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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最近开始阻止一些骄傲自大的言论，并强调说，中国的贫困和弱点需要它在国际上采取一个更加温和的立场，这将使中国免于承接许多沉重的负担。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对中国是“沉默的成员”或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系统阐述，勾起中国决策层对外交的热烈检讨。如今，从中国少将赵京民被任命为联合国西撒哈拉维和使团指挥官，到中国高调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官兵，再到中国不露声色地向动荡的邻国缅甸施加影响力，中国俨然实现了从“实力”到“责任”再到“影响力”的连番跨越。龙吟虎啸，潮起潮落，世界因中国而生动。
承担了过头责任?
按相称性原则，“实力”应与“责任”相称，“责任”应与“影响力”相称。譬如美国，单极实力超强，主动扮演全球“警察”角色；日本缴纳联合国会费仅次于美国，但就因“争常”无着，发挥不了与其实力与责任相称的更大政治“影响力”。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全球排名百名之后，甚至落后于半数非洲国家，却已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并且在2006年度首度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援助国。这里引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会不会过早地承担了过头责任?抑或依然属于责任不足?
而就“责任”一说，又有三解。2005年11月因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重度污染，中方向俄罗斯赔礼、赔物又赔钱，这是中国在承担被动责任(Liability)。这份责任虽看似基于两国友好关系，实则更基于国际法，它是对现实损失或有现实损失危险的消极性或反应性担责。而中国因应相关国家的关切，主动使军费更透明，并向对方解释军费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执政责任(accountability)所作的增加透明度的努力，这里面包含着民主化治理的积极因素。第三种“责任”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发挥主动性责任(responsibility)，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赈灾、扶贫、反恐、裁军等众多领域。
从横向角度看，有国家层面的使本国国民免于人道主义灾难或谴责使本国国民陷入人道主义灾难的其它国家的道义责任，有对本国输出的产品予以检验监督的安全健康责任；有企业层面的本国资本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有地球村视野下的对全球共有物如清洁空气的谨慎照顾责任，有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
在“责任”的解释上，因历史和现状等原因，—定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垄断。譬如达尔富尔问题，西方人权活动人士总是抱怨北京做得不够，最好能大包大揽管起来，殊不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里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条。无论如何，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形成并成为衡量国际责任的砝码，除了有其理性的一面之外，更多是因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正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在改变和重构现有秩序。
目前的争论点在于“国情论”者认为中国尚属于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为天下事操心。而理想主义者认为，勇担责任等于投资，投资虽有风险，甚至需要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但回报将是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长远的眼光。美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布罗蒂加姆就认同后者，他指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实质性扩大，不是发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岁月里，而是在中国过去50年对非洲提供不同寻常的慷慨援助项目之后。这些援助项目几乎涵盖了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国家，包括南非。这一不计成本的“奉献秀”在失去它原有的政治目的之后，反而可被用作如今中国企业挺进非洲的名片。
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非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兹姆哈卡认为是“声誉管理”问题。他指出，除了“中国制造”的安全责任外，中国企业还应重视几个问题：首先是环保；其次，在与非洲企业竞争时，要避免让非洲商人的生意纷纷倒闭；第三，劳工工资标准；第四，中国公司经营的工程项目过分依赖中国人的问题；第五，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中非之间还存在文化障碍，北京得花费口舌使非洲人相信中国不属于殖民者。
借合作渗透影响
除了承担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责任外，中国还通过富有特色的合作来发挥更具建设性的影响力，尤其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带动小国的发展并加强与其它大国的协调。
中国不久前与中亚及周边共7国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媲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现代贸易通道。这项合作有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蒙古，以及中亚的4个斯坦国参与。该项工程约1／3的投资将用于中国境内的建设，预计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而其它众多参与国将享受某种“搭便车”之利：这条由中国西部走廊向外延伸的贸易通道一旦建成，将可激活中亚至波斯湾的经济繁荣。
早在发现上述“新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就已为打通“东南亚走廊”擘画数载。该走廊隶属“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旨在将昆明与新加坡用复线铁路连接起来。该项目总投资预计高达150亿美元，中方将负责其主要筹资工作。目前马来西亚南部和中国境内的连线工程已经启动，越南也在抓紧前期研究工作，但由于可能过境的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财力不够，海运立国的新加坡兴趣不大，而作为交通中枢的泰国还在忙于日本牵头的泰老越公路项目和印度牵头的印缅泰公路项目，所以纵贯南北的“东南亚走廊”主要是靠中国推动。而为了减少“新德里到河内铁路连线”新方案带来的干扰，中国还要与印度进行博弈。
