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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被业界尊称为“股界泰斗”、“五道口之父”的刘鸿儒，年已八旬的他依然像个教授，儒雅、严谨、认真。
9年前，记者为了采访，曾去过他位于东便门的家，有幸接受他的教诲，倍感他老师般的慈爱。9年后，恰逢中国证券市场20年，记者有幸再一次聆听他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讲述。
谏言总书记保留“试验田”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上海、深圳的几个证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场面一片混乱，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当时我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虽然到体改委的时间不长，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研究当前证券市场问题。
记得那时深圳仅有5只股票上市，但涨幅却很惊人。1990年5月至6月的一个月中，这5只股票涨幅分别是：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而且，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上海、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
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看法不一致。有的明确提出来要求停止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市场的存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分歧也很大，政府主管部门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股票市场的存废处于危急关头。
1990年11月28日，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总书记悄声对我说：“在回京的途中我们谈谈股票市场的事情。”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我，我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最后，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明确表示：“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
临下飞机时，江泽民对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改革试验继续进行，暂不扩大。”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中国股市改革的试验田被保留了下来。
向台湾朋友取经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后，由于是地方管理，股票市场非常混乱，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深圳“8·10” 事件。“8·10” 事件的出现，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年9月的一天，朱镕基副总理找我谈话，要我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他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我说，出了事当然要我来承担。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
朱镕基找我谈话之后，我抓紧赶在证监会正式成立之前迅速做了一件事。就是邀请台湾的朋友到北京来开座谈会，让他们介绍台湾证券市场和证券监管方面的经验及教训。至今想起来，那次座谈会开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次座谈会是我的台湾朋友帮忙组织的，他们自己花钱租了凯宾斯基酒店，因为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也没有钱可供开支。我们整整座谈了三天，这三天对我今后在证监会工作帮助非常大，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台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比如，台湾的股票市场散户居多，散户聚众闹事的情况也不少。台湾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以后，很多散户都买了股票。买股票的时候股票指数是12000多点，后来很快跌到2000多点，于是这些散户闹事，在“经济部”门口静坐，要求退股票。
台湾的朋友说他们作了错误的决策，退让了一步，结果以后给投资者形成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赚钱就拿走，赔了就找政府，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后绝对不能做。
谈到深圳“8·10”事件时，他们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元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发生舞弊现象。
后来，我把这些经验写成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实际中也采取了透明的无限量发行认购表的办法，解决了当时股票发行的困难。
朱镕基否定再设立津汉交易所
我当证监会主席时，正赶上全国股票热的浪潮。许多省市政府负责人纷纷要求在本地建立证券交易所，尤其是武汉、天津、大连这三个地方，当地领导三番五次来京迫切要求建立证券交易所。
武汉市政府提出在武汉建立中原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天津市政府提出建立华北证券交易所，大连提出在当地建立东北证券交易所。他们都看到建立证券交易所对当地的股份制改制、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奖金流入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要求非常迫切。
我去美国和日本考察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国家建立多少个交易所为宜的问题作了专题调研。就拿美国来说吧，在华尔街一条街上，前面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后面又有美国证券交易所。当时我们了解到，美国共有7个证券交易所。
我问他们：“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可以在网上实现交易，为什么还要建这么多交易所？”他们回答得也很清楚，一句话：“鼓励竞争，提高效率。”他们认为，通过竞争，不同的交易所形成不同的对象和各自的经营特色，这对市场是有好处的。日本也如此，他们不是用行政手段建立和归并交易所，而是通过竞争使其发展、重组、定位。
中国应当组建多少个证券交易所比较好呢？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差别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别较大，只靠单一的交易所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我曾经考虑，如果条件成熟可在天津、武汉再设立两个交易所。
