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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诞辰100周年。莱维的文学生涯始于《这是不是个人》（英文书名为《活在奥斯维辛》），终于《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纳粹集中营生活萦绕着他几乎一生。
莱维出生在意大利都灵一个富有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和他的家庭已经深深融入意大利社会，莱维没有过多介意自己的“犹太属性”，认为自己只是“百分之五的犹太人”。即便在墨索里尼决定和纳粹政权合作后，意大利犹太人处境相比其他国家也好很多。
但是纳粹来了。二战末期，1943年9月10日德军全面占领都灵，15日对意大利犹太人进行了屠杀，10月1日莱维加入抵抗组织。一帮根本不懂得如何战斗的乌合之众很快被间谍渗透，12月13日凌晨莱维被捕。1944年1月20日连同莱维在内的“650件”——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人的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最小年龄的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26日深夜到达集中营，24小时后，莱维的胳膊用电烙上囚犯编码174517。
这是不是个人？
集中营是非人的世界。在纳粹意识形态里，从来没有把犹太人当作人：被押上列车时是一件货物；在奥斯维辛是一串数字；在搜走所有生活用品后，吃饭却不发勺子，故意让他们用手去抓、像狗一样舔食。莱维说：“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就惩罚他，这在我看来已经达到邪恶和非理性的新高度。”在集中营里，莱维学会了偷懒、学会了偷窃、学会了冷漠，以及与罪恶合作。一切非人的生存方式都成为“活下去”必须掌握的技能。
莱维所掌握的这些“生存技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鄙夷、蔑视和不齿的东西，从来都在我们道德意识之外，不论谁沾染上这种“技能”都会成为人生中的污点，或许还会发出小布尔乔亚的尖叫声：“怎么能够这样？！”莱维原本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他在参加游击队、第一次接触到手枪时，更深刻、也更天真地问道：“人为什么要相互残杀？”
非人世界里无法讨论人的道德。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一位英国战俘写道：犹太囚犯是“走动的骨架……真的难以置信，人可以堕落成那个样子”。德国人将自己的先知——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究竟安放在了哪里？我们确乎难以保证，如果自己生活在一个普遍缺乏道德意识的社会中，又会崇高到哪里？对邪恶世界的拒绝又会有多少坚定？
奥斯维辛，这个被称为“世界肛门”的地方，在纳粹统治下，向人类展示了——也展示了人类自身无奇不有的污秽。极为凶险环境中，莱维幸运地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能够得到一碗土豆皮汤；因为化学家身份被招募从事与职业相关工作，使他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在德军疏散集中营囚犯时，他又染上猩红热住进医院，躲过了“死亡行军”；苏联炸弹几乎炸毁整个集中营，却没有炸到莱维的病房，德军以为所有人都被炸死，全部逃跑。能够在集中营活下来，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个万分之一的侥幸：侥幸自身也是夺命的。
当初被送往集中营的650人，包括莱维在内只有24人活了下来。经过长达九个月颇为离奇的旅行，莱维于1945年10月到达意大利，29日回到家乡都灵。这次旅程在他的《休战》（英文书名为《再度觉醒》）一书中得到了体现。
回归正常生活后，莱维的第一部著作是《这是不是个人》，动笔时间大致为1946年2月，写作动机是他“迫切感到的是本能般地、无法抑制地讲述亲身经历的渴望，而不是作为奥斯维辛见证者的道德义务”。但丁说：“要是我没写书，那现在还是地下受罪的亡灵”，莱维年轻时曾经受到严格的拉丁古典文学训练，但丁对他有相当启示意义，尤其《地狱篇》深深烙迹在他脑海里，只有写作、倾诉，才能将他从奥斯维辛的噩梦中拯救过来。
对莱维使用《这是不是个人》作为书名有着各种探究，最根本处是他对人性丧失发出内心本能的疑问和恐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捣毁之后、在人类经历过多形態极权统治之后，集中营的非人统治和囚徒们的非人生活都变得“可以想象”了，同类间自相残杀动摇人类道德根基：一种互害模式成为生存的通行法则——这将使人类走上毁灭之道。因此，莱维指出了不为常人所接受的事实：“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人在本质上是残忍的
