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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思邈，唐代著名医药学家，根据其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古装剧《药王孙思邈》将孙思邈辉煌的一生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笔者有幸参演药王孙思邈这一角色。这一演艺不仅将孙思邈崇高的精神境界呈现在了大家面前，更对笔者自身的工作学习大有裨益。
关键词：药王；孙思邈；表演
2004年，铜川市秦剧团推出大型古装剧《药王孙思邈》，参加了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演出，获得10个奖项，并被列为全省重点加工剧目。该剧在全省各地市的参演剧目中拔得了头筹，争得了荣誉，鼓舞了士气，丰富了演出剧目，为挖掘和弘扬地方文化遗产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至今想来，我们依然会沉浸在当时那种久违的成就感和不辱使命的自豪之中。
在这个戏中，笔者饰演了主人翁孙思邈，这在笔者的演艺生涯中，不能不说是值得记忆的，也是值得回顾的一段艺术实践过程。
这是一部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历史题材剧，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作品，是和一般纯现实主义或纯浪漫主义手法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用浪漫主义手段揭示现实生活、深化其人文内涵的传奇故事。笔者想，导演这样界定这个戏的艺术样式，是与获取到孙思邈的史料和具有浓厚色彩而且非常生动感人的民间传闻息息相关的。塑造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仅靠有限的史料不行，仅靠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也不行，前者仅有人物骨架而缺乏血肉，后者又显得散乱而缺乏主旨。这是我创造这个艺术形象时最大的困惑。
在耀县（当时称为华源），孙思邈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至今一些老人还津津乐道。他的遗著《千金要方》至今仍被视为中医中药学的基本教材之一，走遍名山古刹，不论南方北方，几乎所有庙宇集中的地方都会有一处供奉孙思邈的“药王庙”。这说明孙思邈在中医中药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广泛影响，也说明他深深植根于民间的从医生涯轨迹和令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塑造这样一个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名人形象，必须从散乱而有限的史料理出线条，必须从真伪难辨的民间传闻中分辨出实质，才能给观众描绘出一个真实的、感人的孙思邈形象来。
戏的开场是用孙思邈带着徒儿张信理采药进入故事的，这种平实无华的艺术手段为孙思邈人物基调奠定了一个起点：他来自民间、来自生活。鉴于这种理解，笔者在人物上场时尽可能地让他低调一些、平实一些，使其不张扬、不奢华，给人的印象几乎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采药老人。当他看到黑牡丹扭伤了脚腕以后，亲自俯下身去，为她挽起裤脚，涂抹就地采来的草药。按照当时社会生活的习俗，男女老幼之间都保持着比较明确的尊卑关系，这个舞台动作的设计，使得孙思邈的第一个上场行为产生了比较强的草根色彩。
紧接着的一场戏是孙思邈与神汉巫婆的一场斗争。这场戏描述的是由于瘟疫蔓延，老百姓求医无门，神汉巫婆乘机装神弄鬼，不惜以贻误人命来骗取钱财。这时候的孙思邈已经在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的上场是百姓所期盼的。即便在这种时候，笔者依然努力使他成为老百姓中的一员，从席地而坐给病患者扎针到不顾有被传染瘟疫的可能给病儿口对口喂药，完全按照一个怀有慈悲心肠的老人去塑造他。而当他面对神汉巫婆的时候，又极力表现出一种不怕黑暗势力的果敢和勇毅，体现他为了挽救生命而不计后果的精神。这种爱憎分明的精神境界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使孙思邈的形象闪现出了个性的光彩。
这场戏的收场颇有喜剧意味：县官老爷奉朝廷命令四处寻找孙思邈，要他进宫为皇妃看病，当他见到孙思邈以后如获珍宝，竟然把自己的马匹让给孙思邈骑，身为父母官的县官却为他牵马开道。这在官尊民卑的封建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作为“读书人”的孙思邈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礼法去骑县太爷的马。但是，作为一种喜剧处理，这个情节是能够成立的，关键在于演员如何把握分寸。我的处理办法是客客气气地推让，恭恭敬敬地上马，心安理得地骑马下场。这样的效果迎合了官员讨好皇帝的功利之心，满足了老百姓对官员的鞭笞与嘲弄，张扬了孙思邈骨子里鄙视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的孤傲个性，使这个情节收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
