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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十华诞。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产业角度看，制造业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引领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七十年间，我国从一个制造业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值此建国七十年之际，总结七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对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建国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我国已从一个制造业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从产业角度看，制造业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引领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别于1992年、2007年、2012年、2018年连续突破1万亿元、10万亿元、20万亿元、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至15%之间。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1990年的3%到2006年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时年我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分析认为，美国从1895年到2009年，已经在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上稳坐了114年。中国把美国赶下其盘踞110余年的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夺得制造业产出桂冠，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
自2010年超过美国之后，我国一直保持着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2011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的1.21倍、日本的2.35倍，2012年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加总。而且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还在持续上升。2007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为9.324万亿美元，中国为1.15万亿美元，只占世界的12.33%。而2017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为3.59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28.57%，相比之下，美国占到了17.89%、日本占8.16%、德国占6.05%。我国制造业份额的增加基本上来自于美国、日本与欧洲份额的减少。中国制造业的份额几乎等于排在后面的美日德三国之和。
当然，这只是以产业规模而言的。同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相比，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前期高速成长主要是因廉价劳动力及其他低成本要素所致，总体水平还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福布斯》杂志曾发表《中国制造如何避免被洗牌》一文指出，“总体来说，中国制造仍然徘徊在价值链的底端”。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22个制造业行业中，我国有12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只有3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值里，以电子制造与加工、零部件生产、机械设备等为主的中低端工业产值占到了82%，高端产业贡献不足20%。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領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非洲、拉美等国。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梯队，目前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我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虽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直处于渐进式进展中，但迄今为止，制造业的总体态势及在国际产业链的相对位置还未发生“颠覆性”质变。全面认识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环境，对于我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转型升级有着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已经走过了“量的积累”阶段，进入以转型升级为核心任务的“质的提高”阶段。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复杂的格局。制造业成长承受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挤压。一方面，我国还在继续承接国际制造的产业转移，应该根据不同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状况，各地在推进“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制造业基地并行发展的前提下，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分期、分批地逐步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基地转化，积聚累积形成全球配置新的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2018年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使我国制造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又一次显现，也说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容易受到外部威胁。面对外部挑战，我国需要及早突破制造业低端陷阱的制约，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实现从“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的蜕变过程。
（一）构建有利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前期成长足迹中带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如今，站在四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对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有了足够清晰的认识。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对长期中的经济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以此为依据来看待我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的转型升级，首先应该构建有利于促进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无疑问，该论断同样适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国际比较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协调发挥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之后成功升级，跃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应当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选择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结合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有效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当前我国政府还掌控着许多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是指政府要恰当地运用“看得见的手”，而不是越过市场的边界直接代替市场决策、行事。政府介入的重点应转向供需平衡，以减税降费与简政放权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给制造业企业成长宽松的环境，最终激发企业自身的活力。鉴于前期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教训，产业政策的运用一定要建立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实施。对于政府直接投入的补贴与产业发展基金，要加强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评估，杜绝骗补行为，政府支持的重点应当由提供（销售）补贴转向促进研发、创新及研发成果的市场化运营。政府还应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深化对外商投资管理，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市场的关键零部件与核心技术的研发生产能力，发展外资带动型生产与贸易。其次，发挥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促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金融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着力消除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的失衡，强化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抑制金融过度膨胀，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 （二）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有效开展创新
从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经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个阶段，已经到了由跟随式创新向自主创新、引领式创新转型的新阶段。只有靠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才能突破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陷阱位置。总结前四十年制造业的经验，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如何有效创新要有明确的认识。
1、确立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企业要积极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对基础性知识的投入。企业研发中心应当具备足够能力把握创新机会，选择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组织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利用和转化科技成果。“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要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二是企业要适应组织形式在新经济形态下、平台化的趋势中有效开展创新。近年来，创新服务组织中的各类开放创新平台，创新创业中的众创、众包、众扶（服）、众筹平台及各种创新联盟组织方兴未艾，是平台化在创新服务领域的反映。以平台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经济，正在影响着产业垂直分工格局，共享共生共荣的新产业生态、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新特征。三是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对“产学研”结合创新流程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科研与生产“两张皮”有效结合的问题。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新技术、新产品最敏感。“产学研”结合，要坚持“产”为主导，即企业为主导。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凡是产业目标明确的，要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
2、在技术层面构建企业有效创新的模式