从全球视角出发，中国还将寻找资源和市场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内陆。基于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承诺的“中国对非援助3年内翻番”原则，中国近日同意向刚果(金)提供50亿美元贷款，用于发展其交通设施和采矿业，部分资金还将用于建设学校、医院。中国这一巨额贷款，对去年底刚赢得里程碑式大选的总统约瑟夫·卡比拉无异于雪中送炭。卡比拉和他2001年遇刺身亡的总统父亲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直在该国常驻有维和工兵分队，以协助该国修复因30多年战乱而变成一片废墟的基础设施。
中国官兵不仅在刚果(金)执行维和任务，按照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今年明的说法，中国目前有1800多人在海地、黎巴嫩、利比里亚和西撒哈拉等世界12个任务区执勤，其中就包括正在联合国苏丹南部特派团的400多名官兵。最近，中国又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315人的维和工兵分队，以为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做准备；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还表示，如需加派军事观察员或战斗部队，中方都将积极考虑。
在与达尔富尔地区毗邻的苏丹西部邻国乍得，中国去年透过该国政府之手，成功驱逐了台湾官方以及美国雪佛龙一德士古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代表，并开始与这个断交近十年的新兴石油国家打得火热。据报道，中国将在乍得修建第一座炼油厂，并可能在未来铺设一条连接乍得与苏丹的出海油管，以取代2003年由美国公司铺设的南向连接喀麦隆的出海油管——相比苏丹的红海出口，喀麦隆所在的西非几内亚湾南美国近，离中国远。相信在中国公司的经营下，乍得有望继安哥拉、苏丹之后成为石油“新贵”。
由于已在非洲获得多个战略支撑点，北京对于开拓全球其它地区变得意兴阑珊。中国这几年逐步提高了从南美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的石油进口，但在直接投资上并没有成比例增加。这也是为了尽量避免与英／荷壳牌石油、雪佛龙等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这样的“客场”竞争不合时宜，也没有必要。当然，中国与“准主场”澳大利亚之间的资源与市场合作，已随着中澳政治互信的加深而日趋紧密。另外，中国今年还与日本进行了军事交流，并相继与英、法、澳、新等国举行了联合军演，以维系远洋石油运输的安全。
通过多赢的项目合作与适时展示开明形象，中国朝“负责任的有影响力大国”的目标一步步靠近。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室主任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也认为，在世界对中国的竞争者形象感到担心的时候，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因为所尽的责任有朝一日将回馈于尽责者。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勇于担责并非不讲策略不加选择地随意承揽重担。中国领导人最近开始阻止一些骄傲自大的言论，并重新强调说，中国的贫困和弱点需要它在国际上采取一个更加温和的立场，这将使中国免于承接许多沉重的负担。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对中国是“沉默的成员”或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系统阐述，勾起中国决策层对外交的热烈检讨。如今，从中国少将赵京民被任命为联合国西撒哈拉维和使团指挥官，到中国高调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官兵，再到中国不露声色地向动荡的邻国缅甸施加影响力，中国俨然实现了从“实力”到“责任”再到“影响力”的连番跨越。龙吟虎啸，潮起潮落，世界因中国而生动。
承担了过头责任?
按相称性原则，“实力”应与“责任”相称，“责任”应与“影响力”相称。譬如美国，单极实力超强，主动扮演全球“警察”角色；日本缴纳联合国会费仅次于美国，但就因“争常”无着，发挥不了与其实力与责任相称的更大政治“影响力”。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全球排名百名之后，甚至落后于半数非洲国家，却已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并且在2006年度首度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援助国。这里引出了一个新命题，中国会不会过早地承担了过头责任?抑或依然属于责任不足?
而就“责任”一说，又有三解。2005年11月因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重度污染，中方向俄罗斯赔礼、赔物又赔钱，这是中国在承担被动责任(Liability)。这份责任虽看似基于两国友好关系，实则更基于国际法，它是对现实损失或有现实损失危险的消极性或反应性担责。而中国因应相关国家的关切，主动使军费更透明，并向对方解释军费预算增加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执政责任(accountability)所作的增加透明度的努力，这里面包含着民主化治理的积极因素。第三种“责任”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发挥主动性责任(responsibility)，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赈灾、扶贫、反恐、裁军等众多领域。
从横向角度看，有国家层面的使本国国民免于人道主义灾难或谴责使本国国民陷入人道主义灾难的其它国家的道义责任，有对本国输出的产品予以检验监督的安全健康责任；有企业层面的本国资本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有地球村视野下的对全球共有物如清洁空气的谨慎照顾责任，有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
在“责任”的解释上，因历史和现状等原因，—定程度上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垄断。譬如达尔富尔问题，西方人权活动人士总是抱怨北京做得不够，最好能大包大揽管起来，殊不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里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条。无论如何，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形成并成为衡量国际责任的砝码，除了有其理性的一面之外，更多是因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正融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不是在改变和重构现有秩序。