这个戏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是孙思邈与鄂国公尉迟敬德之间的个性冲突：唐太宗李世民要封孙思邈为药王，尉迟敬德不服。尉迟敬德仗着自己半世“出生入死”，曾经“血染战袍”的政治资本，处处刁难孙思邈，竟至于在两人迎娶新娘的当日拦住孙思邈迎亲的花轿，与他比肩论功。孙思邈出于知识分子那种论道理不论势力、论是非不论尊卑的思想个性，是不肯屈服的，而当尉迟敬德夺过他手中的“药囊”（相当于现在的病历或医学档案）时，孙思邈顿时一反常态，竟然不顾尊严、不顾人格的屈辱，向他哀求起来。这是因为，“药囊”里装着他一辈子治病救人的经验积累，装着他识别草药、识别病症的详细记录，装着他遍访民间得来的验方医论。万一“药囊”被毁，意味着半世心血毁于一旦，这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剧本在这里写了一大段哀求尉迟敬德的台词，笔者在处理这段台词时，尽量不去刻意追求戏曲韵白的节律性，尽量不让戏曲锣鼓点插入，而是借用话剧“独白”的表现手段，用近似于朗诵的口吻，使人物的语言更真切、更诚恳、更有力度，从而也更有感染力。每次演到这里，我自己都会潸然泪下，从而也征服了观众。
这个戏的高潮戏是“试针”一场：尉迟敬德的妻子黑牡丹难产，眼看生命垂危，此时的敬德已经认识到了孙思邈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人格，为了妻子的生命，他不得不放下架子登门求医。孙思邈不顾以往的过节，不顾自己妻子的强烈反对，依然背起药箱登门医治，而黑牡丹的病情却使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试针。徒儿张信理明知他选择的这几个穴位会有生命危险，故而极力阻挡，他却全然不顾自己，竞至于晕针几乎死去。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准确的穴位，为黑牡丹解除了病痛。
这一段戏的舞台表现，按常态应该充分揭示孙思邈复杂的矛盾心情，在自我冲突中走出自我，完成一个“伟大医者”的形象塑造。而导演并没有按照常态去处理，没有去表现他的心理矛盾，而是让他满脑子只装着一个舞台任务——抢救病人。从选针、试针到晕针，不能表现一丝犹豫，以一个毫无杂念的“大医”的形象去感染观众。笔者的理解是，孙思邈崇高的医德是在一辈子的行医过程中养成的，对他来说，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一种秉性，是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丝毫犹豫，否则，他就不会成为世代颂扬的一代名医。鉴于这种认识，笔者在“试针”过程中极力表现他全神贯注体验针感的专注神态和急病人之所急的高度负责精神，从而使孙思邈的形象得到了升华。
剧本中，当孙思邈不计前嫌要去鄂国公府为尉迟敬德的妻子看病，药王夫人因屡受敬德伤害而闭门阻挡时，孙思邈说了这样一段话：“为大医者……”这应该是孙思邈对自己医德和人品的规范和標杆，是一个“大医”面对世人的基本态度和发自肺腑的诺言。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任何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从艺者也应该如此。这既是笔者塑造孙思邈的基本切入点，也是赋予这个人物的最高精神境界。
可以说，笔者扮演孙思邈的过程也是从孙思邈身上得到教益的过程。
关键词：药王；孙思邈；表演
2004年，铜川市秦剧团推出大型古装剧《药王孙思邈》，参加了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演出，获得10个奖项，并被列为全省重点加工剧目。该剧在全省各地市的参演剧目中拔得了头筹，争得了荣誉，鼓舞了士气，丰富了演出剧目，为挖掘和弘扬地方文化遗产作出了令人欣慰的贡献。至今想来，我们依然会沉浸在当时那种久违的成就感和不辱使命的自豪之中。
在这个戏中，笔者饰演了主人翁孙思邈，这在笔者的演艺生涯中，不能不说是值得记忆的，也是值得回顾的一段艺术实践过程。
这是一部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历史题材剧，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作品，是和一般纯现实主义或纯浪漫主义手法截然不同的艺术样式。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用浪漫主义手段揭示现实生活、深化其人文内涵的传奇故事。笔者想，导演这样界定这个戏的艺术样式，是与获取到孙思邈的史料和具有浓厚色彩而且非常生动感人的民间传闻息息相关的。塑造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仅靠有限的史料不行，仅靠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也不行，前者仅有人物骨架而缺乏血肉，后者又显得散乱而缺乏主旨。这是我创造这个艺术形象时最大的困惑。
在耀县（当时称为华源），孙思邈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至今一些老人还津津乐道。他的遗著《千金要方》至今仍被视为中医中药学的基本教材之一，走遍名山古刹，不论南方北方，几乎所有庙宇集中的地方都会有一处供奉孙思邈的“药王庙”。这说明孙思邈在中医中药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广泛影响，也说明他深深植根于民间的从医生涯轨迹和令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塑造这样一个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名人形象，必须从散乱而有限的史料理出线条，必须从真伪难辨的民间传闻中分辨出实质，才能给观众描绘出一个真实的、感人的孙思邈形象来。
