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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书钞方》是明代名臣丘溶编撰的一部方抄类医方书。全书由明以前各类文史书籍中所载药方汇成，是目前已知现存的唯一一部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撰写的医著。本文简述《群书钞方》的内容、体例和书目收录情况；以其原序、跋及全文为基础，考证该书成书、刊印的历程；依托多种书目，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该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并利用各版本的内容特征考证其沿革与流传情况；最后简析了该书的文献学研究价值。
关键词：丘睿；《群书钞方》；成书历程；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6）03-0053-04
《群书钞方》是我国明代的一部医方书，作者是海南人丘溶。作为丘氏唯一一部存世的医学著作，该书博采群方，体例独特，在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和医家中有一定影响。本文以《群书钞方》的成书、刊刻历程和版本情况为主要研究内容。笔者以该书序、跋中的相关记叙为证据和线索，旁参丘溶生平和其他史实，初步考证了其成书、初刻、二刻的时间和基本过程；同时通过研究数个现存版本的刊者序、题识、印记，亦对其各自的形成源流进行了初步探索。笔者希望本文可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兴趣，开展对《群书钞方》一书的深入研究。
1.概述
1.1作者简介
丘溶（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巷，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仕景泰、正统、成化、弘治四朝，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丘溶与同乡海瑞一起被誉为“海南双壁”；钱穆先生称其“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也”。丘氏一生著述颇丰，于经史之学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存世；亦涉猎诗、文、戏剧，著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备记》《投笔记》等。此外，因家学渊源，丘溶于医药颇有研究，曾著《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等书，惜已亡佚。本文所述《群书钞方》，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溶医学著作。
1.2内容及体例
在大部分古籍书目的著录中，该书书名题作“群书钞方”或“群书抄方”，也有些文献记载为“群书日抄”。此名反映了其内容来源和写作方法，正如书之序文所云，“乃（丘溶）出其平日所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该书由丘氏将唐宋至元明的历代文史、笔记、志怪小说中记载的药方汇编而成，属于方抄类型的方书。全书共载方103首，引书36种；以书为纲，以方为目，将记载于某书中的医方集中在一起，这种写作体例迥异于历代方书；在具体条文中，先将提炼、总结出的医方及药物组成，并药味剂量、服用方法按方书的格式列于前，再将来源文献置于后，保留引文的原貌，既是实用的方抄，也是合格的“书抄”。
2.历代史志、书目、本草典籍著录及引用情况
虽然正史和地方志对《群书钞方》没有记载，但明代至清初多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对此书却有收录。笔者调研结果显示，最早著录《群书钞方》的书目是明代高儒编纂的《百川书志》，其后该书之名又见于朱睦桴《万卷堂书目》、晁琛《宝文堂书目》以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此外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和《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也著录了该书。除了综合性书目，该书之名还见于《本草纲目》的文献引用目录以及日本丹波元胤（丹波元坚之兄）编纂的医学专门书目《医籍考》。此外，该书的条文在明清之际还屡次被其他医学文献引用，如明代李梃撰著的《医学入门》，清代魏之琇撰著的《续名医类案》，日本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屡次见诸书目与医籍，说明该书在明清文人及医界中有一定的影响。
3.成书及刊刻历程
《群书钞方》从写作成书到初刻、再刻的历程，可以从该书日本天保九年（公元1838年）抄本中的自序、书引、书跋中的记述进行考证。
3.1写作缘起和正文完成
丘溶在自序中写道，“仆偶读宋刘跂《暇日记》，见其所载避难止小儿哭法，因叹此法平世诚无所用之幸，不幸而遇祸乱，其全活婴孺之命当不可计。然单方不能以孤行，自是读诸家书遇有成方辄手钞之”，这说明丘溶写作《群书钞方》的缘起是因偶然读到《暇日记》中的“避难止小儿哭法”（将用甘草煎汤浸渍过的棉团塞入小儿口中以止哭），产生了将平日所读各类书籍中记载的医方记录下来汇成一书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自序落款为“岁甲午琼山丘溶书于玉堂之署”，查丘氏为官时期只有一个甲午年，即明成化十年（1474年），故是年应为整部书内容编撰完成的时间。