全球知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采用“原型”分析模式，通过对美国30多个行业企业创新活动研究，从不同视角更细致入微地审视了企业创新活动和表现，提出了新形势下有效创新的四种模式：一是效率驱动型创新，指通过改进流程来降低成本、缩短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效率驱动型创新来源于生产知识和规模，对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尤为重要。二是客户中心型创新，指通过产品、服务或业务模式上的进步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此类创新主要来源于消费者洞察，找出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针对性地开发新的产品、服务与业务模式，再依据市场反馈不断进行修改和更新。以滴滴、美团、共享单车、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等企业创新均源于此。三是工程技术型创新，指整合、吸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技术，设计开发新产品。工程技术型创新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及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是科研与实践技艺的结合，通常需要专利保护。工程技术型创新适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和电信等传统工程技术型行业。四是科学研究型创新，指企业和学术研究人员合作，通过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获取商业价值。生物、医药、电子等均为高度依赖科学研究型创新的行业。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行业，如互联网企业，也应把科学研究创新视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上述四种创新模式值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借鉴。
（三）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为制造业的设计、制造、服务等各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对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当前，智能制造正是我国制造业“换道超车”的重大历史机遇。
近些年，我国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表现出良好、强劲的发展势头。2018年5月，中国经济信息社在江苏常州发布《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17）》。该报告选择22个国家作為样本，评价结果显示，美、日、德名列第一梯队，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引领型”国家。全球智能制造综合排名前六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中国，中国在该报告的综合排名为第6位。全球知名的德勤事务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7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制造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智能制造显著提升向工业4.0进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带来真实可见的效益。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智能制造还处在初级阶段，且利润微薄。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2013年智能制造为企业带来的利润并不明显，55%的受访企业其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处于0%—10%的区间。而2017年，仅有11%的受访企业处于这个区间，41%的企业其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在11%—30%之间。利润贡献率超过50%的企业，由2013年受访企业占比14%提升到2017年的33%。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明显提升，利润来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和产品服务价值的提升。
未来20年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我国制造业要以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营智能制造方面差异较大，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应发挥后发优势，采取三个范式“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走一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的智能制造创新之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我国必须坚持“创新引领”，直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先进技术，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瞄准高端方向，加快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充分利用我国推进“互联网+制造”的经验，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打低”—采取先进的技术解决传统制造难以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完成数字化“补课”，同时，向更高的智能制造水平迈进。
（四）以服务型制造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从产业发展态势看，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为适应技术发展与市场变革、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采用先进技术、优化和创新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兼具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与模式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服务型制造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制造业成长必须依靠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推动。因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重塑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推动产业有效升级，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等环节积累的技术和能力向服务领域延伸，能够增强产品差异化、增加用户黏性，从而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蝶变。二是以服务型制造提高制造业的增长空间。服务型制造将一次性产品销售收入转变为持续性服务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向产品用户提供服务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能够使制造企业获得比只销售产品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对收入波动的影响。三是提高制造业企业的附加价值和利润率。比如，通过加强制造环节上游的研发设计服务，可改进产品设计、技术和质量，使产品具有更大竞争优势;制造环节下游衍生出的在线监测、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等服务活动，也都更具个性化，使制造业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增加高附加值服务活动在营收中的比重。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七十年来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建国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我国已从一个制造业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从产业角度看，制造业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引领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别于1992年、2007年、2012年、2018年连续突破1万亿元、10万亿元、20万亿元、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至15%之间。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1990年的3%到2006年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时年我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分析认为，美国从1895年到2009年，已经在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上稳坐了114年。中国把美国赶下其盘踞110余年的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夺得制造业产出桂冠，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
自2010年超过美国之后，我国一直保持着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2011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的1.21倍、日本的2.35倍，2012年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加总。而且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还在持续上升。2007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为9.324万亿美元，中国为1.15万亿美元，只占世界的12.33%。而2017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为3.59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28.57%，相比之下，美国占到了17.89%、日本占8.16%、德国占6.05%。我国制造业份额的增加基本上来自于美国、日本与欧洲份额的减少。中国制造业的份额几乎等于排在后面的美日德三国之和。
当然，这只是以产业规模而言的。同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相比，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前期高速成长主要是因廉价劳动力及其他低成本要素所致，总体水平还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福布斯》杂志曾发表《中国制造如何避免被洗牌》一文指出，“总体来说，中国制造仍然徘徊在价值链的底端”。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22个制造业行业中，我国有12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只有3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值里，以电子制造与加工、零部件生产、机械设备等为主的中低端工业产值占到了82%，高端产业贡献不足20%。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示，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領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非洲、拉美等国。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梯队，目前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我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虽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直处于渐进式进展中，但迄今为止，制造业的总体态势及在国际产业链的相对位置还未发生“颠覆性”质变。全面认识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环境，对于我国制造业实现可持续转型升级有着理论与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二、制造业突破低端陷阱的路径选择及展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已经走过了“量的积累”阶段，进入以转型升级为核心任务的“质的提高”阶段。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复杂的格局。制造业成长承受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挤压。一方面，我国还在继续承接国际制造的产业转移，应该根据不同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状况，各地在推进“来料加工型”“生产车间型”制造业基地并行发展的前提下，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分期、分批地逐步向“全球配置型”制造业基地转化，积聚累积形成全球配置新的制造业中心。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也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面。2018年以来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使我国制造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又一次显现，也说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容易受到外部威胁。面对外部挑战，我国需要及早突破制造业低端陷阱的制约，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加快实现从“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的蜕变过程。
