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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徐则臣小说创作过程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地理关键词：“花街”“北京”“运河”。“花街”系列作品是徐则臣小说创作早期的地理关键词，而不管是作为运河支流南岸小城的“花街”，还是“北京”系列书写中，都体现着徐则臣对“运河”意象的眷恋。“运河”意象是贯穿于徐则臣小说书写始终的一个符号，它既是历史的象征、作家叙事版图重要的线索，也是精神的寄托与精神的归属。
关键词：运河 徐则臣 历史 道具 跨界
一、“运河”意象
《北上》中，“运河”意象的选取共有三重意蕴。
（一）历史层面
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这一意象本身就承载着历史意味与民族印记。小说《北上》是一幅京杭大运河的地理版图，它选取清代京杭大运河没落期为时间节点，围绕着大运河以虚构的人物意大利人小波罗及其弟弟与同伴谢平遥、孙过程、周海阔（小轮子）、邵常来等人在清末中国颠沛流离的生活为线索，穿插着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漕运的衰落、抗日战争、20世纪90年代严打等重大事件，以及风俗、文化、美食、生活穿插其中。大运河还将跨越百年的后人们聚集在一起，探索祖辈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具有文化包容性与历史的追溯性。
（二）徐则臣小说历史叙事版图的构建
运河意象打通了徐則臣“地标”——“花街”“北京”的“任督二脉”，至此，徐则臣笔下的故乡“花街”沿着运河逆流蜿蜒而上，抵达王城“北京”产生了互文性。
回溯徐则臣的创作，《水边书》塑造的是“花街”地标，生活在运河南岸的小城青年们的悲欢;《王城如海》塑造的则是“北京”地标，一群形形色色的京漂笼罩在雾霾与沙尘之中灰头土脸的生活;《耶路撒冷》则是生活在运河支流的青年们游离于“花街”与“北京”两个地标之间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尝试着将“花街”与“北京”产生了联系。《北上》以运河作为两个地标之间的沟通，讲述了沿岸的风情，既打通了历史的关联性又以时空交错叙事塑造了现代空间中“运河”带来的历史纵深与空间横向交流。徐则臣小说之间常常前后观照、呼应。比如：在《北上》中借助谢平遥和孙宴临之口，讲述了《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家后来的故事：“花街上的大和堂早就不在了，初医生一家也搬走了。”再如：在“北京”系列书写中，无论是《王城如海》，还是《耶路撒冷》，生活在北京雾霾之中的“京漂”们总会与“肺癌”及肺病沾染上联系。如余松坡的父亲得了肺癌、余松坡被误诊为肺癌、余松坡的儿子余果有严重的肺病。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的专栏《到世界去》讲述了患了肺癌的朱永久的故事。而徐则臣笔下生活在“花街”及运河沿岸的人们则更多地患有风湿病。如《耶路撒冷》中的渔民老何的风湿病，在《北上》中徐则臣用浓墨重彩突出了秉义老人的风湿病;再比如《耶路撒冷》中的吕冬和《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同样患有严重的梦游症;在食物方面，徐则臣不少小说都透露着对“麻辣水煮鱼”的偏好，而在《北上》中，小波罗这一意大利人也对辣味情有独钟，比如麻辣豆腐、辣椒小炒肉等反复出现。可以说，徐则臣的叙事意象是贯穿在他创作始终的，具有连贯性。徐则臣有意无意地让作品呈现出一种互文性，这让其创作形成一套完整的叙事版图，在一部新的作品中，往往让旧的作品透着生机力。
（三）运河历史的精神皈依
在《耶路撒冷》中，也透露了徐则臣对“运河”的向往，他写道：“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洌，如同夏天里冰镇的王子啤酒，但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两叶肺，而是大脑。”而这也说明了“运河”对于徐则臣的精神意义。对于徐则臣来说，运河承载的不只是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与思念，更是具有文化意义、生态意义、历史意义的精神皈依。同时，它又是沙尘与PM2.5笼罩的城市人们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存状态。它富含负氧离子，它让沿岸小城人民的生活慢下来，它滋养着沿岸人们的善良与淳朴。
