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烦”与“苦”是人类生存的基调,应对的态度却因人而异。有知足常乐、苦中作乐者;有苦不堪言、烦不欲生者。汪曾祺小说透露出的感情主要是以“欢乐”“健康”“诗意”来化解悲苦,化绝望为希望。汪曾祺先生行过千山万水,以历尽人间百态的优雅与从容不迫的态度,让他小说中那些优美的东西带给读者安慰和温暖。对此,他概括自己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关键词:文学理想;人情味;悲悯情怀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在他的平民话语体系指示下的文学活动,在这一话语立场的引领之下,他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凸显出强烈的平民化倾向。其具体表现便是,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对人情世故的底里、民间内部的和谐、人性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对民俗特征、人生乐趣的崇尚与追求,对人性理想之民间意义的揭示。本文试对汪曾祺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特征加以分析,着眼于汪曾祺作品对读者的终极关怀,并最终给予读者生活的信念。
季红珍在选编《汪曾祺小说》时说:“汪曾祺是一个满怀着温情看世界的人,一个灵魂皈依大自然的人。”[1]徐卓文说:“汪曾祺以从容而自然的名士风度,替人生营造出了一种滋润的声音、滋润的颜色、滋润的气息、滋润的光明、滋润的人生与人性。”[2]
一、悲悯众生,追慕和谐的文学理想
汪曾祺的作品也许不是伟大的、深刻的,但他的作品肯定是独特的、温暖的。他带给读者一股温暖的清风,一方希望的热土。汪曾祺“生命审美化”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精神的传承,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佛教的悲悯情怀更是他人生观的支点。汪曾祺曾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纵观汪曾祺的一生,可谓少逢离乱、屡遭坎坷,在抗战、建国、反右、文革等历史和政治洪流中沉浮,尝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饱览人间百态、风云变幻,深感造化弄人、世事莫测。无论烦苦的现实还是忧乐的情绪,他都注重其自身的合乎逻辑和情理的展示和呈现,不过多修饰和渲染,更很少宣喻和号召。他洞察到和谐的态势是各种力量彼此制约和妥协的结果,他相信人类求真向善的本性会焕发无穷的智慧和动力。“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在“烦”与“苦”的人间建立起一种不断趋向和谐和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些小说是爱与美的颂歌,有一种温情灌注的调子,有不竭不灭的盎然生机,对烦苦丛生的芸芸众生的观照则是其悲悯情怀的释放。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与人日常交际时的方式平和,没有剑拔弩张,他笔下少有刻薄和尖刻,没有太多剧烈矛盾,他对人物充满悲悯和同情。《异秉》里的嘲谑也带着悲悯。《岁寒三友》或许应看作汪曾祺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为其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4]。这些未经磨灭的美好感情,依然熠熠生辉,寄托着作者对这远不完美的人间的自信和乐观。“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5]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对待世事和人情世故的。
他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总是想着别人。对烦苦丛生的芸芸众生的观照则是其悲悯情怀的释放。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新、健朗的叙事风格和美学追求,遵循儒家恕道,对庸人恶习点到即止。《职业》写于1947年,写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叫卖在僻静的小巷里,他费尽心机还原孩子吆喝的腔调之美,是为了说明他的懂事和敬业。孩子过早就业、恪尽职守,那份与他年龄颇不相称的老成和持重,令人鼻酸。但那声跳出职业、复归本我的呐喊,却带着几分自嘲的调皮,又使人开颜。小说定格了孩子偶一“变脸”即再现天真烂漫的瞬间,还有小贩们婉转悠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令人颇多感慨和感动。虽然他们买卖的东西之小简直不足以维系生活,但职业的枯燥、谋生的艰难却被一种葱郁的生气、一种乐天的情绪冲淡了,使之在人情、人性、美德的层面呈现出内在的和谐,这种在寂寞中传递的温暖更具动人特质。
他的作品通常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字里行间对他们充满“温爱”和“同情”,给读者以希望。“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6]
二、朴素的仁爱之心源于儒家的人情思想
汪曾祺称自己的创作是“抒情的人道主义”。“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7],人道主义,对汪曾祺先生来说就表现在“人情”上,人情也是儒家思想最精粹的内核,“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孔子是个通人情,有性格的人,他是个诗人”[8]。
人情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无条件尊重。《受戒》是描写寺庙生活的,描写和尚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和尚的非日常生活。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明海和那些师兄的举動是不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些和尚的出格举动又是正常的,从无“持戒”的观念,遂无“破戒”的愧疚。“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都毫不掩饰身上人性的一面,不是在压抑它,而是让它以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出来。汪曾祺把这些和尚作为普通人看待,对他们的人性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隐隐的欣赏。庙里的日子有一种怪诞的自由,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和谐之爱,是人性的光辉,也是最大的人道。