3.2海澄的初刻和朱英的再次刊印
该书卷首有明成化乙未科进士，也是丘溶的同乡及门生海澄所作的《群书钞方引》一篇，该书写作完成后初次刊刻的过程在此书引中有所反映。其中记载：“澄以岁乙未（公元1475年）登进士第，又明年拜为建阳县知县，将之任……先生乃出其平日所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名曰‘群书钞方’，授澄，俾携至书坊锓诸梓以行世”。可见，丘溶是在海澄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即1476年将书稿交付海澄，希望他能够将其刊印出版，流传后世。再查《群书钞方》卷尾有时任两广总督朱英所作的《跋<群书钞方>后》一篇，其中记载：“礼部侍郎、国子祭酒琼山丘仲深先生以其在翰林日所集《群书钞方》，印本一册，嘱为刻之”。也就是说丘溶后来曾将该书的一个“印本”交与朱英再次刊印，这一“印本”应该就是海澄刊刻的版本，也就是该书的初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朱英在书跋中提到，丘溶将初刻本交给他的时候，职衔已是国子祭酒。根据《丘溶年谱》，丘氏从侍讲学士升任国子祭酒是在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故朱英收到印本的时间应不早于这一年，而书跋落款为“成化十八年壬寅八月中秋日诚巷老人书于总制百粤之堂”，则丘溶将印本交付朱英刊刻的时间应不晚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而为何已交海澄完成刊刻的印本要再付朱氏之手？答案可从海氏序中所云“因以俸禄之余畀书书林朱铭刻诸梓”进行推测。根据《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一书中记载，明代官员刻书的经费，有官员捐俸自费，亦有官府出资。当时官员俸禄较低，自费刊印的数量和质量均无保证；而政府出资的“官刻”，经费则相对充足，故质量较高，流传更广。清代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而且所刻之书遍及经史子集，甚至小说、传奇的官刻也不鲜见。朱英总督两广时便刊刻过《宋史》，后来此版送交南京国子监成为该书的“南监本”。所以，丘溶很有可能是将海澄刻印、发行量极少的《群书钞方》交给位高权重的朱英，希望他能利用官刻之便再次刊印此书，使之流布更广。 4.现存版本及其形成源流
4.1当代书目对《群书钞方》现存版本的记录
无论是海澄的初刻本，还是朱英的二刻本都已不存于世，而关于此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情况，当代几种权威书目的意见亦有分歧。《中医古籍书目提要》《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五大图书馆现存中医书简目》均记载只存一个版本，即日本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据记载藏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即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后查询未见）；《岭南文献国外传播简目》则记载存2个版本，分别为不著年日本抄本（据记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天保十年写本（据记载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记载该馆收藏有该书明刻本1卷。
4.2现存版本及馆藏情况
笔者调查了上述所有馆藏地的书目，发现《群书钞方》目前现存版本有3种，且均为孤本。分别是：（1）明代何孟春辑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该版本单册不分卷，系合刻本；半页8行，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2）日本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版本单册不分卷；半页8行，行18字，小字双行，无版框、界栏、行格；有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尚质的题识以及诸多收藏印记。（3）日本天保十年抄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该本版式与丹波元坚抄本同，不著抄录者。
4.3现存版本的形成源流
《群书钞方》的3个版本属于2个流传系统。其一为明代何孟春辑刻本，它是《群书钞方》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也是唯一的刻本。该本与何氏所著《群方续钞》合刻，但独立成册，其中并未收录海澄序及朱英跋。按照何氏在《群方续钞》自序中的记述，该本形成的时间，“正德庚辰，春任巡抚云南等处都御史时，为轸恤民患事，照得当职往年见故阁老琼山先生《群书钞方》。因忆诸家书中方尚有遗漏……遂并他凡所记，钞而刻之”，当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其后该版本未见有翻刻，现仅存一册。
