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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有2%的中国育龄女性使用避孕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以及被滥用的紧急避孕药。
口服避孕药（the Pill，COCP）自诞生以来就广泛受到全世界女性的欢迎。它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的。每天早上的一片粉红色避孕药，名正言顺担起了稳定、安全性生活的保障。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与核反应堆。人们用“药片”（the Pill）这个词直接指短效避孕药。
中国女人为何排斥避孕药
但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有2%的中国育龄女性使用避孕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以及被滥用的紧急避孕药。
在中国应用最广的节育措施不是避孕药，是宫内节育器与避孕套。节育手段进入中国的公共话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计划生育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事实上它并不是环，而是一个Y型的器具，通过铜离子协助刺激子宫内膜，使受精卵不能着床。
推广子宫环的理由很简单：避孕药发下去可能不吃，避孕套发下去可能不用，或者不会用，但是子宫环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非通过手术不能取出。虽然可能有不良反应，全球仍然有1.6亿女性使用这种避孕措施，其中2/3是在中国。
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但这种手段也其实并不“安全”：避孕药的失败率是第一年2%～8%，避孕套却高达14%。
避孕药在中国遇到的困境似乎难以理解。宗教及传统阻力几乎不存在：中国的传统中，节育和堕胎并没有被赋予多大的道德意义（甚至弃婴在中国古代也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只要有后代就行了，其他的怎么搞由你们。中国传统对避孕的态度更多的是暧昧的遮掩——除了偷情，只有青楼女子有这样的需求，而婚内自愿节育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避孕药只有在野史偏方中才能找到记载的痕迹。那么，为何避孕药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
按照一些医生的观点，这是一个误解。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宣传了。早期的避孕药的确有不少缺点，大剂量的激素容易引起经期不调，而所谓的“长效避孕药”，已经因为副作用过大而淘汰了。今天的大多数避孕药是使用多种激素共同作用的“复合口服避孕药”（COCP），其中的雌激素含量大大降低，孕激素中导致肥胖的活性也几乎消除，反而具有调经和防癌功能。但是人们依然对避孕药充满畏惧，很多人认为它可能使得体重增加，降低生育能力，导致停经或者胎儿畸形，甚至引发癌症，尽管这些说法没有依据，或者是与紧急避孕药相混淆。
原因可能不止于此。同样是东方国家的日本，避孕药的使用率比中国还低，高达80%的女性仍然选择了避孕套作为避孕手段（这也许是日本的艾滋病发病率如此之低的原因），结果是日本的人流率高达8%，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倍。2007年，在日本播出的动漫电视剧《School Days》，描述了一个高中校园里滥交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血腥的两场情杀，因为女主角不愿意流产她的孩子。黑暗的结局让日本人震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省缺乏避孕保护的青少年性行为。
一种观点是，对避孕药的据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的药物的反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拜耳-先灵药业有限公司女性健康产品组中国市场负责人费嘉曾表示：“在中国，‘是药三分毒’的观念影响极广，很多女性认为，避孕药是‘毒’，尽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认为，至少‘停药’一年后才能怀孕，否则体内的‘毒’排不干净。这都说明，我国女性在这方面接受了大量错误的信息。”
这种反感并没有为女性带来真正的保护。相反，真正会危害健康的事后补救措施，包括人工流产和紧急避孕药仍然在中国被滥用。
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是紧急避孕药，因为它在中国的认知程度甚至大于短效避孕药。按照2004年上海某厂家的统计结果，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2/3。即使是销售者也始料未及。许多人习惯于用它作为补救措施，其实紧急避孕药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作为主流药物，仅仅是在无他法可想时使用。
紧急避孕药（ECPs），也就是所谓的事后避孕药，有效率只有85%，虽然宣称在性交后72小时之内服用有效，但是使用越晚效果越差，而长期服用真的会危害健康。紧急避孕药这个名称，包含了一大类起引产作用的化学物质，例如左炔诺孕酮（毓婷）或者米非司酮。
早在1985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米非司酮药品的国家。它的发明人，法国的罗素-优克福（Roussel-Uclaf）公司拒绝将其售给中国，于是中国于1992年开始生产自己的米非司酮。这是一种处方药，自行使用可能发生意外。相比之下，左炔诺孕酮的副作用算是稍小一些，仍然会有造成闭经，甚至卵巢早衰的危险。
紧急避孕药在欧美推广时则没有那么顺利。米非司酮被看做一种堕胎手段，虽然最近10年在欧洲国家陆续获得批准，但是仍然严格控制销售甚至广告的方式，在爱尔兰仍然遭到禁止，在美国也仅限于有特别执照的医生使用。
尽管有专家呼吁控制紧急避孕药的滥用，广告上的“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仍然深入人心。据北京同仁堂药店提供的数据，每年情人节后，紧急避孕药的销量都比平时增加50%。
比起需要预先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中国女性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和欧美的选择恰好相反。这似乎不是哪一种保护更安全的问题，因为答案是现成的。有观点认为，短效避孕药需要定期服用，它代表了稳定的、可计划的性生活方式；而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则代表了充满意外、不可预知的性生活方式。在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
