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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上读到您的事迹。您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在前辈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您年仅27岁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
您的科研成就为祖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您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又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将您的故事编成舞台剧，我想这是三幕关于光的故事。
杭州：孤灯夜话
夜深了，杭州的蒋家窗户里一盏孤灯还亮着，即将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蒋筑英正和母亲争论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
其实，您心里早就做好打算。您要到长春去，那里有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最著名的光学专家。果然，“到长春去，报考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您丝毫没有犹豫。
“孩子！长春比北京还要远一千多里，实在太远了。我的身体又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总挂念你……”
“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就要为人民办事。咱们想的应该是事业，不能看工作地点，你不是盼着我们做儿女的都有出息吗，工作地点远点怕什么，念完研究生我还要留在长春工作呢！”
这段对话被蒋母终生铭记，那是在1962年，蒋筑英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回家探亲。整台剧以这晚的谈话场景拉开序幕，一盏孤灯映着母子俩的身影。
在别人眼中，天寒地冻的长春对于您这个杭州男伢来说太冷、太远。但在您眼里，这里占据着中国光学研究的桂冠，是非去不可的“圣地”。“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在此坐镇，中国首台大型经纬仪、首台电子显微镜等精密仪器、新型光学玻璃在此诞生。
朋友也曾力劝您：“孔雀是要东南飛，你这个南方人怎能经得起东北的冰天雪地呀！”您却道：“长春那里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很有诗意……有人追求物质生活，而我渴望的是知识。”
当心爱的姑娘极力挽留您时，您最终断然答道：“我的志愿只有一个，服从光学事业需要。”从此各分南北。
很快，情景一转，到了这一年的金秋，您满怀期待，揣着报到证直奔长春。火车缓缓向前，您的思绪回到几年前。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红色工程师。”您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负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任务，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起人间天堂。”
考上北大后，您也曾在未名湖畔唱歌跳舞，活跃在学校业余摄影队，还是全校闻名的次中音小号手，但最容易找到您的地方还是图书馆。几乎每个清晨，您都要早起到图书馆门前排队抢位置。
6年间10个寒暑假，您有8个是在北大的图书馆里度过。究竟是什么给了您刻苦钻研的动力？您说：“生育我者父母，教育我者是党。”我们知道您家里条件一直困难，是靠着人民助学金才完成学业。
大学期间，您学习了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课程，又利用课余时间攻读法语，还到西班牙语系去做旁听生，并在工作后继续攻读外语，掌握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历史话剧《胆剑篇》后，您被勾践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所打动，立志做个有志者、苦心人：“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有志气，我们这一代更要奋发图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碧空如洗、绿树掩映，现实中的您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光机所，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导师王大珩。
长春：追光不辍
听说，当年47岁的王大珩见到24岁的您时，心里便满是喜欢。您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在王大珩看来，这个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质朴、勤劳，是一块值得雕琢的“璞玉”。
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您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您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您最钦佩的科学家就是居里夫人。在1963年元旦光机所举办的第一批研究生联欢晚会上，一束光打在您的身上。您用法语朗诵赞美居里夫人的诗，朗诵一句便用中文翻译一句。不知是哪个年轻的同志说：“他好帅呀！”一位老专家在台下默默念叨：“这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965年，您带领的四人小组经过700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我们终于有了自己评价电影、电视、照相镜头质量的一流设备。日本著名光学专家村田和美看到这台测试设备说：“没想到中国那么早就搞出了这样精度的装置。你们应该报道出去，让世界都知道！”
当时，连王大珩都禁不住赞扬说：“他做出来的，总比我想的还要好！”而这一年，您才27岁。
在您刚刚显露头角的时候，“十年动乱”却开始了，您和王大珩都受到了批判。但您没有被击垮，反而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王大珩组织起的全国彩电技术攻关大会战，担任起一个组的负责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蒋筑英和同事们建立起了现代的光学检验实验室，建立起光学传递函数的实物标准，编制了一套切合实际、应用于光学设计的先进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他已经成为以从事光学传递函数工作而闻名的光学专门家。”王大珩这样评价您。
所里的老同志夸您是“永动机”，您却说，“我只是‘铺路石’”。您还谦虚地表示：“我们这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要多做铺路的工作，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为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成都：照亮他人
