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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平被认为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公务员。前法官的身份让他的患病史被媒体放大，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个缘由，是他受不了官场潜规则。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讲道：“潜规则只是一根稻草。”
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罗卫平，从业14年来，审理了800起案件，却在风头正劲的年岁，患上抑郁顽疾。
“内交外困”，使他遭遇心的劫难，而劫后重生的他，用自己的过往经历去救人，又给了他超乎前半生的乐天与释然。
从想自杀转向干预自杀
在抑郁症最严重时，罗卫平曾策划过自己的死亡。
最利索的方式是跳楼，家住六楼，他担心跳下去没死会成残废；偶尔出门，寻思着干脆让汽车撞死，可是，真的站在了马路上，却没有谁来撞他，那些车子绕过他时，还会骂两句。
策划死亡的失败经验，在罗卫平病愈后，被他作为一种自杀危机干预的“工作实践”，在抑郁症患者中传授。
他如今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曾这样劝解过一名想要自杀的女孩。
“你看，你住得这么低，跳楼下去，八成是死不了，落下残疾；要是开煤气，万一有人点烟呢，半幢楼就炸没了；上吊自杀舌头伸出来会很难看，也没有挂绳子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要不然就下个月再死。”
在他的开导下，女孩病情得到恢复，和罗卫平一样，死亡没有成功。
至今为止，身为一名自杀危机干预的志愿者，罗卫平成功救助了16个企图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还曾空手夺刀，救下了一个要自杀的中年男人。
他说：“我过去的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熟悉他的人看来，罗卫平的抑郁症痊愈后，每天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总有做不完的事，总有见不完的人。在他自己印制的名片上，身份有七八个，分别是：法官、心理咨询师、廉政监督员、校外辅导员、防止自杀组织的义工、北大荒老知青、希望工程爱心大使。
他的一天，充斥着无数件与他人发生交集的事。
在家里接待众多来访者，或是来求一剂良药的抑郁症患者，或是来拍公益纪录片的大学生，或是死磕一定要让他上镜的记者。
在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里，他是年纪最大的志愿者。有时要通宵接电话，接受来自远方的抑郁症患者的咨询，一聊就是一个晚上。这种高强度的大夜班，一个月内有五次。
他的微信朋友圈上，每天要转上几十条新闻讯息，半夜都在更新。上热门的社交网站也是他的生活常项，有将近2000个好友，来访6万多人次。热络的互动里，大家都称呼他为老罗。
用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到政法大学讲心理，去师范大学讲法律，下乡支教，和学生混在一起，也是他的生活常态。
有人和罗卫平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抗抑郁的药物中含有兴奋剂，所以现在变得比常人还要乐天。
他回答，可能是物极必反，甚至可能是矫枉过正，不过，也许这才是人生最好，最合适自己的状态。
“我无法跟上律师的思路”
63岁的罗卫平个头不高，精瘦、黝黑，语速极快，思维跳跃，一般人需要一些合理的猜度，才能慢慢跟上他的表达节奏。
1987年，罗卫平辞去了家乡哈尔滨电大的工作，为的是去上海和妻子团聚。
当时去法院找工作，面试十分钟便通过。随后，在黄浦区人民法院，正规教育只到初二的罗卫平，从一名普通的法官做到了知识产权庭的庭长。
被罗卫平称为“负能量”的案件，在上个世纪法治尚未成熟的年代，一直在他手里打转。
一名和区政府某局发生人事纠纷的员工，接连不断地去区里上访，劳动仲裁部门不管，政府也不搭理。
闹了3年，区政府万般无奈，让法院接了这个烫手山芋，院长更是让八竿子打不着的经济庭来办案。
时在经济庭的罗卫平，两次主持合议庭，并开庭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拟裁定程序驳回原告起诉。
裁决前通报于区政府，案件被区委领导叫停，“上面”施加了影响。罗卫平只好“费劲脑汁”，起草判决书，宣判区政府某局胜诉，原告不服上诉，但很快得到了中级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那时候的法官，很多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受制于法官的专业能力，错判了大量的案件。”罗卫平做过一个简单的估量，那时每十个案件里，有3到4个都是错案。但也有人质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
“有时坐在法官席上，听着律师间的辩论，尤其面对那些外语和技术含量大的知识产权案件，我都无法跟上他们的思路，甚至根本不可理解问题究竟在哪里，但我还必须做出判决。”罗卫平很是坦诚。
负能量同样也来自于巨大的案件量，高压的工作状态。而不会“拐弯”的性格，也让他感到不快。当北大荒的粗糙，遇见上海的含蓄，罗卫平的棱角碰上旁人的圆润，处事哲学的迥异，加剧了他内心的异化。
到经济庭工作不久，罗卫平主持一个合伙纠纷的案件，原被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准备结案。当他将案件提交给上级审批和签字盖章时，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让其重新审理，但他觉得理由很牵强，坚持按自己的意见结了案，却留下了和领导不愉快的痕迹。
硬碰硬的人际学是他性格的映射。多年后，他在总结起诸如此类，当年与人的嫌隙时，说道：“当过工人、老师、法官，现在想来，缺少了参军的经历，因此不怎么懂得无条件服从上级，在几个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因为工作公开与领导争论的经历。”
罗卫平先后患抑郁症两次，一次是1995年底到1996年，病情稍轻。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5年，为重度抑郁。
