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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知识剧增的信息世纪，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给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担负着育人的教师也就成了接受知识和信息冲击的最前沿职业。所以，当前教育界各种思潮涌动，对教师的发展趋势具有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理论也多次见诸报端；教授、专家也在关于教师发展的方向问题上纷纷挚子博弈，亮喉争鸣。在多种观点的碰撞中形成一种共识：教师应当尽快完成由工匠型、经验型、政治型角色向智慧型、研究型、伦理型角色的转换。但对于这一点，本人却不尽苟同。
教师应由“工匠型”向“智慧型”转变，本身就存在一个概念认识上的误导。传统认为，工匠就是制造出整齐划一产品的人。这就如同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种现象：泯灭学生的个性，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准“废人”一样。但这只是一个狭隘的认识，要知道工匠中并非所有的工种都在制造单一型号的产品。譬如：玉石工匠，他们要根据玉石的光泽，质地、纹理的走向，打磨出形状各异，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根雕工匠，他们要根据树根的粗细、形状，去拙留精，造型上色，最后形成艺术，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当然还有很多此类工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不正如同当今风行教育界的说法，学校教育中教师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因材施教，发展个性吗?这不正是工匠智慧的一面吗?再说，教师的职业也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在有些方面必须像工匠一样，是整齐划一的。比如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行为习惯：要尊敬师长，孝敬父母，遵守法纪，饭前便后洗手……这不也正如同玉石工匠和根雕工匠在制造艺术品一样，每一件成品都必定要经过打磨，抛光，造型，上色这一系列的相同的操作程序吗?所以，作为教师，智慧的一面固然重要，但工匠的一面也不可完全摈弃，让教师完全由“工匠型”转变为“智慧型”的说法未免有偏激之嫌。
教师应由“经验型”向“研究型”转换，这一提法亦觉不妥。不错，为符合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教师是应该具备研究的基本素质，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教法，同时培养学生也具备研究的潜质，创造的欲望，以使学生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但是，由经验型最终成为研究型，让教师完全地、一味地研究下去似有偏颇。要知道，学校的教学，是应该选择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使学生在日常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探究的理念、思想，并掌握探究的方法。但是在很多时候，教学中的很多问题并不具备研究的价值，这时一些好的经验就尤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一年级数学课上1 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如果也要拿来研究一番，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吗?恐怕此时就需要老师用传统的经验——讲授，来告诉学生没有为什么，1 1就是等于2了吧。而且，要知道，研究的结果是什么?研究的结果就是得出正确的结论，摸索成功的经验，然后，更好地服务于教学。让教师完全转换成研究型的提法，自然会让人疑惑：难道已经研究得出的成功经验也要抛弃，再从头研究一遍，做一次费工费时的无用功么吗?所以，教师由经验型向研究型的“完全”转变的提法是不是亦有狭隘的一面，因为二者必须互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要求教师完全由“政治型角色”向“伦理型角色”的转换就更让人觉得有悖于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记得听过这样一节课《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写的是一个中国孩子雷利，在自己的父亲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牺牲后，写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一封信，呼吁全世界的人们保护和平。课堂上，教师的确是将自己定位于伦理型的角色，运用种种教学手段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罪恶，维护和平的重要。一节课下来，从学生的表现中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学生内心受到的震撼。但询问学生对战争的看法时，多数学生的回答却令人哑然，“我厌恶战争，战争太可怕了，如果发生了战争我就躲到别的国家去。”面对这样的回答，听课教师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是的，教师的伦理型角色使学生达到了伦理性的认识——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这样培养出来的伦理型学生，一旦面对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会作何举措?我想并不难回答：逃离战争，他们会任由入侵者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纵横践踏，将自己建设的美丽家园拱手相让，会任由台独分子将美丽的宝岛分割出去，任由钓鱼岛被日本人侵占……因为他们恐惧战争。而这一可能会变成现实的原因正是因为教师完全执行了伦理型的角色扮演，丢掉了政治型的角色认同。要知道，《新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我们作为教师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国家也要求我们教师培养的公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够挺身而出。这就已经决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政治型角色，如果真的如专家说的一样，完成“政治型角色”向“伦理型角色”的转换，的确，我们是能教育出极具人性的伦理型公民，但若干年后，我们将国家交给这些学生的手中时，试问，谁能放心呢?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教师不应该向伦理型的角色倾斜，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二者兼具，略有倾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现实的教育教学中，许多一线教师也正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一个真正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时代教师，应该是一个“智慧型的工匠”，应该是一个“经验型”和“研究型”并存，“政治型”和“伦理型”共生的结合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被偏激的理论、观点左右，培养出现代社会需求的真正人才。