经过调查研究，我在1993年7月6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报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的报告。1994年1月，我又以个人名义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了一份关于“增设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朱镕基副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有一个出台时机问题。”后经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国务院决定在当时证券市场的交易和管理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先在上海、深圳两地试验，没有同意其他地区组建交易所的要求。
当时朱镕基没有批准还有一个原因。海南省自行建立了一个交易中心，实际上就是股票交易所，进行股票上市、交易。这个交易所的建立没有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到海南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并找我去海南协助处理。
当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市陪邹家华副总理出差调研，接到通知后，通过军队找来一艘舰艇，直接去了海口。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撤销这个交易所。对已上市的每个公司进行研究和审查，具备条件的则转到深圳交易所上市。
江泽民两次询问股票定价
怎么定价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各种不利于市场正常发展的投机行为，很多人主张证监会管价格，即规定股价是市盈率的多少倍。
我当时认为，再困难也要逐步走市场化的道路，由股票的供求双方确定价格。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由主承销商和申请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根据市场状况来确定发行价格。
在我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我曾两次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上海视察工作。第一次正赶上股市二级市场价格上涨较快，江泽民总书记听到反映，说国有企业吃亏了，是因为发行价格定低了，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市场供求双方确定的价格，二级市场价格高，人们才有积极性去购买股票。”
第二次又赶上二级市场价格下跌，有的甚至低于发行价。江泽民总书记又听到投资者反映，说他们买原始股吃亏了，是因为价格定高了。我说：“这是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直接去参与定价，只能制定规则，负责监管，向投资者公布信息，由投资者选择买不买这种股票，自己承担风险。”
1993年11月12日，朱镕基副总理批转给我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报告，让我们研究平准基金问题。我在给朱镕基副总理的报告中说：“我找了一些专家进行了研究，并请教了香港和外国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案例，它不但解决不了稳定市场问题，还会造成政府包揽市场、群众依靠政府的后果。”这个观点在陪同江泽民出差期间，我也表达过。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市场定价的原则，如果政府干预企业本身的股票价格，会后患无穷。
9年前，记者为了采访，曾去过他位于东便门的家，有幸接受他的教诲，倍感他老师般的慈爱。9年后，恰逢中国证券市场20年，记者有幸再一次聆听他对那段难忘岁月的讲述。
谏言总书记保留“试验田”
1990年5月，一直处于自发状态的中国股市一夜之间突然狂热起来。上海、深圳的几个证券交易窗口前人山人海，场面一片混乱，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当时我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虽然到体改委的时间不长，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研究当前证券市场问题。
记得那时深圳仅有5只股票上市，但涨幅却很惊人。1990年5月至6月的一个月中，这5只股票涨幅分别是：深发展100％，万科380％，原野210％，金田140％，安达380％。而且，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上海、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
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关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试验，各方面特别是高层领导看法不一致。有的明确提出来要求停止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资本市场的存在。来自社会各界的分歧也很大，政府主管部门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股票市场的存废处于危急关头。
1990年11月28日，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总书记悄声对我说：“在回京的途中我们谈谈股票市场的事情。”从广州到北京，飞行两个多小时，一路上，江泽民问得很认真，记得也很仔细。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我，我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
汇报到最后，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如果撤，对外发出的就是一种后退的信号，对改革形象影响很大。”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明确表示：“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
临下飞机时，江泽民对我说:“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改革试验继续进行，暂不扩大。”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这样，中国股市改革的试验田被保留了下来。
向台湾朋友取经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后，由于是地方管理，股票市场非常混乱，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深圳“8·10” 事件。“8·10” 事件的出现，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年9月的一天，朱镕基副总理找我谈话，要我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我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长。”他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我说，出了事当然要我来承担。要干，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勇于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各种想象不到的后果。