在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的强大的话语权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遮盖了文学的其他属性,使其大部分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红色颂歌”的特征。汪曾祺的作品和这些时代主题全然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始终贴近民间的生活形态,世间男女的悲欢,凡夫俗子的平淡生活是他心中的一根自然标尺,如同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荒寒的沙漠地带深藏着茁壮的文学生机,于各种可能的机缘展示出文学生命的丰富与强大,并因此给人以温暖和感动。“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生活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9]
汪曾祺写到的锡匠和挑夫是大淖边两个生活无保障、没有什么地位、最不起眼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外乡人,特殊的谋生手段注定了他们生活的漂泊,他们沦于社会建构的边缘和底层,小小的打击就足以击碎脆弱的物质依托,难以维系固有的生活秩序。他们在物质上互相帮扶、互通有无,精神上互相慰藉、彼此支撑,这种团结协作的原则已经内化、固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群体生活方式和习惯。锡匠和挑夫靠手艺和力气吃饭,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偶尔也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但他们也有做人的原则和尊严,不容贱视和凌虐。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追求幸福、乐天自得的激情,而且这种天赋的坚韧和快乐是贫穷、苦难、邪恶、强权以及一切天灾人祸的不幸所无法剥夺和削减的。作者用同情、欣赏、钦佩、赞美的笔调描绘他们的生存境况、处世态度、人格底蕴。
无论是高邮城里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匠人、学徒、工友,还是北京南城安乐居的酒友和张家口的茶客,他们并没有接受太多的儒家教育,却拥有一颗仁义之心,助人为乐。充分地尊重人,赞美人性,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这思想不是壮怀激烈叩问苍天式的洪钟大吕,而是潺潺流水润物细无声的和谐自然。这样的人性关怀其实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脉络,带有陶渊明、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文人雅士的出世情怀,他们的文风在影响汪曾祺的同时,其人生观也自然浸入他思想的血脉中,形成了平淡优美的文笔和意境。这种意境可以给读者以平静,重新审视柴米油盐建构的日常生活,在小说终极关怀的人情世故中,豁然发现充满柴米油盐气息的生活的确诗意萦怀,美不胜收。人们应当懂得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美不应该漠视,更不应该对生活绝望。
注释:
[1][2] 季红真:《汪曾祺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版,第8页、第9页。
[3] 林斤澜:《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4][5] 石杰:《和谐: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第494页。
[7]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9]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文学理想;人情味;悲悯情怀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在他的平民话语体系指示下的文学活动,在这一话语立场的引领之下,他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凸显出强烈的平民化倾向。其具体表现便是,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对人情世故的底里、民间内部的和谐、人性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对民俗特征、人生乐趣的崇尚与追求,对人性理想之民间意义的揭示。本文试对汪曾祺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美学特征加以分析,着眼于汪曾祺作品对读者的终极关怀,并最终给予读者生活的信念。
季红珍在选编《汪曾祺小说》时说:“汪曾祺是一个满怀着温情看世界的人,一个灵魂皈依大自然的人。”[1]徐卓文说:“汪曾祺以从容而自然的名士风度,替人生营造出了一种滋润的声音、滋润的颜色、滋润的气息、滋润的光明、滋润的人生与人性。”[2]
一、悲悯众生,追慕和谐的文学理想
汪曾祺的作品也许不是伟大的、深刻的,但他的作品肯定是独特的、温暖的。他带给读者一股温暖的清风,一方希望的热土。汪曾祺“生命审美化”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精神的传承,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佛教的悲悯情怀更是他人生观的支点。汪曾祺曾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纵观汪曾祺的一生,可谓少逢离乱、屡遭坎坷,在抗战、建国、反右、文革等历史和政治洪流中沉浮,尝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饱览人间百态、风云变幻,深感造化弄人、世事莫测。无论烦苦的现实还是忧乐的情绪,他都注重其自身的合乎逻辑和情理的展示和呈现,不过多修饰和渲染,更很少宣喻和号召。他洞察到和谐的态势是各种力量彼此制约和妥协的结果,他相信人类求真向善的本性会焕发无穷的智慧和动力。“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在“烦”与“苦”的人间建立起一种不断趋向和谐和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些小说是爱与美的颂歌,有一种温情灌注的调子,有不竭不灭的盎然生机,对烦苦丛生的芸芸众生的观照则是其悲悯情怀的释放。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与人日常交际时的方式平和,没有剑拔弩张,他笔下少有刻薄和尖刻,没有太多剧烈矛盾,他对人物充满悲悯和同情。《异秉》里的嘲谑也带着悲悯。《岁寒三友》或许应看作汪曾祺人际关系的理想模式,“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需要资助的时候,为其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画师外出求生;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的三块田黄石章”[4]。这些未经磨灭的美好感情,依然熠熠生辉,寄托着作者对这远不完美的人间的自信和乐观。“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友爱,邻里乡亲间互助和睦,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人们终年生活于一种和乐安宁之中,即使偶尔生出的怨恨,也带着几分无奈与和缓”[5]他笔下的那些人物都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之心对待世事和人情世故的。