第二个系统则是以中国流传到日本的版本为底本，形成了日本天保九年和天保十年（公元1839年）的2个抄本。天保九年本由日本著名医学文献学家丹波元坚抄写完成，这一点从该本跋的落款“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推得。这一抄本的底本应以朱英刻本为据，而与何孟春辑刻本无关，因为它保留了原书的序、跋，而又没有任何何氏《群方续钞》的内容，所以是目前比较接近该书初刻、二刻本原貌的一个版本。关于这一底本何时流入日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丹波元坚何时获得这一底本却可以考证。在现存丹波元胤《医籍考》中，《群书钞方》的存世版本著录为“未见”，而丹波元胤实际上在完成了《医籍考》的初稿后便于1827年辞世，该书是经过丹波元胤弟丹波元坚的校订后于天保二年（1831年）才成书出版的。截止这一年，丹波元坚肯定还未发现《群书钞方》的底本，否则他会对相关著录进行修正，他获得底本的时间应为《医籍考》出版后至《群书钞方》抄本形成的1838年之间。而该抄本后来如何辗转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则相对容易考证。根据书上“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杨守敬印”等印记，可以确定是由清末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作为其“观海堂藏书”中的一册在其去世后由国民政府购入，归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后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日本流传系统中的第二个版本，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天保十年抄本，在版式上与丹波元坚抄本一致，甚至连每页的行数及每行的字数都与之相同，但字迹上2本有出入，无法推断抄录人。该本无天保九年本中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尚质的跋文，亦无任何私家收藏印记，只在封面和尾页上有“昌平坂学问所”的墨印。根据《明治维新史》一书的记述，昌平坂学问所原名“昌平簧”，是日本江户幕府的直属学校，明治维新后改名“昌平学校”。该机构除了教育职能外还负责文献的出版和收藏，故该机构的藏书属于日本的公藏书系统。日本历史上有多位重要的民间藏书家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该机构，或是提供刻版以供其再版发行，故这一写本极有可能是昌平坂学问所派人摹写丹波元坚抄本而成。
5.文献研究价值
《群书钞方》为名宦大儒所作医著，在成书之后屡有著录和引用。惜乎该书版本稀少，流布不广，以至后世少人问津。笔者在经过初步的文献学调研后，认为此书深具价值。
《群书钞方》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溶医学著述，也是已发现的唯一存世的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所著之医学古籍，其于丘溶的学术成就、中国医学史、海南地域医学史及海南地方文献等方面都是珍贵且重要的史料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该书体例独特，迥异于同类著作，对于中医方书类文献结构、体例研究很有意义。
该书的2个重要版本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其中之一在19世纪末回归中国，属于典型的海外回归古籍。其中天保九年抄本存有抄录者和历任藏家的跋文、印记，流传有序，对于研究明代医籍在国外的流传历程和版本沿革也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存世稀少，但却保存完好，不乏善本；且在序、跋中对于刊刻的情况有明确的的记载，又屡见于历代书目，在版本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关键词：丘睿；《群书钞方》；成书历程；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6）03-0053-04
《群书钞方》是我国明代的一部医方书，作者是海南人丘溶。作为丘氏唯一一部存世的医学著作，该书博采群方，体例独特，在明清两代的藏书家和医家中有一定影响。本文以《群书钞方》的成书、刊刻历程和版本情况为主要研究内容。笔者以该书序、跋中的相关记叙为证据和线索，旁参丘溶生平和其他史实，初步考证了其成书、初刻、二刻的时间和基本过程；同时通过研究数个现存版本的刊者序、题识、印记，亦对其各自的形成源流进行了初步探索。笔者希望本文可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兴趣，开展对《群书钞方》一书的深入研究。
1.概述
1.1作者简介
丘溶（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巷，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仕景泰、正统、成化、弘治四朝，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丘溶与同乡海瑞一起被誉为“海南双壁”；钱穆先生称其“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也”。丘氏一生著述颇丰，于经史之学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存世；亦涉猎诗、文、戏剧，著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备记》《投笔记》等。此外，因家学渊源，丘溶于医药颇有研究，曾著《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等书，惜已亡佚。本文所述《群书钞方》，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溶医学著作。
1.2内容及体例
