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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温庭筠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历代词话中的相关材料并不少见，多数词话的作者都会讨论到温庭筠和他的词。而词史地位这一论题，在词话中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有的词话会对温词地位直接进行界定，如花间之祖、唐词的集大成者等。本文综合各词话对温氏之评价，结合后人对温词的接受情况，分析了温庭筠词作的词史地位。
一、开创词派
词体从唐代发展至清代的一千多年间，作家队伍扩大，词作数量激增，词的内容风格流派等也随着词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到了清代，词论家所探讨的重点往往是作为词史高峰的唐宋词。作为后人，他们不仅能够跳出时代的藩篱客观冷静地看待唐宋词，而且比之前代词论家更具备理论素养。在总览唐宋词之时，他们通常会对之进行风格流派上的划分，而不同的词论家所分出的词派也不尽相同。
郭麐和陈廷焯则是将唐宋词一道进行考察，因为宋词的加入，大大丰富了词的流派风格，因此他们所划分的词派数量多于唐词流派。例如郭麐就将唐宋词划分为四个大的流派。郭麐所云词之四派，分别以花间词人、姜张、高吴和苏轼为代表。温庭筠属于花间词人，更是花间鼻祖，其词也如郭麐所总结的“风流华美，浑然天成”，继承飞卿词的则有晏、欧、秦、周、贺、晃诸人，但柳永则偏于但俗。郭麐的划分总体上还是符合词坛实际的。
陈廷焯对唐宋名家流派的划分就更加细致，总共分出了十四个流派之多。陈廷焯将被郭麐笼统而言的花间词人分出了两家：温庭筠和韦庄，温韦是花间词人中成就最高的，虽然并称但二者的风格呈现出明显区别，因此将温韦分开论述很有必要。陈廷焯与郭麐一样，都在流派宗主之后附上追随者、后继者，陈廷焯则将皇甫松和南唐二主附于飞卿之后。皇甫松归入飞卿旗下并不奇怪，事实上包括韦庄在内的花间词人或多或少都曾从温词中汲取养分。
温庭筠词中除了有《菩萨蛮》这样绮丽的词，也有像《梦江南》这样明白晓畅的词。南唐二主特别是后主李煜，最擅长的便是用口语式的语句来表达深沉的人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南唐二主是飞卿一派，并不为过。而西蜀词人（即大部分花间词人），他们学习温词，多偏重温庭筠密丽缠绵的那部分词作。所选取的接受对象不同，所呈现出的风格自然也相异。
二、温词的正变归属
“正变”这一概念出自传统诗学，即诗歌的正变因政治风俗而变化，词学上的正变则与之略有不同。词之所谓“正”，又称正宗、大宗、正始，是指那些被认为是居于本色、当行地位或嫡系地位的词风或词人词派；所谓“变”，则是指偏离了或变化了正宗的词风词派。
首先对温庭筠的正变归属有所论述的，是明代王世贞，他先是对诗和词作了区分，然后讲词人按照自己的正变观进行区分。温韦因为“艳而促”，和黄庭坚、苏轼、辛弃疾一同被视为词之变体。所谓“促”，大体上是指音节上的短促以及情感上的紧迫感。从王世贞对温韦等人的评价，发现王世贞所认为的变体，往往具有“促”、“险”、“壮”、“奇”这样的特点，那么与之相对，词之正体就是像张先、二晏之类的温柔平和的词。
刘熙载以李白、东坡为正，而将整个晚唐五代词视为变体：“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王士祯则在《花草蒙拾》中特地以一则词话来驳斥王世贞以温韦为变体的论点，他从词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正变划分的，并将词的发展与文赋相类比，温韦是文人词的奠定者，后世词人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因此，在他看来温韦是词之正始。陈廷焯的论述就比较迂回，他认为秦观词“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词论家划分词之正变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大体上都是以婉约、秀丽为正，以豪放为变。所以，以温庭筠词为正的观点占多数。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温庭筠时代之早，因此很容易被视作“正宗”，温庭筠所代表的婉丽词风也就常常被视作词的“正声”。词的语言和风格受内容和情感制约，若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婉约词本色或正体而写作，难免会显得矫揉造作。婉约豪放之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倘若以此简单划分词作，很容易出现机械化、单一化的结果，并不能全面地展现词的面貌。温词是词之正体，是由温词的时代、成就和地位共同决定的。反过来，温词被认定为正声、正体，又体现了温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三、词坛绝唱绝响
陈廷焯曾以唐诗为例，认为宋词可以超越五代却不能超越温韦，就在于温韦的成就己经达到词学的极致，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他们自身的创作才能。至于温庭筠如何达到极致，则是因为“飞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词亦从楚骚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陈廷焯认为温庭筠的词和他的绝句意义，都是从《离骚》而来，才能够独绝千古，后人也难以追摹。
