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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减少污染性空气排放，仅有观念上的变革恐怕无济于事。先得解决制度问题。
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焦，最。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如同其他领域的国际事务一样，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个舞台上，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怀着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进行着外交博弈。中国政府同样在这个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本次大会能否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协议，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站在中国和公民的立场上，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之道。
近些年来，人们、尤其是西方人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越来越强烈。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人类继续不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全球平均气温再升高2摄氏度，南极可能融化。海平面可能升高，地球生态将会崩溃。
只是，全球范围的这种担心终归只是“远虑”。而在中国，排放乃是“近忧”。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良好标准为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为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标准以下。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报告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包括北京在内的7个中国城市赫然在目，太原市名列第一。同时，在酸雨监测的500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281个，占总量的56.2％，酸雨组成中硫SO2－4所占比例高达70％～90％，浓度比西方发达国家平均高2～6倍。换言之，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之中。
对于气体排放的解决，西方人，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反感的人们。主要呼吁人们反省主流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如美国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很多人相信。气候问题以及其他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与市场制度有关，与物质主义消费观念有关。这样的看法很有道理，物质主义的消费观念在中国某些群体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畸形了。
不过在中国，减少污染性空气排放，仅有观念上的变革恐怕无济于事。先得解决制度问题，因为，在不少地方，现有制度不仅没有控制排放，反而部分地在保护排放。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为了追求离增长的政绩，热衷于吸引投资，不管投资项目是否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为了留住投资，政府也会赋予企业以一定特权。比如，某家企业的排放很严重，已给本地居民造成很多困扰，政府本应予以监管。但政府却可能将这家企业命名为“重点保护集中缴费企业”，环保部门未得到党政长官的批准，不得入内执法。
同样，在中国，汽车尾气污染在很多大城市迅速恶化，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当也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诸多地方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而很少考虑中国城市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密集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投资少，行动慢，这也导致很多居民随着城市扩大，不得不购买汽车，作为日常出行工具。
因此，在中国，与排放有关的问题不只在于温室气体排放，而首先在于严重污染气体的排放；不在于排放可能导致全球变暖，而首先在于，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有些地方人们的生存甚至也遭到威胁。因此，即便没有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过去几年来，公众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行动起来。番禺民众反对建造垃圾焚化发电厂，就是因为担心这个项目对本地区造成空气污染。而有些地方政府也已经投入巨资在治理空气污染。
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气候政治、绿色政治等概念的流行，则为公众、政府积极投入人力、物力治理空气污染，增加了新的动力。中国政府已经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单位经济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40％至45％。这样的目标。固然显示了中国政府时全球气候承担大国责任的勇气，而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首先得到福利的当是国内民众。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空气状况之特殊性，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办法，也应当比其他国家更丰富。具体地说，中国首先可以采取法治较为健全国家已经实施的那些更为基础性的措施。比如，让环保部门、司法部门可以更为有效地执行现有的污染控制的相关法律，从而减少那些已经对民众的健康造成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污染气体排放。为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需要切断官员政绩与GDP增长之间的简单关系，让官员升出更多地取决于本地民众的选择。同时，司法部门也应当更为积极地为那些遭受空气污染之害的民众提供更为通常、及时的救济渠道。
归根到底，在中国，减排首先可以从最基本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入手。
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焦，最。12月7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如同其他领域的国际事务一样，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这个舞台上，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怀着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诉求，进行着外交博弈。中国政府同样在这个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本次大会能否达成一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协议，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站在中国和公民的立场上，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之道。
近些年来，人们、尤其是西方人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越来越强烈。比如，有人担心，如果人类继续不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全球平均气温再升高2摄氏度，南极可能融化。海平面可能升高，地球生态将会崩溃。
只是，全球范围的这种担心终归只是“远虑”。而在中国，排放乃是“近忧”。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良好标准为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为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标准以下。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报告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包括北京在内的7个中国城市赫然在目，太原市名列第一。同时，在酸雨监测的500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281个，占总量的56.2％，酸雨组成中硫SO2－4所占比例高达70％～90％，浓度比西方发达国家平均高2～6倍。换言之，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之中。
对于气体排放的解决，西方人，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反感的人们。主要呼吁人们反省主流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如美国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很多人相信。气候问题以及其他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与市场制度有关，与物质主义消费观念有关。这样的看法很有道理，物质主义的消费观念在中国某些群体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畸形了。
不过在中国，减少污染性空气排放，仅有观念上的变革恐怕无济于事。先得解决制度问题，因为，在不少地方，现有制度不仅没有控制排放，反而部分地在保护排放。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为了追求离增长的政绩，热衷于吸引投资，不管投资项目是否造成严重空气污染；为了留住投资，政府也会赋予企业以一定特权。比如，某家企业的排放很严重，已给本地居民造成很多困扰，政府本应予以监管。但政府却可能将这家企业命名为“重点保护集中缴费企业”，环保部门未得到党政长官的批准，不得入内执法。
同样，在中国，汽车尾气污染在很多大城市迅速恶化，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当也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诸多地方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而很少考虑中国城市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密集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投资少，行动慢，这也导致很多居民随着城市扩大，不得不购买汽车，作为日常出行工具。
因此，在中国，与排放有关的问题不只在于温室气体排放，而首先在于严重污染气体的排放；不在于排放可能导致全球变暖，而首先在于，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有些地方人们的生存甚至也遭到威胁。因此，即便没有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过去几年来，公众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行动起来。番禺民众反对建造垃圾焚化发电厂，就是因为担心这个项目对本地区造成空气污染。而有些地方政府也已经投入巨资在治理空气污染。
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气候政治、绿色政治等概念的流行，则为公众、政府积极投入人力、物力治理空气污染，增加了新的动力。中国政府已经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单位经济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削减40％至45％。这样的目标。固然显示了中国政府时全球气候承担大国责任的勇气，而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首先得到福利的当是国内民众。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空气状况之特殊性，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办法，也应当比其他国家更丰富。具体地说，中国首先可以采取法治较为健全国家已经实施的那些更为基础性的措施。比如，让环保部门、司法部门可以更为有效地执行现有的污染控制的相关法律，从而减少那些已经对民众的健康造成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污染气体排放。为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需要切断官员政绩与GDP增长之间的简单关系，让官员升出更多地取决于本地民众的选择。同时，司法部门也应当更为积极地为那些遭受空气污染之害的民众提供更为通常、及时的救济渠道。
归根到底，在中国，减排首先可以从最基本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