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应尽快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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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4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及社会建设9次、社会管理16次,并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些论述使得中国社会建设的未来走向被各界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多年来积极为社会建设出谋划策,成都城乡统筹、太仓社会现代化等地方实验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11月25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他说,“现在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当时经济建设出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深圳模式’,下一步社会建设也会出现几个方向。”
  社会建设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有两个概念很流行,一是社会管理,二是社会建设,你怎么看两者之间的关系?
  陆学艺:社会建设的内涵更丰富,社会管理只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在这两年一些地方对社会管理的实践中,暴露出“管”得太多,这是对社会管理的片面理解所致,因此我更希望将社会管理纳入社会建设中。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你一直倡导社会现代化理念,怎么理解?
  陆学艺:我提出这一理念是基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目标已基本实现这样一个前提,以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没有同步,以至于社会矛盾凸显这样一个现实。
  所谓社会现代化,就是指社会组织方式和能力的变化过程,社会是相对于政府、市场而言的,该理念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政府、市场三者的演变和互动关系,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弥补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么多年来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何在?
  陆学艺:具体分析现实问题。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中国解决了经济短缺问题,进而转变为经济总量较大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分配不均,分配给农村的比例太小。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购买力却相当低,经济现代化基本目标实现的同时,整个社会依然呈现农村社会特征,以至于社会矛盾丛生。
  一方面,这三十年,农业GDP只占总量的10%,农业人口大量进城,这个成绩了不起,从社会变迁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两化”同时伴随两极分化、城乡分化。现在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这两个分化造成的。中国现在虽然是工业社会了,但是人口素质整体较低,从过去的时代遗留下来较多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讲,这是体制性问题,因为社会改革滞后,经济建设的同时,社会建设没有同步。所以,现在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阶段应该告一段落了。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陆学艺:对,一些提法也有所转变。比较“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后者提及未来发展的十个问题中六个涉及社会建设等方面,比过去比重加大。还有,从1980年代以来,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都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法,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打破惯例,没有讲,针对五年发展目标只是讲了一句:“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这些都说明在前一阶段经济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后,必须进入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阶段的重点应该是社会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前一个阶段的社会建设效果?下一阶段要实现经济、社会“两条腿”同步走的关键应该在哪些方面?
  陆学艺:就社会建设而言,以往由中央政法委主抓,曾提出过一些具体任务,但是从全国范围看,还是有些窄,因为这些任务均将社会建设的重心与维稳挂钩,甚至有些地方将两者画上等号,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的目标是稳定而非和谐。所以,这些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由某一个部门主管社会建设都容易偏,必须由中央统筹。另外,必须明确一点,就是光是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好,实现社会现代化也罢,重要的是社会建设,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过去一段时期,中央围绕社会建设讲了六个部分,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要把社会建设提到更高的高度,明确社会建设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经济现代化实现之后,社会建设是必须尽快进行的第二个阶段。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我看来,社会建设主要包括:民生事业和社会事业。这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紧迫要求解决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社保难、住房难、养老难等基本问题;还有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等等;还有基层民主和自治、社区民主、社会组织放开等。
  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社会体制的问题,目前的社会体制是为经济服务的体制,包括二元结构、户籍问题等,亟须改革。
  其次,是社会结构问题。中国亟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现代化不难,但是社会结构如果不现代化,就一定会出问题。就国际社会而言,形成教训的样本就不少,拉美、伊拉克等地方都是社会结构有问题,它们的城市人口虽然已经很大,但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合理,以至于冲突不断甚至失控。现代社会真正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培育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是主体任务。
  社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是城市化
  中国新闻周刊:对社会结构的理解,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观点并不尽一致,尤其是在中产阶层的看法上,经济学界更侧重于以收入来衡量。另外在优化社会结构的路径上,有社会学家提出社会重建理论,对于这些观点,你怎么看待?
  陆学艺:中产阶层的问题我和经济学家吵了几年。他们将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阶层混为一谈,我认为不妥。中产阶层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更不是单纯依靠钱可以衡量的,它是一个职业概念,不能以钱来划分。另外,中产不是某一个阶层,而是若干阶层的总和。所谓中产,是指你拥有收入、声望和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要根据你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是否属于中产。
  按照这一定义,目前中产阶层占总人口在23%~24%,一个社会现代化国家该比例应在40%以上。而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就在于区域差距较大,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和其他地方相比,中产阶层比重要大许多。
  要正确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首先要清楚它和經济结构一样,由诸多分结构组成,除了前面分析的阶层结构,还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组织结构等。基于对这些结构的综合研究,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有学者提出重建社会,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是有道理的。不过,建设新的社会体制是个大问题,要从长计议,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必须首先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这一计划经济遗产。因此,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调整社会结构的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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