支持。有关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各区县可自行确定民办学校的借房方式，可无偿使用，也可有偿借予，但仪器、设备资产归区县教委所有，“这其实就是政府教育部门支持下的民办学校。”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记者在善各庄采访期间发现几名自称是教委的工作人员也在认真做着调查，目前，北京市各区县已开始着手调查统计区域内打工子弟的实际人数，用以测算相应资助经费以及预算安排。
紧急座谈会
3月2日，刘文华召集几名颇具代表性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开了个紧急座谈会，商谈农民工子弟学校被拆迁的“大事儿”。这些校长，全是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而刘文华则是一名长期关注这个群体的“新公民之友”(南都基金会下的一家民间机构)总干事。
被邀请来的校长们都颇有来头：来自河南信阳的秦继杰，他写的反映打工子女求学的诗“我是谁”曾上过2007年的春晚：来自山东菏泽的张歌真，是打工子弟学校协会的会长；还有来自开封的打工艺术团团长孙恒，他目前在北京朝阳区皮村也办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10号下通知，18号就让搬迁完毕，谁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位校长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话。
“我们辛辛苦苦打拼经营，现在初见成效了，有关部门却要‘卸磨杀驴’，早干吗去啦?不想想前几年多少外地的孩子流落街头无人问，跑遍学校无人收，我们不花政府一分钱，自筹资金办学校。为国家解决了多少失学儿童问题呀!”另一位校长也开始大声抱怨。
“‘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迟早是要被写进史册的。因为父母的进城务工，他们被称之为‘打工子弟’，他们求学的地方也随之被冠名为‘打工子弟学校’，都市的高速发展史上，有他们的浓墨亮彩。我们古代曾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代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贵族学校，重点学校，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就像山石的夹缝里冒出的几棵野草，没想到却能历经风雨而旺盛生长。是，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塑胶操场，没有豪华漂亮的教学大楼，没有先进的教学设施……可是，他们有数以万计可爱纯朴的孩子!”来自信阳的秦继杰激动地说，他写的曾上过春晚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
补偿的问题无疑是座谈会上校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有证的掣校有明文规定，该昨赔偿咋赔偿，可无证的学校呢?毕竟都投入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政府部门若把这些学校统一定性为非法学校也不合适，哪有非法学校在辖区内生存发展好多年了，政府部门不知道的理?”孙恒说。
“政府部门都给我们校长培训过，也发过证，并经常下来检查，考试时还统一组织会考，这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无证打工子弟学校的默认。”另一名校长说。
“城市要发展，政府要拆迁，这也许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但是，政府在拆迁中不能只看到土地的价值，而不管这片土地上的人：只管本地居民的权益，而遗忘了更多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张歌真虽然当着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的会长，但他称，“我这个会长不当家，啥都是教委说了算。”
血本无归
当务之急是，接下来该咋办?是就此改行，还是继续向城市外漂移?经过激烈争论，除一名校长明确表示“洗手不干”外，其余校长都称“会继续选择合适的城乡接合部开办民工子弟学校，都不办了，那么多民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该咋解决?”
杨汝久没能参加这个紧急座谈会，他称近来“一直不太自由”，“你要是昨天来，肯定见不着我。”
3月15日上午，在善各庄一个旧货市场的尽头，杨汝久与妻子一边清扫校园内的积雪，一边劝说着不断涌来的教师“先回去，等政府给我补偿了，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杨汝久的这个学校几年下来总共投资了近百万元，仅23间校舍就花了23万，再加上近些年按照教委的要求，新增的饮水机、取暖炉，就在寒假前，他还刚刚花6万多元新购置了4台台式电脑和6台手提电脑，“没人说给你一分补偿，去找教委，教委说拆迁是政府的事儿，不仅拆的是学校，连其他建筑一起拆，所以他们管不了”。为了讨个说法，杨汝久与另外几名有相同遭遇的校长一起，四处奔走呼吁，结果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有好几天都不让我回来了，管吃管住，但就是不让乱跑，你要是昨天来，还真找不到我。”杨汝久苦笑着对记者说。
与杨汝久同为河南老乡的腾龙学校校长目前已联系不上，他投资100多万元经营了10多年的学校也因为拆迁而被封了门。与杨汝久不同的是，封他門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房东，房东为了多要补偿款，不仅早早把学校门封了，还在操场上加紧建了一座简易楼房。在该校教了10多年学的曹靖华与其他十几名教师甚至没来得及拿走自己办公室内的物品，现在无处可去的他们四处寻找校长，而听说“血本无归”的校长已经黯然返乡，发誓“一辈子再不办校了”。
去年12月，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校长”的50岁的山西人蒋茂堂再次成为“光杆司令”。
就在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台的同时，他拥有近千名学生的新苑学校被宣布停办，因为校址位于政府土地储备的拆迁范围之内。1月8日，新苑学校在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蒋茂堂把学生食堂内的两口大铁锅以10元的价格贱卖，与大锅一起贱卖的，还有课桌和体育用具。一时卖不掉的，蒋茂堂租了10辆货车，把篮球架、钢琴等统统拉到燕郊一仓库内，而他自己，则背着一大包材料四处奔走，为这些“血本无归”的打工子弟学校呼吁。
这位33年前的民办教师，从2001年起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先后培养了7000名学生，9年中，他的学校三次“被蒸发”，每一次都需“从头再来”。
待价而沽
与蒋茂堂们的奔走呼吁不同，位于驹子房村的蓝天学校和育英学校的校长们却并不着急，虽然生源与往年相比大打折扣，但即将到手的高额补偿款会让他们欣喜若狂。
在这次拆迁范围内，有部分学校是北京市60多所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这些学校被拆后政府部门会采取“一加一”的补偿办法，也就是说，你建校投资100万，政府就会给你补偿200万，况且政府还负责协调解决学校的新场地、教学设施等难题。
