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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顺差、高外资流入代表的是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而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平衡。”在19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建言：应该通过“收租”、“分红”、“降税”等三项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失衡问题。
人民币升值不宜过快
“不赞成人民币汇率‘跳升’，大幅调整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对企业产生冲击，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更乱了。”樊纲称，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国经济的风险就随着美元在全世界的流动，由全世界的人共同为他承担，相应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特别脆弱。以这次美国的次级贷危机来看，欧洲和日本受影响最大，中国央行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涌入，这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冲击。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则会形成一个升值的周期，并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樊纲表示。
他认为，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国际经济体制的角度思考我们自己的汇率问题。我们也才刚刚开始，我们和日本还不一样，很多人在比照日本，80年代日本和美国闹广场协议的时候，日本蓝领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70%、80%，而我们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是低于美国30-50倍，调整过程刚刚开始，我们还是以一种比较长远的眼光进行。如果3%、5%，再加上通货膨胀，我们三年五年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比重也是不小的。所以，我们确实要用积极的态度来思考和克服现在遇到的问题。
开具药方
樊纲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失衡问题，直接地体现在了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上——我国目前的消费和储蓄比例约为1:1，即消费和储蓄分别占GDP的50%。但是，细究之下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并不合理。在消费中，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而政府消费却占到了12%，消费不足的现象十分明显。
于是，要解决内部失衡就必须真正地刺激消费，最迫切地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由此，樊纲建议，应当“降税”——不仅是降低个人所得税、调高起征点，还要降低利息税，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樊纲还认为，国家应该收“高租”，杜绝低偿甚至无偿使用资源的行为。因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低费用使用，是促使企业迅速积累暴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樊纲还表示,我国应该通过改变国企分红、向资源使用者收租和降低税负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目前储蓄率过高的问题。目前我国资源价格偏低,导致了一些投资的扭曲,使得大量的能源垄断企业利润不断增高,而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要向这些企业“收租”,并改变国企的分红形式。
此外，针对国有企业的分红问题，樊纲坚持这部分红利要分到国家层面，既不能留在企业内部，也不能全都留在国资委，而应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国家掌握了这部分资金后，才可以降税，或者增加社会支出，进而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提高居民消费额。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的政府报告中，已经将提高开采资源成本这一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今年的工作任务,国家将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并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樊纲的讲话,被市场认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政策的推进。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问题,樊纲表示,政府增加社会支出并不能完全解决，也不是简单的提高消费率的问题。政府在进行“收租、分红”改革后，可以采取降低居民的税负，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方式,来改变储蓄结构。
人民币升值不宜过快
“不赞成人民币汇率‘跳升’，大幅调整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对企业产生冲击，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更乱了。”樊纲称，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国经济的风险就随着美元在全世界的流动，由全世界的人共同为他承担，相应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特别脆弱。以这次美国的次级贷危机来看，欧洲和日本受影响最大，中国央行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导致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涌入，这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冲击。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则会形成一个升值的周期，并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樊纲表示。
他认为，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国际经济体制的角度思考我们自己的汇率问题。我们也才刚刚开始，我们和日本还不一样，很多人在比照日本，80年代日本和美国闹广场协议的时候，日本蓝领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70%、80%，而我们现在蓝领工人的工资是低于美国30-50倍，调整过程刚刚开始，我们还是以一种比较长远的眼光进行。如果3%、5%，再加上通货膨胀，我们三年五年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比重也是不小的。所以，我们确实要用积极的态度来思考和克服现在遇到的问题。
开具药方
樊纲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失衡问题，直接地体现在了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上——我国目前的消费和储蓄比例约为1:1，即消费和储蓄分别占GDP的50%。但是，细究之下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并不合理。在消费中，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而政府消费却占到了12%，消费不足的现象十分明显。
于是，要解决内部失衡就必须真正地刺激消费，最迫切地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由此，樊纲建议，应当“降税”——不仅是降低个人所得税、调高起征点，还要降低利息税，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樊纲还认为，国家应该收“高租”，杜绝低偿甚至无偿使用资源的行为。因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低费用使用，是促使企业迅速积累暴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樊纲还表示,我国应该通过改变国企分红、向资源使用者收租和降低税负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目前储蓄率过高的问题。目前我国资源价格偏低,导致了一些投资的扭曲,使得大量的能源垄断企业利润不断增高,而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老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要向这些企业“收租”,并改变国企的分红形式。
此外，针对国有企业的分红问题，樊纲坚持这部分红利要分到国家层面，既不能留在企业内部，也不能全都留在国资委，而应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国家掌握了这部分资金后，才可以降税，或者增加社会支出，进而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提高居民消费额。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3月的政府报告中，已经将提高开采资源成本这一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今年的工作任务,国家将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并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樊纲的讲话,被市场认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政策的推进。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问题,樊纲表示,政府增加社会支出并不能完全解决，也不是简单的提高消费率的问题。政府在进行“收租、分红”改革后，可以采取降低居民的税负，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的方式,来改变储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