他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总是想着别人。对烦苦丛生的芸芸众生的观照则是其悲悯情怀的释放。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新、健朗的叙事风格和美学追求,遵循儒家恕道,对庸人恶习点到即止。《职业》写于1947年,写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叫卖在僻静的小巷里,他费尽心机还原孩子吆喝的腔调之美,是为了说明他的懂事和敬业。孩子过早就业、恪尽职守,那份与他年龄颇不相称的老成和持重,令人鼻酸。但那声跳出职业、复归本我的呐喊,却带着几分自嘲的调皮,又使人开颜。小说定格了孩子偶一“变脸”即再现天真烂漫的瞬间,还有小贩们婉转悠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令人颇多感慨和感动。虽然他们买卖的东西之小简直不足以维系生活,但职业的枯燥、谋生的艰难却被一种葱郁的生气、一种乐天的情绪冲淡了,使之在人情、人性、美德的层面呈现出内在的和谐,这种在寂寞中传递的温暖更具动人特质。
他的作品通常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小儿女”,字里行间对他们充满“温爱”和“同情”,给读者以希望。“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6]
二、朴素的仁爱之心源于儒家的人情思想
汪曾祺称自己的创作是“抒情的人道主义”。“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7],人道主义,对汪曾祺先生来说就表现在“人情”上,人情也是儒家思想最精粹的内核,“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孔子是个通人情,有性格的人,他是个诗人”[8]。
人情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无条件尊重。《受戒》是描写寺庙生活的,描写和尚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和尚的非日常生活。因为按照世俗的观念,明海和那些师兄的举動是不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这些和尚的出格举动又是正常的,从无“持戒”的观念,遂无“破戒”的愧疚。“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都毫不掩饰身上人性的一面,不是在压抑它,而是让它以一种健康的方式释放出来。汪曾祺把这些和尚作为普通人看待,对他们的人性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隐隐的欣赏。庙里的日子有一种怪诞的自由,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和谐之爱,是人性的光辉,也是最大的人道。
在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的强大的话语权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遮盖了文学的其他属性,使其大部分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红色颂歌”的特征。汪曾祺的作品和这些时代主题全然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始终贴近民间的生活形态,世间男女的悲欢,凡夫俗子的平淡生活是他心中的一根自然标尺,如同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荒寒的沙漠地带深藏着茁壮的文学生机,于各种可能的机缘展示出文学生命的丰富与强大,并因此给人以温暖和感动。“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生活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9]
汪曾祺写到的锡匠和挑夫是大淖边两个生活无保障、没有什么地位、最不起眼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外乡人,特殊的谋生手段注定了他们生活的漂泊,他们沦于社会建构的边缘和底层,小小的打击就足以击碎脆弱的物质依托,难以维系固有的生活秩序。他们在物质上互相帮扶、互通有无,精神上互相慰藉、彼此支撑,这种团结协作的原则已经内化、固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群体生活方式和习惯。锡匠和挑夫靠手艺和力气吃饭,虽然经济上捉襟见肘,偶尔也会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但他们也有做人的原则和尊严,不容贱视和凌虐。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着追求幸福、乐天自得的激情,而且这种天赋的坚韧和快乐是贫穷、苦难、邪恶、强权以及一切天灾人祸的不幸所无法剥夺和削减的。作者用同情、欣赏、钦佩、赞美的笔调描绘他们的生存境况、处世态度、人格底蕴。
无论是高邮城里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匠人、学徒、工友,还是北京南城安乐居的酒友和张家口的茶客,他们并没有接受太多的儒家教育,却拥有一颗仁义之心,助人为乐。充分地尊重人,赞美人性,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这思想不是壮怀激烈叩问苍天式的洪钟大吕,而是潺潺流水润物细无声的和谐自然。这样的人性关怀其实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脉络,带有陶渊明、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文人雅士的出世情怀,他们的文风在影响汪曾祺的同时,其人生观也自然浸入他思想的血脉中,形成了平淡优美的文笔和意境。这种意境可以给读者以平静,重新审视柴米油盐建构的日常生活,在小说终极关怀的人情世故中,豁然发现充满柴米油盐气息的生活的确诗意萦怀,美不胜收。人们应当懂得珍惜这样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美不应该漠视,更不应该对生活绝望。
注释:
[1][2] 季红真:《汪曾祺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版,第8页、第9页。
[3] 林斤澜:《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4][5] 石杰:《和谐: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6][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第494页。
[7]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9]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