二、道具与大运河意象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对舞台道具的界定：“舞台道具是戏剧演出中所用的家具、器皿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的通称。”道具对剧情的发生发展、烘托背景与现场气氛、表现人物特征与个性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通常道具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则臣是一位善于运用道具的作家。在小说《王城如海》中，“面具”是该小说最重要的道具。在余松坡家中，那挂了一墙的面具，不仅与余松坡身份、生活经历相呼应，同时也是小说戏剧性冲突发生的重要线索。比如保姆罗冬雨与快递员韩山在面具上发生性关系、妻子祁好因为面具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不是围绕“面具”这一道具进行的。在《耶路撒冷》中最重要的道具应该数“大和堂”，以“大和堂”售卖为线索串起了故事。这一道具作为一条明线串起了主人公们之间的行动线索，与死去的“景天赐”这一暗线串起人物关系线索交相呼应，使故事结构更加紧密。而在《北上》中，徐则臣的这种道具的应用便更加得心应手。为了围绕“运河”这一意象进行创作，徐则臣设置的道具有：小波罗的日记本、小波罗的罗盘、小波罗的相机、马福德的雕版。这些道具本身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这些道具还穿插起了《北上》的故事线索，让时空因道具而交替，也穿插起祖先与后辈们的关系，无论是1900年前后的故事，还是跨越百年以后的故事，人物始终因为这些道具与大运河产生冥冥中的关联。同时，它也影响了后辈人的命运，孙过程一家因为相机而世代与艺术产生渊源;百年后，他的后人孙宴临拿着相机围绕着运河拍照;同时照片也成了小说中的一种叙事载体。小轮子因为偷了小波罗的意大利语笔记本，家族世代精通意大利语，他的后人在运河边经营博物馆;谢平遥的后人则围绕着运河拍摄《大河潭》纪录片;邵常来因为拿了小波罗的罗盘而家族世代成为运河上的渔民。因为道具，人物的命运与大运河纠葛在一起，百年之前异邦的两兄弟终于“重逢”在大运河。以道具为支撑，在不经意间推动情节发展、交代人物关系、塑造故事结构，让“大运河”这一意象更为饱满。
关键词：运河 徐则臣 历史 道具 跨界
一、“运河”意象
《北上》中，“运河”意象的选取共有三重意蕴。
（一）历史层面
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这一意象本身就承载着历史意味与民族印记。小说《北上》是一幅京杭大运河的地理版图，它选取清代京杭大运河没落期为时间节点，围绕着大运河以虚构的人物意大利人小波罗及其弟弟与同伴谢平遥、孙过程、周海阔（小轮子）、邵常来等人在清末中国颠沛流离的生活为线索，穿插着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漕运的衰落、抗日战争、20世纪90年代严打等重大事件，以及风俗、文化、美食、生活穿插其中。大运河还将跨越百年的后人们聚集在一起，探索祖辈与运河的不解之缘，具有文化包容性与历史的追溯性。
（二）徐则臣小说历史叙事版图的构建
运河意象打通了徐則臣“地标”——“花街”“北京”的“任督二脉”，至此，徐则臣笔下的故乡“花街”沿着运河逆流蜿蜒而上，抵达王城“北京”产生了互文性。
回溯徐则臣的创作，《水边书》塑造的是“花街”地标，生活在运河南岸的小城青年们的悲欢;《王城如海》塑造的则是“北京”地标，一群形形色色的京漂笼罩在雾霾与沙尘之中灰头土脸的生活;《耶路撒冷》则是生活在运河支流的青年们游离于“花街”与“北京”两个地标之间的故事，在《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尝试着将“花街”与“北京”产生了联系。《北上》以运河作为两个地标之间的沟通，讲述了沿岸的风情，既打通了历史的关联性又以时空交错叙事塑造了现代空间中“运河”带来的历史纵深与空间横向交流。徐则臣小说之间常常前后观照、呼应。比如：在《北上》中借助谢平遥和孙宴临之口，讲述了《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家后来的故事：“花街上的大和堂早就不在了，初医生一家也搬走了。”