郑文焯关注到了温庭筠的《杨柳枝》词，认为它们是宋诗无法企及的境界：宋人诗好处，便是唐词。然飞卿《杨柳枝》八首，终为宋诗中绝振之境，苏、黄不能到也。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有宋一代学人，专志于此，骚骚入古，毕竟不能脱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难矣。《杨柳枝》八首在历代词话中几乎没有论及，而郑文焯认为即便是苏轼、黄庭坚也无法作出像这八首《杨柳枝》一样的诗歌来。更进一步讨论了宋诗的发展问题，认为有唐诗珠玉在前，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脱其窠臼。再对比“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则说明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对等的。然而这种评价也有偏颇之处，唐代曲子词刚刚兴起，因此温庭筠等人便可尽情发挥，但到了宋代词人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变，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陈廷焯看来，温庭筠最为知名的《菩萨蛮》和《更漏子》两个词调在后世也难以找到优秀的继承者，直到庄棫（篙庵号）的出现，飞卿才有了后继者。《菩萨蛮》词调自温庭筠以来，作词者甚多，但陈廷焯认为一千年来温韦后继无人，只有庄棫的《菩萨蛮》词“境地甚高”。至于《更漏子》诸词也是如此。但是，陈廷焯也并不认为庄棫词可以超越温词，庄棫的《菩萨蛮》十三章获得了陈廷焯“穷极高妙”这样的评价，但还是不能出飞卿之右。陈廷焯认为，要作好《菩萨蛮》词需要以温韦为参照并且出于风骚。但无论是谁，都不能超越温词，其隐藏含义也就是温庭筠词是绝响。以陈廷焯为代表的词论家认为温庭筠的一些词作在后世成为绝唱、绝响，即便有词人能够接武飞卿，也无法凌驾于飞卿之上。这些评价以比较极端的态度和语言确认了温词的词史地位，但也显得过于绝对。词史是前进的，词体也是不断发展的，温庭筠的成就固然高，但也不能抹杀后来词人的创作成就。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时代之先，是第一个专业词人、花间鼻祖，后世词人难免会处在他的阴影之下，被词论家有意或无意地轻视了。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兆鵬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刘尊明，张春媚.传播与温庭筠的词史地位[J].文学评论，2002（6）.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一、开创词派
词体从唐代发展至清代的一千多年间，作家队伍扩大，词作数量激增，词的内容风格流派等也随着词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到了清代，词论家所探讨的重点往往是作为词史高峰的唐宋词。作为后人，他们不仅能够跳出时代的藩篱客观冷静地看待唐宋词，而且比之前代词论家更具备理论素养。在总览唐宋词之时，他们通常会对之进行风格流派上的划分，而不同的词论家所分出的词派也不尽相同。
郭麐和陈廷焯则是将唐宋词一道进行考察，因为宋词的加入，大大丰富了词的流派风格，因此他们所划分的词派数量多于唐词流派。例如郭麐就将唐宋词划分为四个大的流派。郭麐所云词之四派，分别以花间词人、姜张、高吴和苏轼为代表。温庭筠属于花间词人，更是花间鼻祖，其词也如郭麐所总结的“风流华美，浑然天成”，继承飞卿词的则有晏、欧、秦、周、贺、晃诸人，但柳永则偏于但俗。郭麐的划分总体上还是符合词坛实际的。
陈廷焯对唐宋名家流派的划分就更加细致，总共分出了十四个流派之多。陈廷焯将被郭麐笼统而言的花间词人分出了两家：温庭筠和韦庄，温韦是花间词人中成就最高的，虽然并称但二者的风格呈现出明显区别，因此将温韦分开论述很有必要。陈廷焯与郭麐一样，都在流派宗主之后附上追随者、后继者，陈廷焯则将皇甫松和南唐二主附于飞卿之后。皇甫松归入飞卿旗下并不奇怪，事实上包括韦庄在内的花间词人或多或少都曾从温词中汲取养分。
温庭筠词中除了有《菩萨蛮》这样绮丽的词，也有像《梦江南》这样明白晓畅的词。南唐二主特别是后主李煜，最擅长的便是用口语式的语句来表达深沉的人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南唐二主是飞卿一派，并不为过。而西蜀词人（即大部分花间词人），他们学习温词，多偏重温庭筠密丽缠绵的那部分词作。所选取的接受对象不同，所呈现出的风格自然也相异。
二、温词的正变归属
“正变”这一概念出自传统诗学，即诗歌的正变因政治风俗而变化，词学上的正变则与之略有不同。词之所谓“正”，又称正宗、大宗、正始，是指那些被认为是居于本色、当行地位或嫡系地位的词风或词人词派；所谓“变”，则是指偏离了或变化了正宗的词风词派。
首先对温庭筠的正变归属有所论述的，是明代王世贞，他先是对诗和词作了区分，然后讲词人按照自己的正变观进行区分。温韦因为“艳而促”，和黄庭坚、苏轼、辛弃疾一同被视为词之变体。所谓“促”，大体上是指音节上的短促以及情感上的紧迫感。从王世贞对温韦等人的评价，发现王世贞所认为的变体，往往具有“促”、“险”、“壮”、“奇”这样的特点，那么与之相对，词之正体就是像张先、二晏之类的温柔平和的词。