口服避孕药（the Pill，COCP）自诞生以来就广泛受到全世界女性的欢迎。它正好遇上了欧美火热的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年代。和其他避孕措施不同，避孕药的吃还是不吃，是女性自己说了算的。每天早上的一片粉红色避孕药，名正言顺担起了稳定、安全性生活的保障。1999年，《经济学家》将避孕药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进步，认为它对人类的贡献超过相对论与核反应堆。人们用“药片”（the Pill）这个词直接指短效避孕药。
中国女人为何排斥避孕药
但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只有2%的中国育龄女性使用避孕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达6%的人工流产率（20～29岁），以及被滥用的紧急避孕药。
在中国应用最广的节育措施不是避孕药，是宫内节育器与避孕套。节育手段进入中国的公共话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计划生育首推的节育手段并不是避孕药，甚至不是避孕套，而是宫内节育器，也就是常说的“子宫环”。事实上它并不是环，而是一个Y型的器具，通过铜离子协助刺激子宫内膜，使受精卵不能着床。
推广子宫环的理由很简单：避孕药发下去可能不吃，避孕套发下去可能不用，或者不会用，但是子宫环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非通过手术不能取出。虽然可能有不良反应，全球仍然有1.6亿女性使用这种避孕措施，其中2/3是在中国。
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但这种手段也其实并不“安全”：避孕药的失败率是第一年2%～8%，避孕套却高达14%。
避孕药在中国遇到的困境似乎难以理解。宗教及传统阻力几乎不存在：中国的传统中，节育和堕胎并没有被赋予多大的道德意义（甚至弃婴在中国古代也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只要有后代就行了，其他的怎么搞由你们。中国传统对避孕的态度更多的是暧昧的遮掩——除了偷情，只有青楼女子有这样的需求，而婚内自愿节育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避孕药只有在野史偏方中才能找到记载的痕迹。那么，为何避孕药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
按照一些医生的观点，这是一个误解。避孕药的副作用被夸大宣传了。早期的避孕药的确有不少缺点，大剂量的激素容易引起经期不调，而所谓的“长效避孕药”，已经因为副作用过大而淘汰了。今天的大多数避孕药是使用多种激素共同作用的“复合口服避孕药”（COCP），其中的雌激素含量大大降低，孕激素中导致肥胖的活性也几乎消除，反而具有调经和防癌功能。但是人们依然对避孕药充满畏惧，很多人认为它可能使得体重增加，降低生育能力，导致停经或者胎儿畸形，甚至引发癌症，尽管这些说法没有依据，或者是与紧急避孕药相混淆。
原因可能不止于此。同样是东方国家的日本，避孕药的使用率比中国还低，高达80%的女性仍然选择了避孕套作为避孕手段（这也许是日本的艾滋病发病率如此之低的原因），结果是日本的人流率高达8%，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倍。2007年，在日本播出的动漫电视剧《School Days》，描述了一个高中校园里滥交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血腥的两场情杀，因为女主角不愿意流产她的孩子。黑暗的结局让日本人震动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反省缺乏避孕保护的青少年性行为。
一种观点是，对避孕药的据斥表现了东方国家对于药物，特别是长期服用的药物的反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拜耳-先灵药业有限公司女性健康产品组中国市场负责人费嘉曾表示：“在中国，‘是药三分毒’的观念影响极广，很多女性认为，避孕药是‘毒’，尽量不要吃，有人甚至认为，至少‘停药’一年后才能怀孕，否则体内的‘毒’排不干净。这都说明，我国女性在这方面接受了大量错误的信息。”
这种反感并没有为女性带来真正的保护。相反，真正会危害健康的事后补救措施，包括人工流产和紧急避孕药仍然在中国被滥用。
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是紧急避孕药，因为它在中国的认知程度甚至大于短效避孕药。按照2004年上海某厂家的统计结果，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2/3。即使是销售者也始料未及。许多人习惯于用它作为补救措施，其实紧急避孕药发明出来并不是用来作为主流药物，仅仅是在无他法可想时使用。
紧急避孕药（ECPs），也就是所谓的事后避孕药，有效率只有85%，虽然宣称在性交后72小时之内服用有效，但是使用越晚效果越差，而长期服用真的会危害健康。紧急避孕药这个名称，包含了一大类起引产作用的化学物质，例如左炔诺孕酮（毓婷）或者米非司酮。
早在1985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批准米非司酮药品的国家。它的发明人，法国的罗素-优克福（Roussel-Uclaf）公司拒绝将其售给中国，于是中国于1992年开始生产自己的米非司酮。这是一种处方药，自行使用可能发生意外。相比之下，左炔诺孕酮的副作用算是稍小一些，仍然会有造成闭经，甚至卵巢早衰的危险。
紧急避孕药在欧美推广时则没有那么顺利。米非司酮被看做一种堕胎手段，虽然最近10年在欧洲国家陆续获得批准，但是仍然严格控制销售甚至广告的方式，在爱尔兰仍然遭到禁止，在美国也仅限于有特别执照的医生使用。
尽管有专家呼吁控制紧急避孕药的滥用，广告上的“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仍然深入人心。据北京同仁堂药店提供的数据，每年情人节后，紧急避孕药的销量都比平时增加50%。
比起需要预先定期服用的短效避孕药，中国女性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和欧美的选择恰好相反。这似乎不是哪一种保护更安全的问题，因为答案是现成的。有观点认为，短效避孕药需要定期服用，它代表了稳定的、可计划的性生活方式；而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则代表了充满意外、不可预知的性生活方式。在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