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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经济增长决定了韩国基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韩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后工业化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缺乏参照意义
这个时候对韩国的关心，是基于一段深刻的记忆和有关“重蹈覆辙”的猜测。
大约11年前，刚刚加入“富国俱乐部”的韩国在金融风暴中破产了。接下来，被韩国人视为“国耻”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驻，经济出现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退回7年前的水平。
现在，预判一个国家的命运仍然是困难的事。韩国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于我们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韩国已经是一个和当年完全不同的国家。
金融体系的亚洲典范
韩国传统经济的思维，是由国家分配资金扶持财阀，不论公有、民营，几乎所有银行的高阶职务都由政府决定，贷款给谁也听命政府，并非市场导向。
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最初设计者是朴正熙。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对西方思维不以为然：“让韩国套上美国的制度，就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无法使自己穿得文雅。”
他亲自主持召开企业银行联席会议，企业家和银行家分坐两边，如果有企业提出需要贷款，朴正熙就当场点名让某家银行提供贷款。
后来的韩国领导人继承了这位独裁者的经济哲学，用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亚洲的经济奇迹。
但是，这种故事在IMF看来简直就是异端。1997年，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韩国的官办金融体系“釜底抽薪”。
那时，这个要求显得很合理。因为大量引进海外短期贷款，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1997年12月3日，最后的谈判达成。韩国财经部长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IMF主席康德苏的轻松快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经有人认为，强调自尊心的韩国政府不会完全听命于IMF。事实却相反。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1998年到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外资自由进入，使韩国成为亚洲金融体系最开放的国家。IMF在与韩国签订贷款协议时，要求允许外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进入韩国市场，在韩国的外国银行或企业可以全面参与韩国证券交易活动。一些国际金融法学家甚至认为，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相当一部分金融主权换取贷款援助。
虽然韩国人始终认为，银行被外资控制是否就会真正健康起来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但他们不否认韩国银行更加安全的现实——韩国银行的资产充足率已经达到13％，不良贷款降到1％以下，这两个数字保证银行可以抵御一般性的经济冲击。
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是韩国应对危机的自主行为。当年，韩国银行、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的白领雇员，获悉政府有意将这三大机构合并，不禁齐声表示反对，破天荒地开始静坐示威。
消失的野兽冲动
野兽冲动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解释投资者动机时的创造。凯恩斯说：“在情况不明朗时，企业家根据直觉决定投资。”
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就是一个充满“野兽冲动”的国家，激进，不畏惧高风险。那一代韩国人流行的观点是，持续的收^增长是爱国责任的体现，不必在意短期的利润。
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台湾地区为86％——韩国政府和银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财团能够在承担高风险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这种发展模式成就了韩国经济奇迹，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曾经的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即使在破产后也不认为“过度举债是万恶之源”。金宇中最具“野兽冲动”的行为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在伊朗建造铁路。
如今，游戏规则的改变彻底颠覆了韩国的增长模式。《韩国时报》说，外国控股的银行“不情愿向韩国企业发放贷款”。2001年，因为从国内银行拿不到贷款拓展业务，从事工艺品买卖的韩国人康吉锋决定到上海寻找机会。“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不愿意承担风险。”他说。
2004年4月，美国凯雷基金将韩美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次年2月，美国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这两件事证实了韩国人对外国投资人的怀疑：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
但同时，过分的“理性投资”又使经济的钟摆摆向了保守一边。
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建议外国投资者，董事会成员最好选用韩国人。另外，外资如果收购股权超过5％，就必须向金融监管机构报告。新政策推出后，许多外国银行家和外企高级主管私下抱怨，称韩国在监管方面的做法捉摸不定，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几年，外国对韩国的投资逐年减少。
信用卡政策是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最大胆的行动。
2000年，刚刚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韩国政府急需拉动内需，于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由此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信用卡热销运动。
为启动和推广信用卡，韩国国税厅硬性规定，所有法人经营单位和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餐饮、零售业者必须使用信用卡结算。家庭主妇们甚至连买一捆菜都用信用卡结算。2003年底，韩国消费者债务拖欠比率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11.2％，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发生了流动性危机。
事实上，早在信用卡政策的第一年，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管理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就曾联合发出警告。结果独立机关敌不过政策需求，当时负责政策的财政经济部并不理会，拖拖拉拉到了2003年，造成七分之一的韩国人破产。
消磨掉最后一丝冲动，凯恩斯所说的“理性投资”成为韩国的集体选择。
没有参照意义的榜样?
