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多年来已暴露出诸多问题，与时俱进的修改迫在眉睫。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第一次修改，明确了口头起诉，强化了法院受理程序约束，规定了案件异地管辖，减少了行政机关的干预，完善了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尤其是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此次修改体现了民主、法治、科学、务实的良性立法精神。有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限制行政权力，维护司法权威，这也对执法主体执法方式、手段不断现代化、法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缺陷;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是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辨别争议事实真伪的工具。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这些证据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提出改善建议，以保障公民权利。
一、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
（一）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种类及特征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我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将行政诉讼证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相比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来讲，行政诉讼证据具有一定特殊性，第一，行政诉讼证据多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第二，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复查性。第三，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中特有的法定证据。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
1、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证据制度的首要问题。只有明确了证明对象，才能进一步明确由谁负责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责任）、如何进行证明（证明程序）、证明到何种程度为止（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对象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有关的事实以及行政诉讼程序性事实。其中，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2、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目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理论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风险义务说、责任说、负担说等等，尚没有统一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有明确规定。
第一，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作出行政行为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充分收集证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
第二，行政诉讼中，原、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不同。行政机关承担的举证责任为说服责任，而作为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承担的是推进责任，即原告只需初步证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方面存有争议。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拉丁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来考虑，由被告负说服性的举证责任是公允、合理的。
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只要是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情况下，所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的问题，它是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即客观事实。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活动中采取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这是一种力求完美的证明标准，但是这种力求完美主义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审判中并不能实现。笔者认为，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是不同的，法官在具体的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考量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三）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
从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体系以及多年的实践发展来看，该制度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及精神底蕴，主要体现在对严格程序主义的追求和对司法中立性的恪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被告及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上述规定反映了司法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严格要求，确立了“先取证、后裁决”的严格审查原则。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加重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貌似偏颇，但鉴于原被告的地位不同、举证能力不同，该举证规则其实完全符合司法中立性要求，各方当事人均能公平地实现诉讼交锋。
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立法方面的问题
1.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我国目前尚并没有专门立法对证据制度进行规定。《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范仅有六条，而相应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也仅仅是对某些具体的证据问题作了补充，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据制度立法匮乏的局面，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以规范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2.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形成
一般说来，证据规则由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等规则组成。科学规范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既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滥权擅断，同时有利于确定各类证据的证明力，最大化地反映案件真实。从而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社会政治、经济有序、正常的发展。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远未形成。
3.合法性审查原则体现得不够明显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职权主义色彩比民事诉讼更加浓厚，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而是对被诉行为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但是现有证据制度体现出特点是以当事人举证、质证为中心，这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相背离。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的理解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对举证责任、举证期限和诉讼程序方面存有争议。
1.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明确。
（1）关于不作为案件，如何判断原告已经尽到提出申请的举证责任不明确。目前对于被告受理申请登记不完备的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争议很大，而且因为缺乏明确的标准，法院很难认定和适用以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原告很难举证证明自己已提出申请。
（2）关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申请事项是否属被告法定职责范围由谁举证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被告负举证责任有优势，应由被告负责。有的法院认为属起诉条件问题，应当由原告负举证责任。
2.原告的举证期限规定不科学。
原告提供证据时间在开庭审理前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交换日不科学。如：关于起诉条件的证据;关于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的证据;关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损害事实的证据的提供时间;关于程序性事实;关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提供证据的期限等都应当区分情况设定期限。
3.被告逾期举证的证明力。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证据，同时规定了正当事由的延期提供。但是，对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提出管辖异议的，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可否超过10日举证期限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被告在收到起诉状10日内没有提交的证据，在10日后又提交了，且该证据对证明被诉行为合法性非常关键，一律不予采纳是否科学，对此，法院应如何采信，原来在实践中意见不统一。自从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此次修改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除外。
这一重大改动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逾期举证是否采纳的困境。同时明确规定在两种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三、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是法律程序的灵魂，离开证据的证明作用，任何精巧的法律程序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时，证据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法治文明的试金石，也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标志，是尊重人权的必然要求。从现实实践中看，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缺失出现了诸多的弊端，我们应结合时代发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一）加快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立法的步伐。
