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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陈独秀的报刊生涯中，其创办及协办了《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十几种报刊，这些报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中国文人向有托物言志的传统，因而，梳理其编辑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同时，在平民化报刊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的研究也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陈独秀 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体现 原因 评价
陈独秀在自己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创办及协办了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平民主要指收入较低的大众百姓。其在《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一文中谈道：“被内外资本主义挤迫而失业的，何尝不是平民？反而商之中，居奇致富的大腹贾，有时势倾王侯，那算得是平民。”[1]他的编辑思想有两大鲜明体现：一是具有浓郁的平民情怀；二是崇尚民主反对特权，具有斗士精神。这影响到他在编辑报刊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就成了一条贯穿的主线。
一、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体现
（一）平民化的编辑理念定位。1904 年，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指出：“若说穷人来，越发要懂点学问 …… 但是现在的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的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2]他在章程的“第六门教育”中提道：“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从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从这个发刊词，可看到陈独秀平民化的办报思路以及为平民而办报的编辑理念。
1915 年，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里，陈独秀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的主张。在对青年提出的六条希望中，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其开宗明义：“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青年》的定位：“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是把反对封建制度和提倡民主作为主要任务。“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3]这一伦理主要指等级制度与等级伦理观念等，同时，他对《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的办法，这些也都反映了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1918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指出该刊的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并对之阐述：“简单的说来，凡是合乎自由平等的，就是公理；凡是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自由平等的，就是强权。”他还指出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仍一脉相承。
1920 年，他与李汉俊在上海创办《劳动界》，则是直接为平民呼吁的刊物。该刊编辑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同年，他在与俞秀松等创办的《夥友》发刊词中指出“本周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就是：（一）诉说夥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夥友们将来的职务”。直白鲜明地表达了为下层人办刊的理念。当该刊第八册开始宣扬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后，陈独秀随即与之脱离关系。
从他为这些创办及协办的报刊所写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一以贯之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二）平民化的报刊编辑实务活动。陈独秀从1903年协办《国民日日报》到后来的一系列报刊编辑实务活动，到为《向导》《布尔塞维克》等报刊撰稿，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皆有鲜明体现。主要表现在： 1. 平民化的编辑语言。陈独秀是白话文运用的身体力行者，从《安徽俗话报》到后来的《向导》等，平民化的编辑语言是其表现常态。其编辑的报刊在语言文字上皆明白通俗、简洁明畅。典型体现即《安徽俗话报》，该报在语言上十分通俗，如《瓜分中国》言：“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依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瓜分中国’。”[4]在《论安徽的矿物》开头以通俗语言入题：“唉！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倒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5]《新青年》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的要旨就是：去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国民文学和通俗的社会文学。因而，《新青年》更是继承了平民化的编辑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报刊中，由于白话文运动的深入进行并被世人接受，加之他在《每周评论》《向导》上发表的文章开始倾向于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其刊物的编辑语言更继承了平民化语言的通俗简洁特点。2. 平民化的编辑内容。陈独秀是一直关注政治的，只是这政治是国民政治，而不是“政党政治”，“即是唤醒人民参与政治，而不是当时少数人把握控制的国会中的党派政治”。[6]他认为启迪民智才是拯救国家危机的先决条件，这就决定了他的平民思想观。所以，陈独秀在其报刊编辑内容上以及他为报刊编辑所撰写的文章中，选材内容基本都是为平民所关注或为平民呼吁的。在《安徽俗话报》中，他编辑的文章主题多是告知外忧危机、抨击旧道德旧风俗的，选编的都是平民关注或与平民切身有关的内容。《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辑内容大都与平民有关。