2000年，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庭庭长的罗卫平，亲自承办的一件案子，被上级法院以完全相反的结果彻底改判。
十多年来，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让他难以接受，感到无能，丢了颜面。抑郁，再次袭来。
信息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工作方式、学习方法的转变，也频繁撞击着他的内心。法院组织学电脑，比起那些大学生，罗卫平打字慢，学起来很费劲。英语也不懂，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博士，他不禁自我怀疑起来，这“野路子”怎么能比得上人家。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常是他死后”
抑郁症这个词眼，在罗卫平患病之前，不在他的认识范围内。被确诊后，他一下子不能接受，认为自己得了精神病，并于2001年底提前退休。
长时间失眠，每天都要吃药。一个人面壁，不运动、不见人、不说话。窗帘要拉得死死的，不见光才有安全感。
内心开始消极的自我暗示，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甚至于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哪个部位，哪里就好像在疼痛。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压覆于身，因为生不如死，所以策划自己的死，是那时候想得最多的事。
罗卫平曾当过10年农民，有两个当时和他在北大荒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听说他病了，专程从东北赶来看他，都到了家门口，听到门铃声的罗卫平却发了火，对妻子吼道：“你让他们走，我都要死了，说不定就是明天。”
这个他口中的“明天”并没有到来。在家人的照顾与医生的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好转。2005年，抱着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得病的疑问，他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罗卫平早年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侠义，如今重新被发挥了出来。现在，没有过多的冲突和挣扎。他做过近600小时的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去肿瘤医院做过临终关怀。
近两年，每当罗卫平看到官员自杀占据新闻的头版头条时，会感同身受：“长期官场生活容易让人和外部世界有距离，病症不易察觉。即使得病也是扛着、藏着。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就是他死后。”
罗卫平被认为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加之前法官的身份，他的患病史被新闻媒体竞相报道，里面提到的最多的一个缘由，便是他受不了官场潜规则。
但事實并非如此，他讲道：“知识和经历的局限性，加上性格决定命运，追求完美又适应不好，甚至于输不起了，找不着北了，而潜规则只是一根稻草。”
7月12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对外公开。作为曾经身处这座改革桥头堡城市的一线执业法官，罗卫平说：“从心眼里为我的同行和同事们高兴。”
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罗卫平，从业14年来，审理了800起案件，却在风头正劲的年岁，患上抑郁顽疾。
“内交外困”，使他遭遇心的劫难，而劫后重生的他，用自己的过往经历去救人，又给了他超乎前半生的乐天与释然。
从想自杀转向干预自杀
在抑郁症最严重时，罗卫平曾策划过自己的死亡。
最利索的方式是跳楼，家住六楼，他担心跳下去没死会成残废；偶尔出门，寻思着干脆让汽车撞死，可是，真的站在了马路上，却没有谁来撞他，那些车子绕过他时，还会骂两句。
策划死亡的失败经验，在罗卫平病愈后，被他作为一种自杀危机干预的“工作实践”，在抑郁症患者中传授。
他如今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曾这样劝解过一名想要自杀的女孩。
“你看，你住得这么低，跳楼下去，八成是死不了，落下残疾；要是开煤气，万一有人点烟呢，半幢楼就炸没了；上吊自杀舌头伸出来会很难看，也没有挂绳子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要不然就下个月再死。”
在他的开导下，女孩病情得到恢复，和罗卫平一样，死亡没有成功。
至今为止，身为一名自杀危机干预的志愿者，罗卫平成功救助了16个企图自杀的抑郁症患者，还曾空手夺刀，救下了一个要自杀的中年男人。
他说：“我过去的经历是可以救人的。”
熟悉他的人看来，罗卫平的抑郁症痊愈后，每天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总有做不完的事，总有见不完的人。在他自己印制的名片上，身份有七八个，分别是：法官、心理咨询师、廉政监督员、校外辅导员、防止自杀组织的义工、北大荒老知青、希望工程爱心大使。
他的一天，充斥着无数件与他人发生交集的事。
在家里接待众多来访者，或是来求一剂良药的抑郁症患者，或是来拍公益纪录片的大学生，或是死磕一定要让他上镜的记者。
在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里，他是年纪最大的志愿者。有时要通宵接电话，接受来自远方的抑郁症患者的咨询，一聊就是一个晚上。这种高强度的大夜班，一个月内有五次。
他的微信朋友圈上，每天要转上几十条新闻讯息，半夜都在更新。上热门的社交网站也是他的生活常项，有将近2000个好友，来访6万多人次。热络的互动里，大家都称呼他为老罗。
用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到政法大学讲心理，去师范大学讲法律，下乡支教，和学生混在一起，也是他的生活常态。
有人和罗卫平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抗抑郁的药物中含有兴奋剂，所以现在变得比常人还要乐天。