再如：在“北京”系列书写中，无论是《王城如海》，还是《耶路撒冷》，生活在北京雾霾之中的“京漂”们总会与“肺癌”及肺病沾染上联系。如余松坡的父亲得了肺癌、余松坡被误诊为肺癌、余松坡的儿子余果有严重的肺病。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的专栏《到世界去》讲述了患了肺癌的朱永久的故事。而徐则臣笔下生活在“花街”及运河沿岸的人们则更多地患有风湿病。如《耶路撒冷》中的渔民老何的风湿病，在《北上》中徐则臣用浓墨重彩突出了秉义老人的风湿病;再比如《耶路撒冷》中的吕冬和《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同样患有严重的梦游症;在食物方面，徐则臣不少小说都透露着对“麻辣水煮鱼”的偏好，而在《北上》中，小波罗这一意大利人也对辣味情有独钟，比如麻辣豆腐、辣椒小炒肉等反复出现。可以说，徐则臣的叙事意象是贯穿在他创作始终的，具有连贯性。徐则臣有意无意地让作品呈现出一种互文性，这让其创作形成一套完整的叙事版图，在一部新的作品中，往往让旧的作品透着生机力。
（三）运河历史的精神皈依
在《耶路撒冷》中，也透露了徐则臣对“运河”的向往，他写道：“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洌，如同夏天里冰镇的王子啤酒，但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说透透气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两叶肺，而是大脑。”而这也说明了“运河”对于徐则臣的精神意义。对于徐则臣来说，运河承载的不只是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与思念，更是具有文化意义、生态意义、历史意义的精神皈依。同时，它又是沙尘与PM2.5笼罩的城市人们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存状态。它富含负氧离子，它让沿岸小城人民的生活慢下来，它滋养着沿岸人们的善良与淳朴。
二、道具与大运河意象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对舞台道具的界定：“舞台道具是戏剧演出中所用的家具、器皿以及其他一切用具的通称。”道具对剧情的发生发展、烘托背景与现场气氛、表现人物特征与个性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通常道具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则臣是一位善于运用道具的作家。在小说《王城如海》中，“面具”是该小说最重要的道具。在余松坡家中，那挂了一墙的面具，不仅与余松坡身份、生活经历相呼应，同时也是小说戏剧性冲突发生的重要线索。比如保姆罗冬雨与快递员韩山在面具上发生性关系、妻子祁好因为面具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不是围绕“面具”这一道具进行的。在《耶路撒冷》中最重要的道具应该数“大和堂”，以“大和堂”售卖为线索串起了故事。这一道具作为一条明线串起了主人公们之间的行动线索，与死去的“景天赐”这一暗线串起人物关系线索交相呼应，使故事结构更加紧密。而在《北上》中，徐则臣的这种道具的应用便更加得心应手。为了围绕“运河”这一意象进行创作，徐则臣设置的道具有：小波罗的日记本、小波罗的罗盘、小波罗的相机、马福德的雕版。这些道具本身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这些道具还穿插起了《北上》的故事线索，让时空因道具而交替，也穿插起祖先与后辈们的关系，无论是1900年前后的故事，还是跨越百年以后的故事，人物始终因为这些道具与大运河产生冥冥中的关联。同时，它也影响了后辈人的命运，孙过程一家因为相机而世代与艺术产生渊源;百年后，他的后人孙宴临拿着相机围绕着运河拍照;同时照片也成了小说中的一种叙事载体。小轮子因为偷了小波罗的意大利语笔记本，家族世代精通意大利语，他的后人在运河边经营博物馆;谢平遥的后人则围绕着运河拍摄《大河潭》纪录片;邵常来因为拿了小波罗的罗盘而家族世代成为运河上的渔民。因为道具，人物的命运与大运河纠葛在一起，百年之前异邦的两兄弟终于“重逢”在大运河。以道具为支撑，在不经意间推动情节发展、交代人物关系、塑造故事结构，让“大运河”这一意象更为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