刘熙载以李白、东坡为正，而将整个晚唐五代词视为变体：“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王士祯则在《花草蒙拾》中特地以一则词话来驳斥王世贞以温韦为变体的论点，他从词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正变划分的，并将词的发展与文赋相类比，温韦是文人词的奠定者，后世词人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因此，在他看来温韦是词之正始。陈廷焯的论述就比较迂回，他认为秦观词“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词论家划分词之正变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大体上都是以婉约、秀丽为正，以豪放为变。所以，以温庭筠词为正的观点占多数。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于温庭筠时代之早，因此很容易被视作“正宗”，温庭筠所代表的婉丽词风也就常常被视作词的“正声”。词的语言和风格受内容和情感制约，若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婉约词本色或正体而写作，难免会显得矫揉造作。婉约豪放之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倘若以此简单划分词作，很容易出现机械化、单一化的结果，并不能全面地展现词的面貌。温词是词之正体，是由温词的时代、成就和地位共同决定的。反过来，温词被认定为正声、正体，又体现了温词在词史上的地位。
三、词坛绝唱绝响
陈廷焯曾以唐诗为例，认为宋词可以超越五代却不能超越温韦，就在于温韦的成就己经达到词学的极致，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他们自身的创作才能。至于温庭筠如何达到极致，则是因为“飞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词亦从楚骚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陈廷焯认为温庭筠的词和他的绝句意义，都是从《离骚》而来，才能够独绝千古，后人也难以追摹。
郑文焯关注到了温庭筠的《杨柳枝》词，认为它们是宋诗无法企及的境界：宋人诗好处，便是唐词。然飞卿《杨柳枝》八首，终为宋诗中绝振之境，苏、黄不能到也。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有宋一代学人，专志于此，骚骚入古，毕竟不能脱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难矣。《杨柳枝》八首在历代词话中几乎没有论及，而郑文焯认为即便是苏轼、黄庭坚也无法作出像这八首《杨柳枝》一样的诗歌来。更进一步讨论了宋诗的发展问题，认为有唐诗珠玉在前，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脱其窠臼。再对比“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则说明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对等的。然而这种评价也有偏颇之处，唐代曲子词刚刚兴起，因此温庭筠等人便可尽情发挥，但到了宋代词人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变，自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陈廷焯看来，温庭筠最为知名的《菩萨蛮》和《更漏子》两个词调在后世也难以找到优秀的继承者，直到庄棫（篙庵号）的出现，飞卿才有了后继者。《菩萨蛮》词调自温庭筠以来，作词者甚多，但陈廷焯认为一千年来温韦后继无人，只有庄棫的《菩萨蛮》词“境地甚高”。至于《更漏子》诸词也是如此。但是，陈廷焯也并不认为庄棫词可以超越温词，庄棫的《菩萨蛮》十三章获得了陈廷焯“穷极高妙”这样的评价，但还是不能出飞卿之右。陈廷焯认为，要作好《菩萨蛮》词需要以温韦为参照并且出于风骚。但无论是谁，都不能超越温词，其隐藏含义也就是温庭筠词是绝响。以陈廷焯为代表的词论家认为温庭筠的一些词作在后世成为绝唱、绝响，即便有词人能够接武飞卿，也无法凌驾于飞卿之上。这些评价以比较极端的态度和语言确认了温词的词史地位，但也显得过于绝对。词史是前进的，词体也是不断发展的，温庭筠的成就固然高，但也不能抹杀后来词人的创作成就。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时代之先，是第一个专业词人、花间鼻祖，后世词人难免会处在他的阴影之下，被词论家有意或无意地轻视了。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兆鵬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刘尊明，张春媚.传播与温庭筠的词史地位[J].文学评论，2002（6）.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