如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主要涉及其对平民的毒害与残酷性；反对迷信，则揭露其造成民众的愚昧以及对偶像的迷信和形成不合理的信仰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主要是为树立平民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军阀，更是与平民有关的内容。《劳动界》《向导》等报刊在编辑内容上，则直接对当局予以猛烈批判，对工人、平民的遭遇进行直接呼吁，内容也主要围绕平民利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评判。3. 平民化的说理。其文章说理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直接指出道理的一二三条或直接以理由为小标题，不拖泥带水，就事论事，简单明了，这正是平民化的风格体现；二是多就平民之事及贴近平民之事进行说理，拿平民的不幸来分析原因，抨击当局。同样简单直接，文章简短，读后让人思路清晰，体会明了。他在《安徽俗话报》中，十分注意说理的通俗贴近性，就如同一个知识分子对农夫讲解政策。在《每周评论》中也是如此，如《贫民的哭声》中：“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7]此说理通俗地把两者的贫富差距原因清晰地道了出来。《劳动界》的说理更不用说，如在《无理的要求》中：“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8]用农民都知道的常理来说明了罢工的合理。政治是复杂的系统，但他同样能一针见血并通俗地指出其实质：“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9]可谓一语中的，政治是权力者的游戏，但百姓关注的政治，其实就是生存问题。4. 平民化的编辑立场。陈独秀办报办刊的一条主线就是为平民说话，因而他在编辑立场上站在平民这一边。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里诘问：“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他的编辑立场则是大胆地为平民“说话”。 作为报刊的创办者或编辑者，陈独秀的斗士个性使他经常自己主动站出来，撰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编辑立场。一是抨击旧道德对平民的毒害。他认为，对百姓精神毒害最甚的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旧道德。在《恶俗篇》（见《安徽俗话报》3、4、6、7、12期）中，他从婚姻、迷信、妇女装束等方面对这些恶俗带给平民的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出“但愿天下父母心，爱惜人间儿女苦”的同情呼告。《新青年》则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如《一九一六年》对三纲的批判、对忠孝节义的批判。在《抵抗力》中则指出封建学说与专制君主的流毒。二是为平民糟糕的生存现状呼吁。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一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拉车糊口。《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一文，愤怒谴责百余女工被烧死的人为原因。在《工界最近之惨剧》一文中，指出工人面对的三大惨剧：事故、矿难事故或工厂事故。在《华工》中谈到“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工人”，概括出了中国工人的悲惨处境。三是对权贵的无情抨击和对劳动者的肯定。陈独秀的很多文章都是针砭时弊的，且矛头多指向权贵。在《除三害》一文中指出：一是军人害，二是官僚害，三是政客害。对中国存在的权贵意识，他同样一针见血：“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10]他直接痛斥：“这班文武官，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的手里享用，还留给那懒惰无能力的子孙享用，天天吃燕窝、打扑克逛花园、跑汽车。”[11]并对溥仪进行诘问：“北京城里有一个懒惰无能力而且奢侈的，就是溥仪那一家人。他家有多少人口，凭什么一年要用什么皇室经费几百万？”在《致罗素、张东荪的信》中质问：“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12]对权贵的指责可谓掷地有声。在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他指出：“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13]他说：“世界上是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4]并反潮流而行之：“现在各报上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谈什么最高问题，我们却要谈最低问题。”[15]四是反对等级哲学与等级制度。陈独秀坦承自己对信仰的认识：关于信仰，一是“平等的信仰”，一是“劳动的信仰”。他在《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里提出，其本体的价值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陈独秀致力于反孔教，主张破除偶像，确立民主思想。他认为“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也”。[16]他视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皆一文不值”，认为“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 …… 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17]他指出中西两种制度“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8] 从陈独秀的编辑理念以及编辑实务活动来看，他对平民具有真正的关怀，且能利用报刊为平民呼呼。
二、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形成的原因
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二是个人的经历小环境。
从大环境看，陈独秀一生所处的环境内外交困但可睁眼看世界，它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近代思想家、革命家最终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一种政府本身的无能和老百姓的不觉悟。[19]“茫茫九州，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20]这一国民状态使陈独秀开始借办报办刊以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甚至革命，主要对象就是平民。
最初，陈独秀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21]1914年，他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人民之“自觉心”，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建设共和、民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在创办《青年杂志》的动机上，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模仿欧洲的文艺复兴来一场启蒙，其最好的形式莫过于办杂志，“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22]他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的原因也是需要一个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23]的刊物。随着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认识到要救国图强必须要发动人民大众。