他回答，可能是物极必反，甚至可能是矫枉过正，不过，也许这才是人生最好，最合适自己的状态。
“我无法跟上律师的思路”
63岁的罗卫平个头不高，精瘦、黝黑，语速极快，思维跳跃，一般人需要一些合理的猜度，才能慢慢跟上他的表达节奏。
1987年，罗卫平辞去了家乡哈尔滨电大的工作，为的是去上海和妻子团聚。
当时去法院找工作，面试十分钟便通过。随后，在黄浦区人民法院，正规教育只到初二的罗卫平，从一名普通的法官做到了知识产权庭的庭长。
被罗卫平称为“负能量”的案件，在上个世纪法治尚未成熟的年代，一直在他手里打转。
一名和区政府某局发生人事纠纷的员工，接连不断地去区里上访，劳动仲裁部门不管，政府也不搭理。
闹了3年，区政府万般无奈，让法院接了这个烫手山芋，院长更是让八竿子打不着的经济庭来办案。
时在经济庭的罗卫平，两次主持合议庭，并开庭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拟裁定程序驳回原告起诉。
裁决前通报于区政府，案件被区委领导叫停，“上面”施加了影响。罗卫平只好“费劲脑汁”，起草判决书，宣判区政府某局胜诉，原告不服上诉，但很快得到了中级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那时候的法官，很多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受制于法官的专业能力，错判了大量的案件。”罗卫平做过一个简单的估量，那时每十个案件里，有3到4个都是错案。但也有人质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
“有时坐在法官席上，听着律师间的辩论，尤其面对那些外语和技术含量大的知识产权案件，我都无法跟上他们的思路，甚至根本不可理解问题究竟在哪里，但我还必须做出判决。”罗卫平很是坦诚。
负能量同样也来自于巨大的案件量，高压的工作状态。而不会“拐弯”的性格，也让他感到不快。当北大荒的粗糙，遇见上海的含蓄，罗卫平的棱角碰上旁人的圆润，处事哲学的迥异，加剧了他内心的异化。
到经济庭工作不久，罗卫平主持一个合伙纠纷的案件，原被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准备结案。当他将案件提交给上级审批和签字盖章时，领导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让其重新审理，但他觉得理由很牵强，坚持按自己的意见结了案，却留下了和领导不愉快的痕迹。
硬碰硬的人际学是他性格的映射。多年后，他在总结起诸如此类，当年与人的嫌隙时，说道：“当过工人、老师、法官，现在想来，缺少了参军的经历，因此不怎么懂得无条件服从上级，在几个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因为工作公开与领导争论的经历。”
罗卫平先后患抑郁症两次，一次是1995年底到1996年，病情稍轻。第二次是2000年到2005年，为重度抑郁。
2000年，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庭庭长的罗卫平，亲自承办的一件案子，被上级法院以完全相反的结果彻底改判。
十多年来，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让他难以接受，感到无能，丢了颜面。抑郁，再次袭来。
信息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工作方式、学习方法的转变，也频繁撞击着他的内心。法院组织学电脑，比起那些大学生，罗卫平打字慢，学起来很费劲。英语也不懂，高院、中院的知识产权庭长多半是海归或博士，他不禁自我怀疑起来，这“野路子”怎么能比得上人家。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常是他死后”
抑郁症这个词眼，在罗卫平患病之前，不在他的认识范围内。被确诊后，他一下子不能接受，认为自己得了精神病，并于2001年底提前退休。
长时间失眠，每天都要吃药。一个人面壁，不运动、不见人、不说话。窗帘要拉得死死的，不见光才有安全感。
内心开始消极的自我暗示，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甚至于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哪个部位，哪里就好像在疼痛。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压覆于身，因为生不如死，所以策划自己的死，是那时候想得最多的事。
罗卫平曾当过10年农民，有两个当时和他在北大荒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听说他病了，专程从东北赶来看他，都到了家门口，听到门铃声的罗卫平却发了火，对妻子吼道：“你让他们走，我都要死了，说不定就是明天。”
这个他口中的“明天”并没有到来。在家人的照顾与医生的治疗下，他的病情渐渐好转。2005年，抱着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得病的疑问，他学习心理学，社会学等课程，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罗卫平早年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侠义，如今重新被发挥了出来。现在，没有过多的冲突和挣扎。他做过近600小时的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去肿瘤医院做过临终关怀。
近两年，每当罗卫平看到官员自杀占据新闻的头版头条时，会感同身受：“长期官场生活容易让人和外部世界有距离，病症不易察觉。即使得病也是扛着、藏着。通常我们知道一个官员患抑郁症时，就是他死后。”
罗卫平被认为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加之前法官的身份，他的患病史被新闻媒体竞相报道，里面提到的最多的一个缘由，便是他受不了官场潜规则。
但事實并非如此，他讲道：“知识和经历的局限性，加上性格决定命运，追求完美又适应不好，甚至于输不起了，找不着北了，而潜规则只是一根稻草。”
7月12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司法改革“上海方案”对外公开。作为曾经身处这座改革桥头堡城市的一线执业法官，罗卫平说：“从心眼里为我的同行和同事们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