（一）构建有利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前期成长足迹中带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如今，站在四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对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有了足够清晰的认识。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对长期中的经济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有路径依赖的特征。以此为依据来看待我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的转型升级，首先应该构建有利于促进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无疑问，该论断同样适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国际比较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协调发挥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之后成功升级，跃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应当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选择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结合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有效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首先，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当前我国政府还掌控着许多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是指政府要恰当地运用“看得见的手”，而不是越过市场的边界直接代替市场决策、行事。政府介入的重点应转向供需平衡，以减税降费与简政放权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给制造业企业成长宽松的环境，最终激发企业自身的活力。鉴于前期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教训，产业政策的运用一定要建立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实施。对于政府直接投入的补贴与产业发展基金，要加强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评估，杜绝骗补行为，政府支持的重点应当由提供（销售）补贴转向促进研发、创新及研发成果的市场化运营。政府还应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深化对外商投资管理，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市场的关键零部件与核心技术的研发生产能力，发展外资带动型生产与贸易。其次，发挥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促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金融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着力消除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的失衡，强化和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抑制金融过度膨胀，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 （二）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有效开展创新
从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经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个阶段，已经到了由跟随式创新向自主创新、引领式创新转型的新阶段。只有靠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才能突破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陷阱位置。总结前四十年制造业的经验，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如何有效创新要有明确的认识。
1、确立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一是企业要积极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对基础性知识的投入。企业研发中心应当具备足够能力把握创新机会，选择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组织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利用和转化科技成果。“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要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二是企业要适应组织形式在新经济形态下、平台化的趋势中有效开展创新。近年来，创新服务组织中的各类开放创新平台，创新创业中的众创、众包、众扶（服）、众筹平台及各种创新联盟组织方兴未艾，是平台化在创新服务领域的反映。以平台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经济，正在影响着产业垂直分工格局，共享共生共荣的新产业生态、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新特征。三是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对“产学研”结合创新流程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科研与生产“两张皮”有效结合的问题。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新技术、新产品最敏感。“产学研”结合，要坚持“产”为主导，即企业为主导。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凡是产业目标明确的，要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
2、在技术层面构建企业有效创新的模式
全球知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采用“原型”分析模式，通过对美国30多个行业企业创新活动研究，从不同视角更细致入微地审视了企业创新活动和表现，提出了新形势下有效创新的四种模式：一是效率驱动型创新，指通过改进流程来降低成本、缩短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效率驱动型创新来源于生产知识和规模，对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尤为重要。二是客户中心型创新，指通过产品、服务或业务模式上的进步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此类创新主要来源于消费者洞察，找出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针对性地开发新的产品、服务与业务模式，再依据市场反馈不断进行修改和更新。以滴滴、美团、共享单车、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等企业创新均源于此。三是工程技术型创新，指整合、吸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技术，设计开发新产品。工程技术型创新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及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是科研与实践技艺的结合，通常需要专利保护。工程技术型创新适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和电信等传统工程技术型行业。四是科学研究型创新，指企业和学术研究人员合作，通过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获取商业价值。生物、医药、电子等均为高度依赖科学研究型创新的行业。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行业，如互联网企业，也应把科学研究创新视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上述四种创新模式值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借鉴。
（三）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为制造业的设计、制造、服务等各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对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当前，智能制造正是我国制造业“换道超车”的重大历史机遇。
近些年，我国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表现出良好、强劲的发展势头。2018年5月，中国经济信息社在江苏常州发布《全球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17）》。该报告选择22个国家作為样本，评价结果显示，美、日、德名列第一梯队，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引领型”国家。全球智能制造综合排名前六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中国，中国在该报告的综合排名为第6位。全球知名的德勤事务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7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智能制造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智能制造显著提升向工业4.0进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带来真实可见的效益。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企业智能制造还处在初级阶段，且利润微薄。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的盈利能力显著提升。2013年智能制造为企业带来的利润并不明显，55%的受访企业其智能制造产品和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处于0%—10%的区间。而2017年，仅有11%的受访企业处于这个区间，41%的企业其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在11%—30%之间。利润贡献率超过50%的企业，由2013年受访企业占比14%提升到2017年的33%。智能制造利润贡献率明显提升，利润来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效率的提升和产品服务价值的提升。
未来20年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我国制造业要以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营智能制造方面差异较大，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应发挥后发优势，采取三个范式“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走一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的智能制造创新之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我国必须坚持“创新引领”，直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先进技术，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瞄准高端方向，加快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充分利用我国推进“互联网+制造”的经验，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打低”—采取先进的技术解决传统制造难以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完成数字化“补课”，同时，向更高的智能制造水平迈进。
（四）以服务型制造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从产业发展态势看，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为适应技术发展与市场变革、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采用先进技术、优化和创新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兼具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与模式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服务型制造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制造业成长必须依靠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推动。因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重塑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推动产业有效升级，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等环节积累的技术和能力向服务领域延伸，能够增强产品差异化、增加用户黏性，从而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蝶变。二是以服务型制造提高制造业的增长空间。服务型制造将一次性产品销售收入转变为持续性服务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向产品用户提供服务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能够使制造企业获得比只销售产品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对收入波动的影响。三是提高制造业企业的附加价值和利润率。比如，通过加强制造环节上游的研发设计服务，可改进产品设计、技术和质量，使产品具有更大竞争优势;制造环节下游衍生出的在线监测、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等服务活动，也都更具个性化，使制造业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增加高附加值服务活动在营收中的比重。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