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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毋庸赘述，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怎样改革和突破。但是，具体如何实施，如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看清当下纷繁复杂的经济因素，宏观政策的把握与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长周期的趋势性下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人口红利恐怕已经消失，未来提高生产效率尤为重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亟需实施。对于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他认为还需要较长时间渐进性地推进。
经济处于下行的阶段
《英才》：很多经济学家用“经济周期”的理论描述当下中国经济的走势。你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处于哪个阶段？
彭文生：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是从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方面来分析的。这个层面反映的是比较短的周期。目前来看，我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比较弱，总需求增长不乐观。从这个短周期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
另外从长周期角度来讲，现在也是处于下行阶段。长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趋势，取决于资本、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
中国经济增长最近这几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缓，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量有明显下降，导致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
其次，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企业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国际化竞争迫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占有市场。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国贸易开放度有明显的下降，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部需求。但中国内部市场竞争度没有国际市场那么高，有缺乏市场竞争以及行业垄断、政府支配资源过多的问题，这些对生产效率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再次，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推升了成本，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大。
《英才》：你觉得人口红利是否很快就会消失？
彭文生：所谓人口红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据年龄结构，一个经济体里面，如果处在劳动生产年龄阶段的人口，超过净消费（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说明劳动力供给能力比较强，就会出现人口红利。
根据过往的人口普查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比值的平衡点应该出现在2015年。但是按照去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来看，通过一些分析报道，估计拐点会提前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红利正在快速地消失，这个拐点可能在2013年出现。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充分就业的人实现就业，有利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人口红利。按照学界普遍的看法，这个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在2003—2004年已经出现了。
综合这两个方面，总的人口红利的拐点可能在2007-2008年就已经出现。
《英才》：那这是否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彭文生：人口红利方面，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在减少。这需要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这样可以增加富余劳动力。另外，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均等化，提供利于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环境。
第二要提高国内市场效率。目前国内市场缺少竞争，行业垄断问题比较严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因此要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行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
同时，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减税来降低税负，消除税收增长持续高于GDP增长的状态，还需要增加政府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加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支持。总的来说，政府要让利给居民和民营经济，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力量自然会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第三坚持房价地产调控。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土地价格、房屋价格、房屋租赁价格上。这些价格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的挤压。其他行业除劳动力成本外，租金上升对整体成本的推升也很大。
先改革贷款利率
《英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你怎么看利率市场化？
彭文生：一般来讲利率市场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当初利率也是管制的，它的存款利率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放松。经济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存款利率管制到2000年才完全放开。
从国际经验来讲，利率市场化基本上都是先改革贷款利率，再改革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一般都是先放松贷款利率，然后存款利率方面先放松大额存款，定期存款，最后才是活期存款利率。
先放松贷款利率的影响会比较小，存款利率方面普遍都是比较谨慎的。存款利率如果放开，导致的结果就是银行为了抢存款大幅提高存款利率，银行间的竞争压力会大幅加剧。
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利率会出现明显上升，可能对银行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银行为了盈利，就会提高贷款利率，带来所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按照以往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很多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上世纪80、90年代初欧洲一些国家出现银行危机与其利率市场化有较大关系。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要稳步推进，关键是有序推进，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实现。
《英才》：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是不是会有更多机会？
彭文生：美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的银行集中度相当低。美国有数量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是比较分散的，这种体系现在来看有其优势。
大银行受自身业务特性限制，并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反而是本地化的金融机构，对当地的文化、企业状况了解更多，因此其对信贷的风险把握更有优势。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发展小型的金融机构。
《英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不是也和中国的直接融资手段太少有直接关系？
彭文生：增加更多的直接融资手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过去十几年的利率市场化基本上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放开贷款利率，一是发展直接融资。