从个人成长的小环境来看，其一，陈独秀生于下层没落官僚家庭，生父早逝，自6岁起随祖父学习经书，被当成科举的希望，而这希望强加于一个对科举反感的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年身上，势必激起他对科举制度的强烈反抗。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而他反对最力的，一是旧道德，二是特权之怪现象。其二，《时务报》对他起到了启蒙作用，接触到康梁思想。陈独秀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4]1898年，陈独秀入杭州求是学院，修习英文、法文、天文学等，进一步接触到新思想。其三，从 1901 年到 1915 年，他曾4次去日本，在那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平等，产生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人生观转变。其四，陈独秀不是躲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热情大于对学问的考究兴趣，他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25]少时，他曾亲眼目睹沙俄占领东三省并滥杀中国百姓，而“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思之当一大痛哭”。[26]这对他“开启民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要大于政治关怀，他关注民生，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都有直接的交往，培养了他对底层人的感情。所以，他对平民（下转第122页）（上接第111页）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受，使他具备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哲学观和平民立场。从内外环境来看，陈独秀具有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合情合理，但也应认识到，陈独秀办报刊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新闻信息，而主要是以报刊为工具。他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为平民而服务的编辑理念，与实务上为平民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4] [16] [17] [18] [21] [26]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上）[M].上海：三联书店，1984：531，15，144，179，19，21，385，23，422，440，385，57，520，353，206，13，12.
[6]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21.
[13] [15] 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集选编（中）[M].上海：三联书店，1984：531，41，233.
[19] 尤小立.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J].江苏社会科学，2001（3）.
[20] 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22.
[22]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65.
[23] 张申府.五四运动的今昔[J].新文学史料，1979（3）.
[24] 贾兴权.陈独秀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0.
[25] 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179-180.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在陈独秀的报刊生涯中，其创办及协办了《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十几种报刊，这些报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中国文人向有托物言志的传统，因而，梳理其编辑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同时，在平民化报刊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的研究也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陈独秀 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体现 原因 评价
陈独秀在自己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创办及协办了十多种报刊，这些报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平民主要指收入较低的大众百姓。其在《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一文中谈道：“被内外资本主义挤迫而失业的，何尝不是平民？反而商之中，居奇致富的大腹贾，有时势倾王侯，那算得是平民。”[1]他的编辑思想有两大鲜明体现：一是具有浓郁的平民情怀；二是崇尚民主反对特权，具有斗士精神。这影响到他在编辑报刊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就成了一条贯穿的主线。
一、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体现
（一）平民化的编辑理念定位。1904 年，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一文中指出：“若说穷人来，越发要懂点学问 …… 但是现在的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的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够看得懂呢？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2]他在章程的“第六门教育”中提道：“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从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从这个发刊词，可看到陈独秀平民化的办报思路以及为平民而办报的编辑理念。