不堪回首的经历却不得不去面对，这是一个伟大作家承担的历史责任：在正义和邪恶之间、在善良和残忍之间、在仁慈与冷酷之间，必须要选边，而且只能选择一边——莱维只能在痛苦中回顾，在回顾中书写。往往揭露苦难比苦难自身更令人寝食难安、更具有毁灭性：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会出现如此残暴、如此血腥的一幕？它使人类基本道德、基本伦理全面崩溃，自己也被强迫厕身其间，眼睁睁看着人类精神大厦倾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维以一种极度悲愤的心情控诉纳粹：你们赢了！
战争结束不久，集中营的罪恶没有得到全面展示，莱维的经历和作品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他只被人们看做“纳粹日常暴行的一个普通受害者”。《这是不是个人》虽然已经译介到美国，但影响既不强烈也不广泛，直到进入上世纪60年代。
1961年该著在法国和德国相继翻译出版。在《这是不是个人》全球出版时有个极有意思的插曲：它在苏联成了禁书。苏联文化部认为莱维的作品会使苏联人将“古拉格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当莱维读到索尔仁尼琴《第一圈》时突然明白，1945年回国时，苏联军官曾经问他奥斯维辛的食物配给制度、纳粹如何预防犯人进行破坏活动等问题。他说：“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那些亲切的苏联审问者在收集历史数据，而不是如何经营斯大林集中营的相关信息。”一种罪恶总是对另一种罪恶充满兴趣。后来，东德也将莱维的著作列为禁书。
1962年秋，莱维完成了《休战》一书的写作，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于1963年6月出版，出版后第一个月就卖出4万本，一些精彩书评将莱维推到意大利当代作家前列，书评家认为，这部作品“富于吸引力，并永远充满人性”，将该著与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媲美，有的还将它与普希金、果戈里的名著相提并论。 《休战》得到意大利多个文学奖提名，并获得坎皮耶罗文学奖，莱维在意大利文坛大放异彩。当时意大利记者指出：如果历史学家要研究20世纪扭曲的一面，那么他们最好去研究莱维。
伴随成功而来的是莱维在1963年底患上了抑郁症：“朋友们注意到莱维越来越喜怒无常。一场不快常常以自伤自怜结束。”莱维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不再认识我自己。我多想变回那个正常的普里莫·莱维。”尽管加以积极治疗，但依然反复发作直至死亡。
莱维一边与疾病搏斗一边继续写作，他的重要作品还有1975年出版的《元素周期表》，此著在文体上十分别致，“题材广泛到不同寻常的程度，从侦探小说，到史诗般战争描写，再到深刻的科学论文……莱维的种种观点和文学影响成功地得到吸收和调和。”阅读《元素周期表》成为“见多识广、富有教养的意大利人的标志”。
于1978年11月出版的《扳手》則是莱维“最个人化的作品，展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文化信仰”，被认为是对“意大利地方和方言文学悠久传统的巨大贡献”，该著于1979年7月4日获得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但比较失败的创作是《若非此时，何时？》，叙述的是东欧犹太游击队抗击纳粹的故事，莱维是早已被同化的西欧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的生活他不很熟悉——尽管小说体现了自己参加游击队的经历。小说中，钟表匠门德尔正是自己的写照。
莱维的书在全球大量翻译出版，但真正赢得世界性声誉已经是他晚年。1985年4月莱维访问美国，受到极高礼遇，20天时间里，他穿梭6座城市，进行了6次演讲，接受了25次采访，美国人称他为“最伟大的英雄”。他在克莱蒙特大学的演讲成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的第一章。次年4月访问英国，同样受到无比尊敬。
1986年6月《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出版，这是莱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最彻底地展现了他对过去的纪念和道德责任”，他“力图理解当代野蛮的本质，并力图再一次向世界解释他作为见证者的使命”。莱维没有寻找导致大屠杀的原因，但却推断出一个许多人无法接受的结论：人在本质上是残忍的。
在莱维这部书、在他的这个结论面前，人们沉默了。有人认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应该是莱维的第一部作品而不是最后一部。然而，从1945年到1986年已经过去41年，许多人，包括德国人对集中营的认知却止步不前。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还是一部写给未来的书，不断提醒我们对未来世界可能的专制和暴力，莱维写道：类似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未来“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祥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的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