关于制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体例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刑事、民事、行政分别制定;另一种是主张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虽各有特点，对证据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要求，但是鉴于其均拥有共同的诉讼证据属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许多适用规则上也是相通的制定一部统一的诉讼证据规定，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在制定“规定”的技术问题上，可以将三大诉讼证据所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要求规定在总则部分，将其特殊性要求规定在分则中，分别适用。
（二）创设科学、严密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笔者主张吸收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基础上，设立有关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的一系列证据规则，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行政诉讼查证程序规则、行政诉讼适用的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及行政诉讼审查程度规则。
（三）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
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公开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则。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对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抑制法官滥用、懈怠职权，对法官形成约束，树立法院裁判公正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应该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认证。如果在法庭上认证确有困难，则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叙述，给当事人以明白的结果。不透明的诉讼机制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缺乏可预测性，难免使当事人，包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裁判顾虑重重，缺乏可信度。
（四）明确不同行政行为的证明标准
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对证明标准表述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但是根据行政诉讼独有的特点，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如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较大数额的罚款、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等。从而约束行政行为，达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目的。对于行政居间裁决案件可以采用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违法嫌疑人，或者可能涉及本案处理的财产，有权依法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如扣留、扣押、查封等等，这种措施具有临时性和保全性，有利于防止证据灭失，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由于案件情况紧急，最终处理结果难以确定，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时达到基本证明标准，只要证明采取保全措施比不采取保全措施的必要性大即可。对于一些特殊的专业性较强的行为，如考试成绩评定、能力判断、环评等，行政机关更专业更有发言权，法院主要审查其在作出时是否公平、公开，可以采用更低一些的证明标准。
总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行政诉讼制度旨在通过司法审查，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之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又对行政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对违法行政进行纠正，旨在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达到法律所期望的公正、和谐状态。行政诉讼法贯穿于法治体系始终，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又是行政诉讼法的核心，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只有得到有效高效实施，才能真正做到行政诉讼是阳光下的诉讼。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3]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4]周士逵，冯之东.行政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1）
[5]沈宏.论行政证据规则与诉讼证据规则多样化联系——兼论行政证据立法之必要性[J].行政与法，2004（05）
[6]夏倩倩.浅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09）
[7]范顺姬.行政证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D].苏州大学，2006
[8]苑栋.我国行政证据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07
[9]王瑜娟.行政程序证据质证规则[D].中国政法大学，2008
作者简介：徐倩倩，女，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级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生。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缺陷;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是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辨别争议事实真伪的工具。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这些证据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提出改善建议，以保障公民权利。
一、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
（一）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种类及特征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我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将行政诉讼证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相比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来讲，行政诉讼证据具有一定特殊性，第一，行政诉讼证据多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第二，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复查性。第三，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中特有的法定证据。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
1、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证据制度的首要问题。只有明确了证明对象，才能进一步明确由谁负责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责任）、如何进行证明（证明程序）、证明到何种程度为止（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对象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有关的事实以及行政诉讼程序性事实。其中，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2、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目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理论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风险义务说、责任说、负担说等等，尚没有统一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有明确规定。
第一，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作出行政行为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充分收集证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
第二，行政诉讼中，原、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不同。行政机关承担的举证责任为说服责任，而作为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承担的是推进责任，即原告只需初步证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方面存有争议。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拉丁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来考虑，由被告负说服性的举证责任是公允、合理的。
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只要是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情况下，所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的问题，它是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即客观事实。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活动中采取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这是一种力求完美的证明标准，但是这种力求完美主义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审判中并不能实现。笔者认为，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是不同的，法官在具体的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考量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三）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
从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体系以及多年的实践发展来看，该制度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及精神底蕴，主要体现在对严格程序主义的追求和对司法中立性的恪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被告及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上述规定反映了司法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严格要求，确立了“先取证、后裁决”的严格审查原则。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加重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貌似偏颇，但鉴于原被告的地位不同、举证能力不同，该举证规则其实完全符合司法中立性要求，各方当事人均能公平地实现诉讼交锋。