1915 年，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里，陈独秀明确提出科学与人权的主张。在对青年提出的六条希望中，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其开宗明义：“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新青年》的定位：“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是把反对封建制度和提倡民主作为主要任务。“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3]这一伦理主要指等级制度与等级伦理观念等，同时，他对《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的办法，这些也都反映了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1918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指出该刊的宗旨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并对之阐述：“简单的说来，凡是合乎自由平等的，就是公理；凡是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自由平等的，就是强权。”他还指出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仍一脉相承。
1920 年，他与李汉俊在上海创办《劳动界》，则是直接为平民呼吁的刊物。该刊编辑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同年，他在与俞秀松等创办的《夥友》发刊词中指出“本周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就是：（一）诉说夥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夥友们将来的职务”。直白鲜明地表达了为下层人办刊的理念。当该刊第八册开始宣扬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后，陈独秀随即与之脱离关系。
从他为这些创办及协办的报刊所写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一以贯之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
（二）平民化的报刊编辑实务活动。陈独秀从1903年协办《国民日日报》到后来的一系列报刊编辑实务活动，到为《向导》《布尔塞维克》等报刊撰稿，其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皆有鲜明体现。主要表现在： 1. 平民化的编辑语言。陈独秀是白话文运用的身体力行者，从《安徽俗话报》到后来的《向导》等，平民化的编辑语言是其表现常态。其编辑的报刊在语言文字上皆明白通俗、简洁明畅。典型体现即《安徽俗话报》，该报在语言上十分通俗，如《瓜分中国》言：“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依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瓜分中国’。”[4]在《论安徽的矿物》开头以通俗语言入题：“唉！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倒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5]《新青年》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的要旨就是：去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国民文学和通俗的社会文学。因而，《新青年》更是继承了平民化的编辑语言风格。在后来的报刊中，由于白话文运动的深入进行并被世人接受，加之他在《每周评论》《向导》上发表的文章开始倾向于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其刊物的编辑语言更继承了平民化语言的通俗简洁特点。2. 平民化的编辑内容。陈独秀是一直关注政治的，只是这政治是国民政治，而不是“政党政治”，“即是唤醒人民参与政治，而不是当时少数人把握控制的国会中的党派政治”。[6]他认为启迪民智才是拯救国家危机的先决条件，这就决定了他的平民思想观。所以，陈独秀在其报刊编辑内容上以及他为报刊编辑所撰写的文章中，选材内容基本都是为平民所关注或为平民呼吁的。在《安徽俗话报》中，他编辑的文章主题多是告知外忧危机、抨击旧道德旧风俗的，选编的都是平民关注或与平民切身有关的内容。《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辑内容大都与平民有关。如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主要涉及其对平民的毒害与残酷性；反对迷信，则揭露其造成民众的愚昧以及对偶像的迷信和形成不合理的信仰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主要是为树立平民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军阀，更是与平民有关的内容。《劳动界》《向导》等报刊在编辑内容上，则直接对当局予以猛烈批判，对工人、平民的遭遇进行直接呼吁，内容也主要围绕平民利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评判。3. 平民化的说理。其文章说理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直接指出道理的一二三条或直接以理由为小标题，不拖泥带水，就事论事，简单明了，这正是平民化的风格体现；二是多就平民之事及贴近平民之事进行说理，拿平民的不幸来分析原因，抨击当局。同样简单直接，文章简短，读后让人思路清晰，体会明了。他在《安徽俗话报》中，十分注意说理的通俗贴近性，就如同一个知识分子对农夫讲解政策。在《每周评论》中也是如此，如《贫民的哭声》中：“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7]此说理通俗地把两者的贫富差距原因清晰地道了出来。《劳动界》的说理更不用说，如在《无理的要求》中：“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8]用农民都知道的常理来说明了罢工的合理。政治是复杂的系统，但他同样能一针见血并通俗地指出其实质：“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9]可谓一语中的，政治是权力者的游戏，但百姓关注的政治，其实就是生存问题。4. 平民化的编辑立场。陈独秀办报办刊的一条主线就是为平民说话，因而他在编辑立场上站在平民这一边。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里诘问：“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那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他的编辑立场则是大胆地为平民“说话”。 作为报刊的创办者或编辑者，陈独秀的斗士个性使他经常自己主动站出来，撰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编辑立场。一是抨击旧道德对平民的毒害。他认为，对百姓精神毒害最甚的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旧道德。在《恶俗篇》（见《安徽俗话报》3、4、6、7、12期）中，他从婚姻、迷信、妇女装束等方面对这些恶俗带给平民的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出“但愿天下父母心，爱惜人间儿女苦”的同情呼告。《新青年》则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如《一九一六年》对三纲的批判、对忠孝节义的批判。在《抵抗力》中则指出封建学说与专制君主的流毒。二是为平民糟糕的生存现状呼吁。在《告北京劳动界》中，指出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一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拉车糊口。