目前的争论点在于“国情论”者认为中国尚属于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为天下事操心。而理想主义者认为，勇担责任等于投资，投资虽有风险，甚至需要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但回报将是国家影响力的提升，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长远的眼光。美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布罗蒂加姆就认同后者，他指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实质性扩大，不是发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岁月里，而是在中国过去50年对非洲提供不同寻常的慷慨援助项目之后。这些援助项目几乎涵盖了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国家，包括南非。这一不计成本的“奉献秀”在失去它原有的政治目的之后，反而可被用作如今中国企业挺进非洲的名片。
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非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兹姆哈卡认为是“声誉管理”问题。他指出，除了“中国制造”的安全责任外，中国企业还应重视几个问题：首先是环保；其次，在与非洲企业竞争时，要避免让非洲商人的生意纷纷倒闭；第三，劳工工资标准；第四，中国公司经营的工程项目过分依赖中国人的问题；第五，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中非之间还存在文化障碍，北京得花费口舌使非洲人相信中国不属于殖民者。
借合作渗透影响
除了承担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责任外，中国还通过富有特色的合作来发挥更具建设性的影响力，尤其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带动小国的发展并加强与其它大国的协调。
中国不久前与中亚及周边共7国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媲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现代贸易通道。这项合作有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蒙古，以及中亚的4个斯坦国参与。该项工程约1／3的投资将用于中国境内的建设，预计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而其它众多参与国将享受某种“搭便车”之利：这条由中国西部走廊向外延伸的贸易通道一旦建成，将可激活中亚至波斯湾的经济繁荣。
早在发现上述“新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就已为打通“东南亚走廊”擘画数载。该走廊隶属“泛亚铁路网”的一部分，旨在将昆明与新加坡用复线铁路连接起来。该项目总投资预计高达150亿美元，中方将负责其主要筹资工作。目前马来西亚南部和中国境内的连线工程已经启动，越南也在抓紧前期研究工作，但由于可能过境的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财力不够，海运立国的新加坡兴趣不大，而作为交通中枢的泰国还在忙于日本牵头的泰老越公路项目和印度牵头的印缅泰公路项目，所以纵贯南北的“东南亚走廊”主要是靠中国推动。而为了减少“新德里到河内铁路连线”新方案带来的干扰，中国还要与印度进行博弈。
从全球视角出发，中国还将寻找资源和市场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内陆。基于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所承诺的“中国对非援助3年内翻番”原则，中国近日同意向刚果(金)提供50亿美元贷款，用于发展其交通设施和采矿业，部分资金还将用于建设学校、医院。中国这一巨额贷款，对去年底刚赢得里程碑式大选的总统约瑟夫·卡比拉无异于雪中送炭。卡比拉和他2001年遇刺身亡的总统父亲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直在该国常驻有维和工兵分队，以协助该国修复因30多年战乱而变成一片废墟的基础设施。
中国官兵不仅在刚果(金)执行维和任务，按照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今年明的说法，中国目前有1800多人在海地、黎巴嫩、利比里亚和西撒哈拉等世界12个任务区执勤，其中就包括正在联合国苏丹南部特派团的400多名官兵。最近，中国又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315人的维和工兵分队，以为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做准备；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还表示，如需加派军事观察员或战斗部队，中方都将积极考虑。
在与达尔富尔地区毗邻的苏丹西部邻国乍得，中国去年透过该国政府之手，成功驱逐了台湾官方以及美国雪佛龙一德士古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代表，并开始与这个断交近十年的新兴石油国家打得火热。据报道，中国将在乍得修建第一座炼油厂，并可能在未来铺设一条连接乍得与苏丹的出海油管，以取代2003年由美国公司铺设的南向连接喀麦隆的出海油管——相比苏丹的红海出口，喀麦隆所在的西非几内亚湾南美国近，离中国远。相信在中国公司的经营下，乍得有望继安哥拉、苏丹之后成为石油“新贵”。
由于已在非洲获得多个战略支撑点，北京对于开拓全球其它地区变得意兴阑珊。中国这几年逐步提高了从南美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的石油进口，但在直接投资上并没有成比例增加。这也是为了尽量避免与英／荷壳牌石油、雪佛龙等跨国公司的直接竞争。这样的“客场”竞争不合时宜，也没有必要。当然，中国与“准主场”澳大利亚之间的资源与市场合作，已随着中澳政治互信的加深而日趋紧密。另外，中国今年还与日本进行了军事交流，并相继与英、法、澳、新等国举行了联合军演，以维系远洋石油运输的安全。
通过多赢的项目合作与适时展示开明形象，中国朝“负责任的有影响力大国”的目标一步步靠近。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室主任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也认为，在世界对中国的竞争者形象感到担心的时候，中国应不失时机地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因为所尽的责任有朝一日将回馈于尽责者。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勇于担责并非不讲策略不加选择地随意承揽重担。中国领导人最近开始阻止一些骄傲自大的言论，并重新强调说，中国的贫困和弱点需要它在国际上采取一个更加温和的立场，这将使中国免于承接许多沉重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