戏的开场是用孙思邈带着徒儿张信理采药进入故事的，这种平实无华的艺术手段为孙思邈人物基调奠定了一个起点：他来自民间、来自生活。鉴于这种理解，笔者在人物上场时尽可能地让他低调一些、平实一些，使其不张扬、不奢华，给人的印象几乎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采药老人。当他看到黑牡丹扭伤了脚腕以后，亲自俯下身去，为她挽起裤脚，涂抹就地采来的草药。按照当时社会生活的习俗，男女老幼之间都保持着比较明确的尊卑关系，这个舞台动作的设计，使得孙思邈的第一个上场行为产生了比较强的草根色彩。
紧接着的一场戏是孙思邈与神汉巫婆的一场斗争。这场戏描述的是由于瘟疫蔓延，老百姓求医无门，神汉巫婆乘机装神弄鬼，不惜以贻误人命来骗取钱财。这时候的孙思邈已经在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的上场是百姓所期盼的。即便在这种时候，笔者依然努力使他成为老百姓中的一员，从席地而坐给病患者扎针到不顾有被传染瘟疫的可能给病儿口对口喂药，完全按照一个怀有慈悲心肠的老人去塑造他。而当他面对神汉巫婆的时候，又极力表现出一种不怕黑暗势力的果敢和勇毅，体现他为了挽救生命而不计后果的精神。这种爱憎分明的精神境界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使孙思邈的形象闪现出了个性的光彩。
这场戏的收场颇有喜剧意味：县官老爷奉朝廷命令四处寻找孙思邈，要他进宫为皇妃看病，当他见到孙思邈以后如获珍宝，竟然把自己的马匹让给孙思邈骑，身为父母官的县官却为他牵马开道。这在官尊民卑的封建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作为“读书人”的孙思邈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礼法去骑县太爷的马。但是，作为一种喜剧处理，这个情节是能够成立的，关键在于演员如何把握分寸。我的处理办法是客客气气地推让，恭恭敬敬地上马，心安理得地骑马下场。这样的效果迎合了官员讨好皇帝的功利之心，满足了老百姓对官员的鞭笞与嘲弄，张扬了孙思邈骨子里鄙视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的孤傲个性，使这个情节收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
这个戏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是孙思邈与鄂国公尉迟敬德之间的个性冲突：唐太宗李世民要封孙思邈为药王，尉迟敬德不服。尉迟敬德仗着自己半世“出生入死”，曾经“血染战袍”的政治资本，处处刁难孙思邈，竟至于在两人迎娶新娘的当日拦住孙思邈迎亲的花轿，与他比肩论功。孙思邈出于知识分子那种论道理不论势力、论是非不论尊卑的思想个性，是不肯屈服的，而当尉迟敬德夺过他手中的“药囊”（相当于现在的病历或医学档案）时，孙思邈顿时一反常态，竟然不顾尊严、不顾人格的屈辱，向他哀求起来。这是因为，“药囊”里装着他一辈子治病救人的经验积累，装着他识别草药、识别病症的详细记录，装着他遍访民间得来的验方医论。万一“药囊”被毁，意味着半世心血毁于一旦，这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剧本在这里写了一大段哀求尉迟敬德的台词，笔者在处理这段台词时，尽量不去刻意追求戏曲韵白的节律性，尽量不让戏曲锣鼓点插入，而是借用话剧“独白”的表现手段，用近似于朗诵的口吻，使人物的语言更真切、更诚恳、更有力度，从而也更有感染力。每次演到这里，我自己都会潸然泪下，从而也征服了观众。
这个戏的高潮戏是“试针”一场：尉迟敬德的妻子黑牡丹难产，眼看生命垂危，此时的敬德已经认识到了孙思邈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人格，为了妻子的生命，他不得不放下架子登门求医。孙思邈不顾以往的过节，不顾自己妻子的强烈反对，依然背起药箱登门医治，而黑牡丹的病情却使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试针。徒儿张信理明知他选择的这几个穴位会有生命危险，故而极力阻挡，他却全然不顾自己，竞至于晕针几乎死去。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准确的穴位，为黑牡丹解除了病痛。
这一段戏的舞台表现，按常态应该充分揭示孙思邈复杂的矛盾心情，在自我冲突中走出自我，完成一个“伟大医者”的形象塑造。而导演并没有按照常态去处理，没有去表现他的心理矛盾，而是让他满脑子只装着一个舞台任务——抢救病人。从选针、试针到晕针，不能表现一丝犹豫，以一个毫无杂念的“大医”的形象去感染观众。笔者的理解是，孙思邈崇高的医德是在一辈子的行医过程中养成的，对他来说，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一种秉性，是一种做人的基本态度，不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丝毫犹豫，否则，他就不会成为世代颂扬的一代名医。鉴于这种认识，笔者在“试针”过程中极力表现他全神贯注体验针感的专注神态和急病人之所急的高度负责精神，从而使孙思邈的形象得到了升华。
剧本中，当孙思邈不计前嫌要去鄂国公府为尉迟敬德的妻子看病，药王夫人因屡受敬德伤害而闭门阻挡时，孙思邈说了这样一段话：“为大医者……”这应该是孙思邈对自己医德和人品的规范和標杆，是一个“大医”面对世人的基本态度和发自肺腑的诺言。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任何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从艺者也应该如此。这既是笔者塑造孙思邈的基本切入点，也是赋予这个人物的最高精神境界。
可以说，笔者扮演孙思邈的过程也是从孙思邈身上得到教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