提供给更多的储蓄工具比如理财产品，本质上也是利率市场化的一部分。降低银行在整个投资和融资中的比重，更多的金融活动不是通过受管制利率的银行来运营，而是通过股市、债市等来运营，这一块的比重越来越大，也代表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长周期的趋势性下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人口红利恐怕已经消失，未来提高生产效率尤为重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亟需实施。对于正在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他认为还需要较长时间渐进性地推进。
经济处于下行的阶段
《英才》：很多经济学家用“经济周期”的理论描述当下中国经济的走势。你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处于哪个阶段？
彭文生：一般来讲，经济周期是从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和出口方面来分析的。这个层面反映的是比较短的周期。目前来看，我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比较弱，总需求增长不乐观。从这个短周期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处于一个下行的阶段。
另外从长周期角度来讲，现在也是处于下行阶段。长周期的影响因素有：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趋势，取决于资本、技术进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
中国经济增长最近这几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缓，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量有明显下降，导致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较大。
其次，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企业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国际化竞争迫使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占有市场。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国贸易开放度有明显的下降，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部需求。但中国内部市场竞争度没有国际市场那么高，有缺乏市场竞争以及行业垄断、政府支配资源过多的问题，这些对生产效率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再次，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推升了成本，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大。
《英才》：你觉得人口红利是否很快就会消失？
彭文生：所谓人口红利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据年龄结构，一个经济体里面，如果处在劳动生产年龄阶段的人口，超过净消费（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说明劳动力供给能力比较强，就会出现人口红利。
根据过往的人口普查数据，生产者和消费者比值的平衡点应该出现在2015年。但是按照去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来看，通过一些分析报道，估计拐点会提前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口红利正在快速地消失，这个拐点可能在2013年出现。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正处于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没有充分就业的人实现就业，有利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人口红利。按照学界普遍的看法，这个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在2003—2004年已经出现了。
综合这两个方面，总的人口红利的拐点可能在2007-2008年就已经出现。
《英才》：那这是否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彭文生：人口红利方面，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在减少。这需要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这样可以增加富余劳动力。另外，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均等化，提供利于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环境。
第二要提高国内市场效率。目前国内市场缺少竞争，行业垄断问题比较严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因此要通过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行业，尤其是民营经济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
同时，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减税来降低税负，消除税收增长持续高于GDP增长的状态，还需要增加政府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加转移支付，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支持。总的来说，政府要让利给居民和民营经济，给予私营部门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力量自然会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第三坚持房价地产调控。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土地价格、房屋价格、房屋租赁价格上。这些价格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对实体经济造成很大的挤压。其他行业除劳动力成本外，租金上升对整体成本的推升也很大。
先改革贷款利率
《英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你怎么看利率市场化？
彭文生：一般来讲利率市场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当初利率也是管制的，它的存款利率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放松。经济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香港，存款利率管制到2000年才完全放开。
从国际经验来讲，利率市场化基本上都是先改革贷款利率，再改革存款利率。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一般都是先放松贷款利率，然后存款利率方面先放松大额存款，定期存款，最后才是活期存款利率。
先放松贷款利率的影响会比较小，存款利率方面普遍都是比较谨慎的。存款利率如果放开，导致的结果就是银行为了抢存款大幅提高存款利率，银行间的竞争压力会大幅加剧。
利率市场化后，短期内，利率会出现明显上升，可能对银行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银行为了盈利，就会提高贷款利率，带来所谓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按照以往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很多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上世纪80、90年代初欧洲一些国家出现银行危机与其利率市场化有较大关系。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要稳步推进，关键是有序推进，不可能在一两年就实现。
《英才》：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是不是会有更多机会？
彭文生：美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他们的银行集中度相当低。美国有数量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是比较分散的，这种体系现在来看有其优势。
大银行受自身业务特性限制，并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反而是本地化的金融机构，对当地的文化、企业状况了解更多，因此其对信贷的风险把握更有优势。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发展小型的金融机构。
《英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不是也和中国的直接融资手段太少有直接关系？
彭文生：增加更多的直接融资手段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过去十几年的利率市场化基本上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放开贷款利率，一是发展直接融资。
提供给更多的储蓄工具比如理财产品，本质上也是利率市场化的一部分。降低银行在整个投资和融资中的比重，更多的金融活动不是通过受管制利率的银行来运营，而是通过股市、债市等来运营，这一块的比重越来越大，也代表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