在追光的道路上，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您，还力所能及地为家人、朋友着想。 父亲蒋树敏因错判到浙江省南湖劳改林场数十年。此后几十年，你们见面仅匆匆3次，仍父子情深。在长春攻读研究生时，您每月只有42元助学金，一边自己省着用，同时还想尽办法每月给家里寄20元，补贴弟弟妹妹的生活费用。
“别着急，将来哥哥一定带你去。”妹妹小林吵着要去天安门看看，您便用3年时间来节衣缩食，为她积下了一笔进京的盘缠。
1964年，您帮助别人校对外文资料，得到100元稿酬，却首先想到在浙江农村当医生的二妹，就用这笔钱给她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自己却用着一块走走停停的老怀表，等到自己结婚时，却连块手表也没有。
1960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孙国良来光机所工作，却因曾被错误打成右派一直抬不起头。1965年他准备结婚，无人愿意主持婚礼。您却主动站出来当了婚礼操办人，也找来几个知心朋友，每人拿出5毛钱，买来瓜子、花生和糖果，又拉来不少人前来捧场。第二天，你又带着新人去拍了结婚纪念照。
当时，正值我国开展向雷锋学习活动掀起热潮。无论“大事”“小事”“分外事”，您都要管一管。正如您的弟弟妹妹们总结的那样，“哥哥有颗金子般的心。”
“一个人要善于吸取别人有益的经验，不要光凭强烈的主观意愿行事，那是最容易碰壁的。”这是您取得进步的“法宝”。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您建议道：“有时间多看点技术书，搞搞技术革新，为国家多作点贡献，不要陷在个人生活小圈子里。”
长兄如父。您用自己鲜活的例子为做好了为人处世的表率。“文革”期间，因为您千里之外写信叮嘱弟弟妹妹：“千万不能参加武斗，那是错误的，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他们才没有走上歧途。
您的夫人路长琴深情地写道：“不错，我们很少流连于花间柳下，也没有享受过富贵荣华，可是你却真正地体味了奋斗与得胜的大苦大乐。我知道，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这样生活。”
在您去世前几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等到了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您有机会出国进修，继续大显身手。然而，由于过度劳累，您病情恶化。但无论何时，您始终没有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82年，好消息传来，所里批准您填写《入党申请书》了。可是，您的生命却进入倒计时。
6月12日，在您生命的倒数第四天，你收拾了新建的实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痛到成都出差，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您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您终于扛不住了，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您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同事们彻夜未眠，可年仅43岁的您已经想好了这一生。6月15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您看着身上借来的背心，念叨着：“可别把……人家的衣服……弄脏了！”
您眼中的光渐渐消失了，可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依然明亮。在最后定格的那道光束里，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头发乌黑整齐的精神小伙，在演讲台上读着自己的《入黨申请书》：“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声音洪亮，眼神坚定。
您的科研成就为祖国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您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又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将您的故事编成舞台剧，我想这是三幕关于光的故事。
杭州：孤灯夜话
夜深了，杭州的蒋家窗户里一盏孤灯还亮着，即将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蒋筑英正和母亲争论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
其实，您心里早就做好打算。您要到长春去，那里有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最著名的光学专家。果然，“到长春去，报考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您丝毫没有犹豫。
“孩子！长春比北京还要远一千多里，实在太远了。我的身体又不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总挂念你……”
“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就要为人民办事。咱们想的应该是事业，不能看工作地点，你不是盼着我们做儿女的都有出息吗，工作地点远点怕什么，念完研究生我还要留在长春工作呢！”
这段对话被蒋母终生铭记，那是在1962年，蒋筑英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假期回家探亲。整台剧以这晚的谈话场景拉开序幕，一盏孤灯映着母子俩的身影。
在别人眼中，天寒地冻的长春对于您这个杭州男伢来说太冷、太远。但在您眼里，这里占据着中国光学研究的桂冠，是非去不可的“圣地”。“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在此坐镇，中国首台大型经纬仪、首台电子显微镜等精密仪器、新型光学玻璃在此诞生。
朋友也曾力劝您：“孔雀是要东南飛，你这个南方人怎能经得起东北的冰天雪地呀！”您却道：“长春那里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很有诗意……有人追求物质生活，而我渴望的是知识。”
当心爱的姑娘极力挽留您时，您最终断然答道：“我的志愿只有一个，服从光学事业需要。”从此各分南北。
很快，情景一转，到了这一年的金秋，您满怀期待，揣着报到证直奔长春。火车缓缓向前，您的思绪回到几年前。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红色工程师。”您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负有十分重大的历史任务，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起人间天堂。”
考上北大后，您也曾在未名湖畔唱歌跳舞，活跃在学校业余摄影队，还是全校闻名的次中音小号手，但最容易找到您的地方还是图书馆。几乎每个清晨，您都要早起到图书馆门前排队抢位置。
6年间10个寒暑假，您有8个是在北大的图书馆里度过。究竟是什么给了您刻苦钻研的动力？您说：“生育我者父母，教育我者是党。”我们知道您家里条件一直困难，是靠着人民助学金才完成学业。
