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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世界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系列对应的英国外交政策和经济决策来定义的。而在2007～2009年英国的政策再次影响了全球走向：伦敦金融城的放松管制政策加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英国在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上发挥的领导作用最终证明了其逐步稳固的影响力。但如今，虽然充斥大量政治表演和戏剧性言论，英国行将退出欧盟（所谓脱欧）的事实对世界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虽然对许多英国居民脱欧可能最终被证实是个不幸的想法，但其潜在影响只会是英国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区域性贸易的重大挫折，更遑论全球贸易了。
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当年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就算怎么说都不为过。从大约1750年开始，英国的发明创造了一股改变了电力产生方式和金属使用方式的技术创新浪潮。铁路和蒸汽船改变了运输。即便创新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英国的首都和移民也一直在支撑着全球的工业化。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的贡献都是积极的。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伴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恐怖岁月以及许多殖民统治恶行。
但毫无疑问，英国的行为——无论善恶——都影响了许多人，且不论远近。英国的结盟并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塑造了欧洲多场战争的形态，从拿破仑到德国在1870、1914和1940年对法国的入侵。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包括他与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在慕尼黑会面后的个人战略和多项决策——对二战的时机，性质甚至最终结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全球影响力的最高峰可能出现在1940～1941年，当时它基本上是在孤身对抗纳粹德国看似摧枯拉朽的铁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参战一方面令形势决定性地走向了希特勒的对立面，并很快引发了对世界经济的彻底改造。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清楚地表明欧洲帝国称霸的时代已经终结。同样消失的还有在前一波帝国扩张期间所建立的经济区内的贸易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安排是由美国的偏好所决定的。随着美国企业、劳工和政界人士一致希望进入所有市场，随后就迎来了连续几轮的贸易自由化。
1945年，大英帝国治下拥有超过6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4，使其（大概）成为地球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全球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去殖民化的溃败所展现，包括 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遭受的巨大羞辱，此外还有严重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善。 1976年，英国成为了唯一一个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却又在（1973年后的）浮动汇率时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国家。
这种全球影响力的丧失完全无法归咎于英国加入欧盟。总的来说英国在战后贸易方面表现良好，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对欧贸易。1950年代，英國的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约占其GDP的40%，目前则接近60%，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该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更宏观来看，英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对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有助于缩小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按人均GDP计）。
或许也存在一个可能会产生出超越其国境影响的疯狂版英国脱欧，但这似乎有点遥不可及。与特朗普不同，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英国政治家真正希望将保护主义关税恢复到1930年代的水平。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一位英国重要官员会热衷于通过削弱金融监管来豪赌国家的未来。
大多数英国政治精英似乎跟他们的前辈在1938、1944和1956年那样跟全球现实脱了节。世界潮流也再次滚滚向前。一场混乱的英国脱欧可能对普通民众造成巨大伤害——正如1992年英国自行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那样。
但那些普通民众绝大多数都会是英国人。因为英国左右世界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了。
（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合著有《燃烧的白宫：国父，国债，以及它们和你的关系》一书。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
虽然对许多英国居民脱欧可能最终被证实是个不幸的想法，但其潜在影响只会是英国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区域性贸易的重大挫折，更遑论全球贸易了。
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当年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就算怎么说都不为过。从大约1750年开始，英国的发明创造了一股改变了电力产生方式和金属使用方式的技术创新浪潮。铁路和蒸汽船改变了运输。即便创新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英国的首都和移民也一直在支撑着全球的工业化。
当然，并非所有英国的贡献都是积极的。英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伴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恐怖岁月以及许多殖民统治恶行。
但毫无疑问，英国的行为——无论善恶——都影响了许多人，且不论远近。英国的结盟并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塑造了欧洲多场战争的形态，从拿破仑到德国在1870、1914和1940年对法国的入侵。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包括他与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在慕尼黑会面后的个人战略和多项决策——对二战的时机，性质甚至最终结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英国全球影响力的最高峰可能出现在1940～1941年，当时它基本上是在孤身对抗纳粹德国看似摧枯拉朽的铁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参战一方面令形势决定性地走向了希特勒的对立面，并很快引发了对世界经济的彻底改造。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清楚地表明欧洲帝国称霸的时代已经终结。同样消失的还有在前一波帝国扩张期间所建立的经济区内的贸易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安排是由美国的偏好所决定的。随着美国企业、劳工和政界人士一致希望进入所有市场，随后就迎来了连续几轮的贸易自由化。
1945年，大英帝国治下拥有超过6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1/4，使其（大概）成为地球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全球影响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去殖民化的溃败所展现，包括 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遭受的巨大羞辱，此外还有严重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善。 1976年，英国成为了唯一一个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却又在（1973年后的）浮动汇率时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国家。
这种全球影响力的丧失完全无法归咎于英国加入欧盟。总的来说英国在战后贸易方面表现良好，其中大约一半都是对欧贸易。1950年代，英國的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约占其GDP的40%，目前则接近60%，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该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更宏观来看，英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对全球经济的积极参与有助于缩小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按人均GDP计）。
或许也存在一个可能会产生出超越其国境影响的疯狂版英国脱欧，但这似乎有点遥不可及。与特朗普不同，没有一个负责任的英国政治家真正希望将保护主义关税恢复到1930年代的水平。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一位英国重要官员会热衷于通过削弱金融监管来豪赌国家的未来。
大多数英国政治精英似乎跟他们的前辈在1938、1944和1956年那样跟全球现实脱了节。世界潮流也再次滚滚向前。一场混乱的英国脱欧可能对普通民众造成巨大伤害——正如1992年英国自行退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那样。
但那些普通民众绝大多数都会是英国人。因为英国左右世界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了。
（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合著有《燃烧的白宫：国父，国债，以及它们和你的关系》一书。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