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至今恐怕仍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那么，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何会在根据地发生这样的事情?
AB团来源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律立的国民常右派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其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消民主主义。是年4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四二”大暴动，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仅3个月。
AB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因此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并不是后来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所说的特务组织。正如肖克将军回忆所说：“193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至此应该说AB团绝无翻身的可能，但为何在后来又掀起“滔天巨浪”，引来阵阵恐怖呢?
“富田事变”
发生在根据地富田的一次事变，与AB团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AB团事件”，也就不会有富田事变；同样如果没有“富田事变”，“AB团事件”也不会“名垂千古”。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分子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就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得?”刘问：“我什么危险?”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问：“供什么?”李答：“AB团哪。”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刘知道李韶九是一个“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罪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被关押的“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声而逃。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一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镇，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
AB团来源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律立的国民常右派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其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消民主主义。是年4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四二”大暴动，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仅3个月。
AB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因此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并不是后来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所说的特务组织。正如肖克将军回忆所说：“193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至此应该说AB团绝无翻身的可能，但为何在后来又掀起“滔天巨浪”，引来阵阵恐怖呢?
“富田事变”
发生在根据地富田的一次事变，与AB团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AB团事件”，也就不会有富田事变；同样如果没有“富田事变”，“AB团事件”也不会“名垂千古”。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分子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就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得?”刘问：“我什么危险?”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问：“供什么?”李答：“AB团哪。”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刘知道李韶九是一个“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罪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被关押的“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声而逃。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一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镇，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