在大部分古籍书目的著录中，该书书名题作“群书钞方”或“群书抄方”，也有些文献记载为“群书日抄”。此名反映了其内容来源和写作方法，正如书之序文所云，“乃（丘溶）出其平日所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该书由丘氏将唐宋至元明的历代文史、笔记、志怪小说中记载的药方汇编而成，属于方抄类型的方书。全书共载方103首，引书36种；以书为纲，以方为目，将记载于某书中的医方集中在一起，这种写作体例迥异于历代方书；在具体条文中，先将提炼、总结出的医方及药物组成，并药味剂量、服用方法按方书的格式列于前，再将来源文献置于后，保留引文的原貌，既是实用的方抄，也是合格的“书抄”。
2.历代史志、书目、本草典籍著录及引用情况
虽然正史和地方志对《群书钞方》没有记载，但明代至清初多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对此书却有收录。笔者调研结果显示，最早著录《群书钞方》的书目是明代高儒编纂的《百川书志》，其后该书之名又见于朱睦桴《万卷堂书目》、晁琛《宝文堂书目》以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此外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和《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也著录了该书。除了综合性书目，该书之名还见于《本草纲目》的文献引用目录以及日本丹波元胤（丹波元坚之兄）编纂的医学专门书目《医籍考》。此外，该书的条文在明清之际还屡次被其他医学文献引用，如明代李梃撰著的《医学入门》，清代魏之琇撰著的《续名医类案》，日本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屡次见诸书目与医籍，说明该书在明清文人及医界中有一定的影响。
3.成书及刊刻历程
《群书钞方》从写作成书到初刻、再刻的历程，可以从该书日本天保九年（公元1838年）抄本中的自序、书引、书跋中的记述进行考证。
3.1写作缘起和正文完成
丘溶在自序中写道，“仆偶读宋刘跂《暇日记》，见其所载避难止小儿哭法，因叹此法平世诚无所用之幸，不幸而遇祸乱，其全活婴孺之命当不可计。然单方不能以孤行，自是读诸家书遇有成方辄手钞之”，这说明丘溶写作《群书钞方》的缘起是因偶然读到《暇日记》中的“避难止小儿哭法”（将用甘草煎汤浸渍过的棉团塞入小儿口中以止哭），产生了将平日所读各类书籍中记载的医方记录下来汇成一书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自序落款为“岁甲午琼山丘溶书于玉堂之署”，查丘氏为官时期只有一个甲午年，即明成化十年（1474年），故是年应为整部书内容编撰完成的时间。
3.2海澄的初刻和朱英的再次刊印
该书卷首有明成化乙未科进士，也是丘溶的同乡及门生海澄所作的《群书钞方引》一篇，该书写作完成后初次刊刻的过程在此书引中有所反映。其中记载：“澄以岁乙未（公元1475年）登进士第，又明年拜为建阳县知县，将之任……先生乃出其平日所读儒书中所得医方，粹成一帙，名曰‘群书钞方’，授澄，俾携至书坊锓诸梓以行世”。可见，丘溶是在海澄进士及第后的第二年，即1476年将书稿交付海澄，希望他能够将其刊印出版，流传后世。再查《群书钞方》卷尾有时任两广总督朱英所作的《跋<群书钞方>后》一篇，其中记载：“礼部侍郎、国子祭酒琼山丘仲深先生以其在翰林日所集《群书钞方》，印本一册，嘱为刻之”。也就是说丘溶后来曾将该书的一个“印本”交与朱英再次刊印，这一“印本”应该就是海澄刊刻的版本，也就是该书的初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朱英在书跋中提到，丘溶将初刻本交给他的时候，职衔已是国子祭酒。根据《丘溶年谱》，丘氏从侍讲学士升任国子祭酒是在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故朱英收到印本的时间应不早于这一年，而书跋落款为“成化十八年壬寅八月中秋日诚巷老人书于总制百粤之堂”，则丘溶将印本交付朱英刊刻的时间应不晚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而为何已交海澄完成刊刻的印本要再付朱氏之手？答案可从海氏序中所云“因以俸禄之余畀书书林朱铭刻诸梓”进行推测。根据《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一书中记载，明代官员刻书的经费，有官员捐俸自费，亦有官府出资。当时官员俸禄较低，自费刊印的数量和质量均无保证；而政府出资的“官刻”，经费则相对充足，故质量较高，流传更广。清代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而且所刻之书遍及经史子集，甚至小说、传奇的官刻也不鲜见。朱英总督两广时便刊刻过《宋史》，后来此版送交南京国子监成为该书的“南监本”。所以，丘溶很有可能是将海澄刻印、发行量极少的《群书钞方》交给位高权重的朱英，希望他能利用官刻之便再次刊印此书，使之流布更广。 4.现存版本及其形成源流
4.1当代书目对《群书钞方》现存版本的记录
无论是海澄的初刻本，还是朱英的二刻本都已不存于世，而关于此书的现存版本及其馆藏情况，当代几种权威书目的意见亦有分歧。《中医古籍书目提要》《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五大图书馆现存中医书简目》均记载只存一个版本，即日本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据记载藏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即今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后查询未见）；《岭南文献国外传播简目》则记载存2个版本，分别为不著年日本抄本（据记载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天保十年写本（据记载藏于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记载该馆收藏有该书明刻本1卷。