朱镕基找我谈话之后，我抓紧赶在证监会正式成立之前迅速做了一件事。就是邀请台湾的朋友到北京来开座谈会，让他们介绍台湾证券市场和证券监管方面的经验及教训。至今想起来，那次座谈会开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次座谈会是我的台湾朋友帮忙组织的，他们自己花钱租了凯宾斯基酒店，因为当时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也没有钱可供开支。我们整整座谈了三天，这三天对我今后在证监会工作帮助非常大，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台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比如，台湾的股票市场散户居多，散户聚众闹事的情况也不少。台湾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以后，很多散户都买了股票。买股票的时候股票指数是12000多点，后来很快跌到2000多点，于是这些散户闹事，在“经济部”门口静坐，要求退股票。
台湾的朋友说他们作了错误的决策，退让了一步，结果以后给投资者形成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赚钱就拿走，赔了就找政府，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后绝对不能做。
谈到深圳“8·10”事件时，他们说台湾也发生过类似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无限量地发行认购表。他们把认购表直接印在报纸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认购表从报纸上剪下来，拿到证券网点，交纳5元钱办理登记，就可以参加抽签了。这么做既不用排队，也不会发生舞弊现象。
后来，我把这些经验写成报告提交给国务院，实际中也采取了透明的无限量发行认购表的办法，解决了当时股票发行的困难。
朱镕基否定再设立津汉交易所
我当证监会主席时，正赶上全国股票热的浪潮。许多省市政府负责人纷纷要求在本地建立证券交易所，尤其是武汉、天津、大连这三个地方，当地领导三番五次来京迫切要求建立证券交易所。
武汉市政府提出在武汉建立中原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天津市政府提出建立华北证券交易所，大连提出在当地建立东北证券交易所。他们都看到建立证券交易所对当地的股份制改制、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奖金流入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要求非常迫切。
我去美国和日本考察的时候，曾经对一个国家建立多少个交易所为宜的问题作了专题调研。就拿美国来说吧，在华尔街一条街上，前面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后面又有美国证券交易所。当时我们了解到，美国共有7个证券交易所。
我问他们：“现在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可以在网上实现交易，为什么还要建这么多交易所？”他们回答得也很清楚，一句话：“鼓励竞争，提高效率。”他们认为，通过竞争，不同的交易所形成不同的对象和各自的经营特色，这对市场是有好处的。日本也如此，他们不是用行政手段建立和归并交易所，而是通过竞争使其发展、重组、定位。
中国应当组建多少个证券交易所比较好呢？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差别比较大，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差别较大，只靠单一的交易所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我曾经考虑，如果条件成熟可在天津、武汉再设立两个交易所。
经过调查研究，我在1993年7月6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上报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的报告。1994年1月，我又以个人名义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了一份关于“增设天津、武汉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朱镕基副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有一个出台时机问题。”后经反复研究、慎重考虑，国务院决定在当时证券市场的交易和管理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先在上海、深圳两地试验，没有同意其他地区组建交易所的要求。
当时朱镕基没有批准还有一个原因。海南省自行建立了一个交易中心，实际上就是股票交易所，进行股票上市、交易。这个交易所的建立没有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造成了不良影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到海南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并找我去海南协助处理。
当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市陪邹家华副总理出差调研，接到通知后，通过军队找来一艘舰艇，直接去了海口。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撤销这个交易所。对已上市的每个公司进行研究和审查，具备条件的则转到深圳交易所上市。
江泽民两次询问股票定价
怎么定价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各种不利于市场正常发展的投机行为，很多人主张证监会管价格，即规定股价是市盈率的多少倍。
我当时认为，再困难也要逐步走市场化的道路，由股票的供求双方确定价格。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由主承销商和申请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根据市场状况来确定发行价格。
在我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我曾两次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上海视察工作。第一次正赶上股市二级市场价格上涨较快，江泽民总书记听到反映，说国有企业吃亏了，是因为发行价格定低了，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市场供求双方确定的价格，二级市场价格高，人们才有积极性去购买股票。”
第二次又赶上二级市场价格下跌，有的甚至低于发行价。江泽民总书记又听到投资者反映，说他们买原始股吃亏了，是因为价格定高了。我说：“这是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直接去参与定价，只能制定规则，负责监管，向投资者公布信息，由投资者选择买不买这种股票，自己承担风险。”
1993年11月12日，朱镕基副总理批转给我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报告，让我们研究平准基金问题。我在给朱镕基副总理的报告中说：“我找了一些专家进行了研究，并请教了香港和外国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案例，它不但解决不了稳定市场问题，还会造成政府包揽市场、群众依靠政府的后果。”这个观点在陪同江泽民出差期间，我也表达过。
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市场定价的原则，如果政府干预企业本身的股票价格，会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