教师应由“工匠型”向“智慧型”转变，本身就存在一个概念认识上的误导。传统认为，工匠就是制造出整齐划一产品的人。这就如同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种现象：泯灭学生的个性，培养出许多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准“废人”一样。但这只是一个狭隘的认识，要知道工匠中并非所有的工种都在制造单一型号的产品。譬如：玉石工匠，他们要根据玉石的光泽，质地、纹理的走向，打磨出形状各异，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根雕工匠，他们要根据树根的粗细、形状，去拙留精，造型上色，最后形成艺术，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当然还有很多此类工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不正如同当今风行教育界的说法，学校教育中教师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因材施教，发展个性吗?这不正是工匠智慧的一面吗?再说，教师的职业也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在有些方面必须像工匠一样，是整齐划一的。比如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行为习惯：要尊敬师长，孝敬父母，遵守法纪，饭前便后洗手……这不也正如同玉石工匠和根雕工匠在制造艺术品一样，每一件成品都必定要经过打磨，抛光，造型，上色这一系列的相同的操作程序吗?所以，作为教师，智慧的一面固然重要，但工匠的一面也不可完全摈弃，让教师完全由“工匠型”转变为“智慧型”的说法未免有偏激之嫌。
教师应由“经验型”向“研究型”转换，这一提法亦觉不妥。不错，为符合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教师是应该具备研究的基本素质，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教法，同时培养学生也具备研究的潜质，创造的欲望，以使学生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但是，由经验型最终成为研究型，让教师完全地、一味地研究下去似有偏颇。要知道，学校的教学，是应该选择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使学生在日常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探究的理念、思想，并掌握探究的方法。但是在很多时候，教学中的很多问题并不具备研究的价值，这时一些好的经验就尤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一年级数学课上1 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如果也要拿来研究一番，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吗?恐怕此时就需要老师用传统的经验——讲授，来告诉学生没有为什么，1 1就是等于2了吧。而且，要知道，研究的结果是什么?研究的结果就是得出正确的结论，摸索成功的经验，然后，更好地服务于教学。让教师完全转换成研究型的提法，自然会让人疑惑：难道已经研究得出的成功经验也要抛弃，再从头研究一遍，做一次费工费时的无用功么吗?所以，教师由经验型向研究型的“完全”转变的提法是不是亦有狭隘的一面，因为二者必须互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要求教师完全由“政治型角色”向“伦理型角色”的转换就更让人觉得有悖于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记得听过这样一节课《一个中国孩子的呼声》，写的是一个中国孩子雷利，在自己的父亲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牺牲后，写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一封信，呼吁全世界的人们保护和平。课堂上，教师的确是将自己定位于伦理型的角色，运用种种教学手段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引导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罪恶，维护和平的重要。一节课下来，从学生的表现中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学生内心受到的震撼。但询问学生对战争的看法时，多数学生的回答却令人哑然，“我厌恶战争，战争太可怕了，如果发生了战争我就躲到别的国家去。”面对这样的回答，听课教师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是的，教师的伦理型角色使学生达到了伦理性的认识——要和平，不要战争。但这样培养出来的伦理型学生，一旦面对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会作何举措?我想并不难回答：逃离战争，他们会任由入侵者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纵横践踏，将自己建设的美丽家园拱手相让，会任由台独分子将美丽的宝岛分割出去，任由钓鱼岛被日本人侵占……因为他们恐惧战争。而这一可能会变成现实的原因正是因为教师完全执行了伦理型的角色扮演，丢掉了政治型的角色认同。要知道，《新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我们作为教师要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国家也要求我们教师培养的公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够挺身而出。这就已经决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政治型角色，如果真的如专家说的一样，完成“政治型角色”向“伦理型角色”的转换，的确，我们是能教育出极具人性的伦理型公民，但若干年后，我们将国家交给这些学生的手中时，试问，谁能放心呢?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教师不应该向伦理型的角色倾斜，关键是一个度的问题。二者兼具，略有倾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现实的教育教学中，许多一线教师也正是这样做的。
综上所述，一个真正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时代教师，应该是一个“智慧型的工匠”，应该是一个“经验型”和“研究型”并存，“政治型”和“伦理型”共生的结合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被偏激的理论、观点左右，培养出现代社会需求的真正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