4.2现存版本及馆藏情况
笔者调查了上述所有馆藏地的书目，发现《群书钞方》目前现存版本有3种，且均为孤本。分别是：（1）明代何孟春辑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该版本单册不分卷，系合刻本；半页8行，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2）日本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版本单册不分卷；半页8行，行18字，小字双行，无版框、界栏、行格；有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尚质的题识以及诸多收藏印记。（3）日本天保十年抄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该本版式与丹波元坚抄本同，不著抄录者。
4.3现存版本的形成源流
《群书钞方》的3个版本属于2个流传系统。其一为明代何孟春辑刻本，它是《群书钞方》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也是唯一的刻本。该本与何氏所著《群方续钞》合刻，但独立成册，其中并未收录海澄序及朱英跋。按照何氏在《群方续钞》自序中的记述，该本形成的时间，“正德庚辰，春任巡抚云南等处都御史时，为轸恤民患事，照得当职往年见故阁老琼山先生《群书钞方》。因忆诸家书中方尚有遗漏……遂并他凡所记，钞而刻之”，当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其后该版本未见有翻刻，现仅存一册。
第二个系统则是以中国流传到日本的版本为底本，形成了日本天保九年和天保十年（公元1839年）的2个抄本。天保九年本由日本著名医学文献学家丹波元坚抄写完成，这一点从该本跋的落款“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推得。这一抄本的底本应以朱英刻本为据，而与何孟春辑刻本无关，因为它保留了原书的序、跋，而又没有任何何氏《群方续钞》的内容，所以是目前比较接近该书初刻、二刻本原貌的一个版本。关于这一底本何时流入日本已经无从知晓，但是丹波元坚何时获得这一底本却可以考证。在现存丹波元胤《医籍考》中，《群书钞方》的存世版本著录为“未见”，而丹波元胤实际上在完成了《医籍考》的初稿后便于1827年辞世，该书是经过丹波元胤弟丹波元坚的校订后于天保二年（1831年）才成书出版的。截止这一年，丹波元坚肯定还未发现《群书钞方》的底本，否则他会对相关著录进行修正，他获得底本的时间应为《医籍考》出版后至《群书钞方》抄本形成的1838年之间。而该抄本后来如何辗转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则相对容易考证。根据书上“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杨守敬印”等印记，可以确定是由清末著名的文献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作为其“观海堂藏书”中的一册在其去世后由国民政府购入，归北平故宫博物院收藏，后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日本流传系统中的第二个版本，即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天保十年抄本，在版式上与丹波元坚抄本一致，甚至连每页的行数及每行的字数都与之相同，但字迹上2本有出入，无法推断抄录人。该本无天保九年本中丹波元坚和藏书家小岛尚质的跋文，亦无任何私家收藏印记，只在封面和尾页上有“昌平坂学问所”的墨印。根据《明治维新史》一书的记述，昌平坂学问所原名“昌平簧”，是日本江户幕府的直属学校，明治维新后改名“昌平学校”。该机构除了教育职能外还负责文献的出版和收藏，故该机构的藏书属于日本的公藏书系统。日本历史上有多位重要的民间藏书家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该机构，或是提供刻版以供其再版发行，故这一写本极有可能是昌平坂学问所派人摹写丹波元坚抄本而成。
5.文献研究价值
《群书钞方》为名宦大儒所作医著，在成书之后屡有著录和引用。惜乎该书版本稀少，流布不广，以至后世少人问津。笔者在经过初步的文献学调研后，认为此书深具价值。
《群书钞方》是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丘溶医学著述，也是已发现的唯一存世的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所著之医学古籍，其于丘溶的学术成就、中国医学史、海南地域医学史及海南地方文献等方面都是珍贵且重要的史料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该书体例独特，迥异于同类著作，对于中医方书类文献结构、体例研究很有意义。
该书的2个重要版本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其中之一在19世纪末回归中国，属于典型的海外回归古籍。其中天保九年抄本存有抄录者和历任藏家的跋文、印记，流传有序，对于研究明代医籍在国外的流传历程和版本沿革也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存世稀少，但却保存完好，不乏善本；且在序、跋中对于刊刻的情况有明确的的记载，又屡见于历代书目，在版本研究方面还有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