《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一文，愤怒谴责百余女工被烧死的人为原因。在《工界最近之惨剧》一文中，指出工人面对的三大惨剧：事故、矿难事故或工厂事故。在《华工》中谈到“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工人”，概括出了中国工人的悲惨处境。三是对权贵的无情抨击和对劳动者的肯定。陈独秀的很多文章都是针砭时弊的，且矛头多指向权贵。在《除三害》一文中指出：一是军人害，二是官僚害，三是政客害。对中国存在的权贵意识，他同样一针见血：“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10]他直接痛斥：“这班文武官，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的手里享用，还留给那懒惰无能力的子孙享用，天天吃燕窝、打扑克逛花园、跑汽车。”[11]并对溥仪进行诘问：“北京城里有一个懒惰无能力而且奢侈的，就是溥仪那一家人。他家有多少人口，凭什么一年要用什么皇室经费几百万？”在《致罗素、张东荪的信》中质问：“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12]对权贵的指责可谓掷地有声。在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他指出：“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13]他说：“世界上是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14]并反潮流而行之：“现在各报上差不多没有一天不谈什么最高问题，我们却要谈最低问题。”[15]四是反对等级哲学与等级制度。陈独秀坦承自己对信仰的认识：关于信仰，一是“平等的信仰”，一是“劳动的信仰”。他在《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里提出，其本体的价值就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陈独秀致力于反孔教，主张破除偶像，确立民主思想。他认为“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也”。[16]他视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皆一文不值”，认为“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 …… 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17]他指出中西两种制度“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8] 从陈独秀的编辑理念以及编辑实务活动来看，他对平民具有真正的关怀，且能利用报刊为平民呼呼。
二、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形成的原因
陈独秀的平民报刊编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所处的时代大环境，二是个人的经历小环境。
从大环境看，陈独秀一生所处的环境内外交困但可睁眼看世界，它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近代思想家、革命家最终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一种政府本身的无能和老百姓的不觉悟。[19]“茫茫九州，芸芸亿兆，呼之不省，唤之不应。”[20]这一国民状态使陈独秀开始借办报办刊以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甚至革命，主要对象就是平民。
最初，陈独秀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21]1914年，他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人民之“自觉心”，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建设共和、民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在创办《青年杂志》的动机上，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模仿欧洲的文艺复兴来一场启蒙，其最好的形式莫过于办杂志，“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22]他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的原因也是需要一个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23]的刊物。随着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认识到要救国图强必须要发动人民大众。
从个人成长的小环境来看，其一，陈独秀生于下层没落官僚家庭，生父早逝，自6岁起随祖父学习经书，被当成科举的希望，而这希望强加于一个对科举反感的具有叛逆性格的少年身上，势必激起他对科举制度的强烈反抗。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而他反对最力的，一是旧道德，二是特权之怪现象。其二，《时务报》对他起到了启蒙作用，接触到康梁思想。陈独秀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4]1898年，陈独秀入杭州求是学院，修习英文、法文、天文学等，进一步接触到新思想。其三，从 1901 年到 1915 年，他曾4次去日本，在那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平等，产生了“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人生观转变。其四，陈独秀不是躲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热情大于对学问的考究兴趣，他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生活上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25]少时，他曾亲眼目睹沙俄占领东三省并滥杀中国百姓，而“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思之当一大痛哭”。[26]这对他“开启民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要大于政治关怀，他关注民生，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都有直接的交往，培养了他对底层人的感情。所以，他对平民（下转第122页）（上接第111页）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接受，使他具备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哲学观和平民立场。从内外环境来看，陈独秀具有平民报刊编辑思想合情合理，但也应认识到，陈独秀办报刊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新闻信息，而主要是以报刊为工具。他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为平民而服务的编辑理念，与实务上为平民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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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