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立法方面的问题
1.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我国目前尚并没有专门立法对证据制度进行规定。《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范仅有六条，而相应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也仅仅是对某些具体的证据问题作了补充，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据制度立法匮乏的局面，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以规范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2.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形成
一般说来，证据规则由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等规则组成。科学规范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既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滥权擅断，同时有利于确定各类证据的证明力，最大化地反映案件真实。从而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社会政治、经济有序、正常的发展。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远未形成。
3.合法性审查原则体现得不够明显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职权主义色彩比民事诉讼更加浓厚，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而是对被诉行为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但是现有证据制度体现出特点是以当事人举证、质证为中心，这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相背离。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的理解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对举证责任、举证期限和诉讼程序方面存有争议。
1.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明确。
（1）关于不作为案件，如何判断原告已经尽到提出申请的举证责任不明确。目前对于被告受理申请登记不完备的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争议很大，而且因为缺乏明确的标准，法院很难认定和适用以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原告很难举证证明自己已提出申请。
（2）关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申请事项是否属被告法定职责范围由谁举证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被告负举证责任有优势，应由被告负责。有的法院认为属起诉条件问题，应当由原告负举证责任。
2.原告的举证期限规定不科学。
原告提供证据时间在开庭审理前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交换日不科学。如：关于起诉条件的证据;关于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的证据;关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损害事实的证据的提供时间;关于程序性事实;关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提供证据的期限等都应当区分情况设定期限。
3.被告逾期举证的证明力。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证据，同时规定了正当事由的延期提供。但是，对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提出管辖异议的，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可否超过10日举证期限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被告在收到起诉状10日内没有提交的证据，在10日后又提交了，且该证据对证明被诉行为合法性非常关键，一律不予采纳是否科学，对此，法院应如何采信，原来在实践中意见不统一。自从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此次修改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除外。
这一重大改动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逾期举证是否采纳的困境。同时明确规定在两种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三、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是法律程序的灵魂，离开证据的证明作用，任何精巧的法律程序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时，证据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法治文明的试金石，也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标志，是尊重人权的必然要求。从现实实践中看，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缺失出现了诸多的弊端，我们应结合时代发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一）加快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立法的步伐。
关于制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体例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刑事、民事、行政分别制定;另一种是主张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虽各有特点，对证据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要求，但是鉴于其均拥有共同的诉讼证据属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许多适用规则上也是相通的制定一部统一的诉讼证据规定，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在制定“规定”的技术问题上，可以将三大诉讼证据所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要求规定在总则部分，将其特殊性要求规定在分则中，分别适用。
（二）创设科学、严密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笔者主张吸收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基础上，设立有关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的一系列证据规则，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行政诉讼查证程序规则、行政诉讼适用的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及行政诉讼审查程度规则。
（三）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
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公开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则。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对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抑制法官滥用、懈怠职权，对法官形成约束，树立法院裁判公正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应该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认证。如果在法庭上认证确有困难，则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叙述，给当事人以明白的结果。不透明的诉讼机制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缺乏可预测性，难免使当事人，包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裁判顾虑重重，缺乏可信度。
（四）明确不同行政行为的证明标准
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对证明标准表述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但是根据行政诉讼独有的特点，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如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较大数额的罚款、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等。从而约束行政行为，达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目的。对于行政居间裁决案件可以采用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违法嫌疑人，或者可能涉及本案处理的财产，有权依法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如扣留、扣押、查封等等，这种措施具有临时性和保全性，有利于防止证据灭失，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由于案件情况紧急，最终处理结果难以确定，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时达到基本证明标准，只要证明采取保全措施比不采取保全措施的必要性大即可。对于一些特殊的专业性较强的行为，如考试成绩评定、能力判断、环评等，行政机关更专业更有发言权，法院主要审查其在作出时是否公平、公开，可以采用更低一些的证明标准。
总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行政诉讼制度旨在通过司法审查，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之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又对行政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对违法行政进行纠正，旨在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达到法律所期望的公正、和谐状态。行政诉讼法贯穿于法治体系始终，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又是行政诉讼法的核心，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只有得到有效高效实施，才能真正做到行政诉讼是阳光下的诉讼。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3]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4]周士逵，冯之东.行政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1）
[5]沈宏.论行政证据规则与诉讼证据规则多样化联系——兼论行政证据立法之必要性[J].行政与法，2004（05）
[6]夏倩倩.浅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09）
[7]范顺姬.行政证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D].苏州大学，2006
[8]苑栋.我国行政证据制度研究[D].郑州大学，2007
[9]王瑜娟.行政程序证据质证规则[D].中国政法大学，2008
作者简介：徐倩倩，女，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级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