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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
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
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
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地“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
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锣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分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表叔桌子上有具陳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容蓉摘自《书屋》）
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
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
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
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地“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
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锣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分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在文学方面，我只读他的书，交谈得少，原因是漫长动荡的年月中没有这种心情。我认为文学仍然是他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也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用大量的精力、全面深入地在文物方面游弋。
他默默地，含辛茹苦地赢得最后的微笑。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各人吃着各人的“全餐”（西餐有开胃小菜，有汤，有头道菜，二道菜，有点心，有咖啡或茶）。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他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也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我们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并且跟我同住一个院子。“文革”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这个王八蛋，他到底揭些什么事？我也不好再问他“你个狗日的，你到底揭发些什么？”他是个非常善良的胆小鬼，他一定会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我恨不得给他脸上两拳，可他身体不好，他经不起……
我连忙跑去告诉表叔。
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在解放军监管下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我怎么能来呢？我不免想起李清照的词来，回他的信时顺便写下那半阙：
“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表叔桌子上有具陳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繁嚣进行工作。
他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类型的人。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他喜欢莫扎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
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是像他自己的生涯。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六十年代初，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过了几天，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
“我看了《丈夫》，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
我没有把绀弩先生的话告诉表叔。我深深了解，他不会在乎多年对手的这种诚恳的称赞，因为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
（容蓉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