这5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4％上下徘徊，身處在东亚狂飙突进的国家之间，它就像温吞水的欧元区。
“低速经济增长决定了韩国基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吉林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山说。
1997年前后，张玉山一直研究韩国经济结构，最近几年才转变研究方向，只是做些韩国投资预测。“韩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后工业化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缺乏参照意义。”
即使不再发生金融危机，韩国人也不会对政治领导者心存感激。失业与敌对的劳资关系，让他们更愿意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
在李明博就任前，韩国人说他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对于金大中和卢武铉挽救经济的功绩只字不提。
有趣的是，现在韩国经济的问题都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找到对应物。“对于想防范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韩国并不是一个好榜样。”张玉山说。
这个时候对韩国的关心，是基于一段深刻的记忆和有关“重蹈覆辙”的猜测。
大约11年前，刚刚加入“富国俱乐部”的韩国在金融风暴中破产了。接下来，被韩国人视为“国耻”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驻，经济出现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退回7年前的水平。
现在，预判一个国家的命运仍然是困难的事。韩国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于我们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韩国已经是一个和当年完全不同的国家。
金融体系的亚洲典范
韩国传统经济的思维，是由国家分配资金扶持财阀，不论公有、民营，几乎所有银行的高阶职务都由政府决定，贷款给谁也听命政府，并非市场导向。
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最初设计者是朴正熙。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对西方思维不以为然：“让韩国套上美国的制度，就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无法使自己穿得文雅。”
他亲自主持召开企业银行联席会议，企业家和银行家分坐两边，如果有企业提出需要贷款，朴正熙就当场点名让某家银行提供贷款。
后来的韩国领导人继承了这位独裁者的经济哲学，用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亚洲的经济奇迹。
但是，这种故事在IMF看来简直就是异端。1997年，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对韩国的官办金融体系“釜底抽薪”。
那时，这个要求显得很合理。因为大量引进海外短期贷款，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1997年12月3日，最后的谈判达成。韩国财经部长林昌烈沉痛的表情与IMF主席康德苏的轻松快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经有人认为，强调自尊心的韩国政府不会完全听命于IMF。事实却相反。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1998年到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外资自由进入，使韩国成为亚洲金融体系最开放的国家。IMF在与韩国签订贷款协议时，要求允许外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举进入韩国市场，在韩国的外国银行或企业可以全面参与韩国证券交易活动。一些国际金融法学家甚至认为，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相当一部分金融主权换取贷款援助。
虽然韩国人始终认为，银行被外资控制是否就会真正健康起来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但他们不否认韩国银行更加安全的现实——韩国银行的资产充足率已经达到13％，不良贷款降到1％以下，这两个数字保证银行可以抵御一般性的经济冲击。
而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是韩国应对危机的自主行为。当年，韩国银行、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的白领雇员，获悉政府有意将这三大机构合并，不禁齐声表示反对，破天荒地开始静坐示威。
消失的野兽冲动
野兽冲动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解释投资者动机时的创造。凯恩斯说：“在情况不明朗时，企业家根据直觉决定投资。”
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韩国。就是一个充满“野兽冲动”的国家，激进，不畏惧高风险。那一代韩国人流行的观点是，持续的收^增长是爱国责任的体现，不必在意短期的利润。
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台湾地区为86％——韩国政府和银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财团能够在承担高风险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这种发展模式成就了韩国经济奇迹，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曾经的大宇公司董事长金宇中即使在破产后也不认为“过度举债是万恶之源”。金宇中最具“野兽冲动”的行为是在两伊战争期间，在伊朗建造铁路。
如今，游戏规则的改变彻底颠覆了韩国的增长模式。《韩国时报》说，外国控股的银行“不情愿向韩国企业发放贷款”。2001年，因为从国内银行拿不到贷款拓展业务，从事工艺品买卖的韩国人康吉锋决定到上海寻找机会。“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不愿意承担风险。”他说。
2004年4月，美国凯雷基金将韩美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次年2月，美国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这两件事证实了韩国人对外国投资人的怀疑：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
但同时，过分的“理性投资”又使经济的钟摆摆向了保守一边。
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建议外国投资者，董事会成员最好选用韩国人。另外，外资如果收购股权超过5％，就必须向金融监管机构报告。新政策推出后，许多外国银行家和外企高级主管私下抱怨，称韩国在监管方面的做法捉摸不定，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几年，外国对韩国的投资逐年减少。
信用卡政策是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最大胆的行动。
2000年，刚刚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韩国政府急需拉动内需，于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由此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信用卡热销运动。
为启动和推广信用卡，韩国国税厅硬性规定，所有法人经营单位和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餐饮、零售业者必须使用信用卡结算。家庭主妇们甚至连买一捆菜都用信用卡结算。2003年底，韩国消费者债务拖欠比率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11.2％，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发生了流动性危机。
事实上，早在信用卡政策的第一年，负责金融监管的金融管理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就曾联合发出警告。结果独立机关敌不过政策需求，当时负责政策的财政经济部并不理会，拖拖拉拉到了2003年，造成七分之一的韩国人破产。
消磨掉最后一丝冲动，凯恩斯所说的“理性投资”成为韩国的集体选择。
没有参照意义的榜样?
这5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4％上下徘徊，身處在东亚狂飙突进的国家之间，它就像温吞水的欧元区。
“低速经济增长决定了韩国基本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吉林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山说。
1997年前后，张玉山一直研究韩国经济结构，最近几年才转变研究方向，只是做些韩国投资预测。“韩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的后工业化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缺乏参照意义。”
即使不再发生金融危机，韩国人也不会对政治领导者心存感激。失业与敌对的劳资关系，让他们更愿意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
在李明博就任前，韩国人说他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对于金大中和卢武铉挽救经济的功绩只字不提。
有趣的是，现在韩国经济的问题都可以在欧洲大陆上找到对应物。“对于想防范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韩国并不是一个好榜样。”张玉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