大学期间，您学习了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课程，又利用课余时间攻读法语，还到西班牙语系去做旁听生，并在工作后继续攻读外语，掌握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历史话剧《胆剑篇》后，您被勾践卧薪尝胆的胆剑精神所打动，立志做个有志者、苦心人：“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有志气，我们这一代更要奋发图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碧空如洗、绿树掩映，现实中的您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光机所，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导师王大珩。
长春：追光不辍
听说，当年47岁的王大珩见到24岁的您时，心里便满是喜欢。您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在王大珩看来，这个从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质朴、勤劳，是一块值得雕琢的“璞玉”。
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您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有的伙伴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却步了，您说：“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四年之后才发现镭。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您最钦佩的科学家就是居里夫人。在1963年元旦光机所举办的第一批研究生联欢晚会上，一束光打在您的身上。您用法语朗诵赞美居里夫人的诗，朗诵一句便用中文翻译一句。不知是哪个年轻的同志说：“他好帅呀！”一位老专家在台下默默念叨：“这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965年，您带领的四人小组经过700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我们终于有了自己评价电影、电视、照相镜头质量的一流设备。日本著名光学专家村田和美看到这台测试设备说：“没想到中国那么早就搞出了这样精度的装置。你们应该报道出去，让世界都知道！”
当时，连王大珩都禁不住赞扬说：“他做出来的，总比我想的还要好！”而这一年，您才27岁。
在您刚刚显露头角的时候，“十年动乱”却开始了，您和王大珩都受到了批判。但您没有被击垮，反而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王大珩组织起的全国彩电技术攻关大会战，担任起一个组的负责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蒋筑英和同事们建立起了现代的光学检验实验室，建立起光学传递函数的实物标准，编制了一套切合实际、应用于光学设计的先进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他已经成为以从事光学传递函数工作而闻名的光学专门家。”王大珩这样评价您。
所里的老同志夸您是“永动机”，您却说，“我只是‘铺路石’”。您还谦虚地表示：“我们这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要多做铺路的工作，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为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攀登世界高峰创造条件。”
成都：照亮他人
在追光的道路上，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您，还力所能及地为家人、朋友着想。 父亲蒋树敏因错判到浙江省南湖劳改林场数十年。此后几十年，你们见面仅匆匆3次，仍父子情深。在长春攻读研究生时，您每月只有42元助学金，一边自己省着用，同时还想尽办法每月给家里寄20元，补贴弟弟妹妹的生活费用。
“别着急，将来哥哥一定带你去。”妹妹小林吵着要去天安门看看，您便用3年时间来节衣缩食，为她积下了一笔进京的盘缠。
1964年，您帮助别人校对外文资料，得到100元稿酬，却首先想到在浙江农村当医生的二妹，就用这笔钱给她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自己却用着一块走走停停的老怀表，等到自己结婚时，却连块手表也没有。
1960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孙国良来光机所工作，却因曾被错误打成右派一直抬不起头。1965年他准备结婚，无人愿意主持婚礼。您却主动站出来当了婚礼操办人，也找来几个知心朋友，每人拿出5毛钱，买来瓜子、花生和糖果，又拉来不少人前来捧场。第二天，你又带着新人去拍了结婚纪念照。
当时，正值我国开展向雷锋学习活动掀起热潮。无论“大事”“小事”“分外事”，您都要管一管。正如您的弟弟妹妹们总结的那样，“哥哥有颗金子般的心。”
“一个人要善于吸取别人有益的经验，不要光凭强烈的主观意愿行事，那是最容易碰壁的。”这是您取得进步的“法宝”。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您建议道：“有时间多看点技术书，搞搞技术革新，为国家多作点贡献，不要陷在个人生活小圈子里。”
长兄如父。您用自己鲜活的例子为做好了为人处世的表率。“文革”期间，因为您千里之外写信叮嘱弟弟妹妹：“千万不能参加武斗，那是错误的，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他们才没有走上歧途。
您的夫人路长琴深情地写道：“不错，我们很少流连于花间柳下，也没有享受过富贵荣华，可是你却真正地体味了奋斗与得胜的大苦大乐。我知道，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这样生活。”
在您去世前几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等到了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环境，您有机会出国进修，继续大显身手。然而，由于过度劳累，您病情恶化。但无论何时，您始终没有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82年，好消息传来，所里批准您填写《入党申请书》了。可是，您的生命却进入倒计时。
6月12日，在您生命的倒数第四天，你收拾了新建的实验室，修好院里被破坏的柏油路面，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又忍着腹痛到成都出差，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您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您终于扛不住了，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您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同事们彻夜未眠，可年仅43岁的您已经想好了这一生。6月15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您看着身上借来的背心，念叨着：“可别把……人家的衣服……弄脏了！”
您眼中的光渐渐消失了，可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依然明亮。在最后定格的那道光束里，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挺拔、头发乌黑整齐的精神小伙，在演讲台上读着自己的《入黨申请书》：“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声音洪亮，眼神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