育英学校的体育课已经停了，3月14日，记者在学校院内看到，偌大的操场上，已经被密布的钢筋环绕，就连篮球架也不能幸免。该校一位老师说，这都是校长为多要赔偿而临时加盖的，“再过两天蓝球架也都要住到楼房里了”。
另几位曾参与办校的老师私下告诉记者，其实有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是希望拆迁的，“哪一次拆 迁他们都能从中得到巨额赔偿，有些黑心校长还趁机多收学生的学费不退，而教师的工资则会趁机少给，真正的受害者是学生和老师”。
还有一所面临拆迁的有证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态度强硬，不断邀请媒体记者到学校采访，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坐下来与校长谈判，“还没拆迁之前，就已经拿到手40万了，朝阳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校长们都知道这事，不信你可以去打听。”一位校长向记者透露。
多名代表提议案
素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曾参与了前些天的那场紧急座谈会，也曾抽空到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几所民工子弟学校调研，通过调研，他发现“问题确实很严重”。在今年两会期间，他的议案之一，即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景龙与张全收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领域新的难点。”在他的桌上，一份关于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条例的建议，整整写了8张纸3700多字。
张全收在议案中称，2003年以来，国家确立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环境不断改善。但由于各流入地政府财政预算难以保障，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有限，“两为主”政策在执行中较难落实。据统计，目前公办学校只接纳了50％到60％的农民工子女，大批学龄流动儿童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但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普遍办学层次较低，教学条件简陋，达到正规办学标准的很少。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仍令人担忧。
對此，张全收与徐景龙同时建议，首先要实行义务教育全国统筹，实施城乡就学”一卡通”。就是在全国建立并实行所有适龄少年儿童义务教育登记证制度。登记证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和家长三方都要有，并做到全国联网。当农民工进城务工时，登记证和流动人口”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要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一卡通”紧密关联，将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和提高公用经费等补助资金。流入地政府要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教育经费预算，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享有更多优质公办教育资源。
针对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良莠不齐的现状，徐景龙代表建议，要制定符合其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将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告诉记者，虽然打工子弟学校目前还存在着校舍简陋、师资力量不稳等诸多问题，但它的存在，确实弥补了正规学校的教育空白，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产物。
她认为，在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事先考虑到拆迁地上的人，而不应该是只管地面上的建筑物。乡镇政府能力有限，只能进行协调给流动儿童开入学证明等工作，而区县政府的教育部门是统筹教育工作的，怎样消化这些学生，区政府应全盘考虑，应在拆迁后把由此失学的学生就近安排到区内其他学校，而不是把找学校的责任扔给家长，这样肯定是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就学权益。
针对善各庄旧货市场附近失学儿童数量比较多的现实，韩嘉玲积极与北师大等学校的志愿者取得联系，而目前已有几十名孩子被分成几组，在这些志愿者辅导下在家读书、写作业，“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孩子中断学业!”韩嘉玲情绪激动地说。
着手调查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一条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为奔忙在外的亿万农民工带来了福音——中央财政下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而记者自北京市教育部门获取的一份指南更令人欣慰，这份名为《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明确指出，北京市2010年基础教育预算经费的安排将优先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保障机制，外地来京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全部纳入市、区教育规划。
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计划北京市各区县负责安排公办中小学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借读，可将流动人口集中地域的部分中小学办成适应流动儿童少年教育和教学的学校，学校的正常运转经费由区县政府负责，接收学生较多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市级经费将给予补助。
另据记者了解，其实北京市区各学校正面临着生源减少的问题。早在2001年，北京市已经开始调整教育布局，撤并了一些规模小、生源不足的学校。现在这些空出来的校舍，以及新建的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均可作为校舍借给经批准的民办学校使用，主要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入校就读。市、区两级将在校舍修缮、配备教学设备上给予经费支持。有关负责人还向记者透露，各区县可自行确定民办学校的借房方式，可无偿使用，也可有偿借予，但仪器、设备资产归区县教委所有，“这其实就是政府教育部门支持下的民办学校。”这位负责人解释说。
记者在善各庄采访期间发现几名自称是教委的工作人员也在认真做着调查，目前，北京市各区县已开始着手调查统计区域内打工子弟的实际人数，用以测算相应资助经费以及预算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