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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购买债券、发放贷款等债权投资而言，股权投资是投资人以货币资金、无形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直接投资于其他企业，或购买目标企业股票以获取该企业股权，并以此取得未来收益的资本运作行为。
按投资长短和获利方式不同，股权投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估值套利为目的的短期投资，获利后变现退出。私募股权基金多采取此种方式，通过对未上市企业投资而获得股权，待企业上市后退出获利。另一类是以长期持有目标企业股权为目的的长期投资，借此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控制或影响，以利于自身企业发展或获取利润和股利等。
股权投资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的主流
按投资方式不同，可将跨国投资分为直接投资(FDI)和间接投资(F11)。间接投资主要包括购买国外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或向国外发放贷款等：直接投资主要指“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按国际惯例，当投资者购买海外公司股票达到其总股本的10％时(一些国家规定为25％)，间接投资就转化为直接投资。由此，股权投资既包括间接投资的参股(包括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介入)，也包括直接投资的并购。
股权投资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的主流。而全球股权投资交易的绝大部分，又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据统计，目前全球以跨国并购方式完成的股权投资交易额约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70％～80％。
跨国股权投资与世界经济态势呈高度相关。以跨国并购为例，1987～2000年，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全球跨国并购销售额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起，起因于世界经济减速，跨国并购也开始降温。2000～2004年，跨国并购出售额占FDI流入量比重由82％降至不到60％。但2004年伴随世界经济回暖开始又出现上升势头。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到7160亿美元，占当年跨国投资总额的78％。2006年继续增长，达到8800亿美元。
近年来，为减少企业资金占用、降低财务风险、充分释放投资方能力，股权置换逐渐成为跨国投资的重要交易方式之一。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全球以股权置换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金额达1237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17.3％。此外，私募股权基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全球私募基金与其他集体基金参与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达1580亿美元，占跨国并购总量的18％。
海外股权投资意义重大
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3724亿美元，仅占41.1％，其发展空间还很大。积极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大力发展海外股权投资，对中国意义重大。
首先，可直接获取国内亟需的能源资源。2005年中油国际以41.8亿美元报价，收购年原油生产能力超过700万吨的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并最终持有67％的股权。2006年，中石化以35亿美元收购石油储量超过1.31亿吨的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份，实现了中俄油气合作的重大突破。这些海外股权投资成为中国获取稳定海外石油供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事实上，通过股权投资保障海外能源资源供应，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日本和欧洲钢铁制造商，在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等铁矿石主产地，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权益投资，使铁矿石涨价损失从生产商投资中得到有效补偿。
第二，可直接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飞雕电器通过收购意大利墙壁开关企业ELIOS，打破了行业标准壁垒，获得了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渠道。TCL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突破了欧盟近年来对中国家电产品频频发起的反倾销指控，使TCL在欧洲市场份额，相当于国内7家家电企业配额的总和。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不仅取得了先进技术支撑，而且打开了新产品的国际销售渠道。上海海欣集团收购美国格利奴公司在纽约的纺织分部，直接获取了对方的生产和销售资源。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也成为又一典型案例。
第三，可直接获得先进的人才、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上海电器并购日本秋山印刷，使中国相关印刷技术提前15-18年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华立集团收购菲利普半导体公司CDMA分部，使中国手机制造商首次掌握了CDMA手机芯片关键技术。蓝星公司收购法国安迪苏公司，获得了中国多年攻关未果的蛋氨酸生产技术，收购法国罗地亚有机硅公司，填补了有机硅下游深加工产品开发的国内空白，收购英国世界纤维公司，使中国获得发达国家长期严加控制向中国输出的12K以下小丝束T300碳纤维原丝生产技术。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电子TFT-LCD业务，使中国掌握了2300多项专有技术、450多项专利，拥有了世界一流的TFT-LCD领域技术。
中国海外股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股权投资面临诸多机遇。
一是经济全球化机遇。虽然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此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加开放，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为中国开展海外股权投资营造了良好环境，也创造了更多机会。
二是美次贷危机机遇。美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放大，国际上一些金融资产迅速贬值，大量资产被严重低估，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重置成本价格购得优质股权资产，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因次贷危机影响，西方对一直严加防范的财富基金也开始放松管制。如澳新银行日前称，欢迎主权财富基金持有该银行2％～3％的股份，美国也强调在加强规范和引导的同时，允许主权财富基金进入其金融市场。
三是国内流动过剩机遇。中国强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加上源源不断的FDI流八，使目前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3万亿美元。由于外汇占款数额巨大，且属于基础货币，在存存贷贷中会产生5倍左右的乘数效应，同时，高储蓄、低利率和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使流动性过剩加剧。尽管这种过剩对通胀和人民币升值造成一定压力，但充足的资本供应，也成为海外投资的强劲动力。
四是人民币升值机遇。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1％以上，其中2007年升值6.9％，比2006年快1倍。据预计，今年仍将面临较大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将大幅降低海外投资成本，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力。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日元升值因素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股权投资既是大型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方式，也是诸多中小企业分阶段走向海外，实现参股进而兼并海外企业的有效渠道。但中国企业整体准备不足，在观念、人才、经验、管理等各方面，都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是主体规模小。目前尚未形成 一批在行业内位居全球龙头地位的重量级跨国公司，企业国际化经营和资本输出能力有限。现有产业投资基金在运作经验、资金实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二是中介组织缺位。能为海外股权投资提供专业服务的投资银行、财务公司、资产评估所、法律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发育还很不成熟，无奈中企业只能自己“操刀”，或聘请海外中介介入。而受制于自身局限，企业自己操作往往难以确保其决策的科学性；而聘请海外中介机构，不仅成本高，而且还会带来经济安全上的隐患。
三是文化差异显著。文化具有个性化、一贯性和隐含的控制性特征，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海外股权投资往往涉及人员变动、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由此带来的激烈文化；中突不可避免。如不能较好整合双方文化差异、实现相融并蓄，就可能直接导致投资失败。据有关数据统计，全球重组失败案中，80％以上都是由文化整合失败而导致的。
四是专业人才缺乏。海外投资涉及目标评价、财务安排、价格谈判、资产清算及重组等一系列环节，程序复杂，专业性极强。从中介机构看，还缺少具有丰富财税、金融、法律知识，能熟练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外语基础好，谈判能力强的复合型专业人员。从企业自身看，管理者大多擅长以中国的方式管理中国企业，语言能力强、懂国际惯例、有丰富海外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明显不足。
五是政治因素制约。由于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发展模式差异和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远大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在能源、高科技、金融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极易触动某些大国的政治神经，遭遇“特别关照”。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案、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诺兰达案，都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排异反映”。
六是投资保护主义上升。美国最近宣布赋予美国外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大权力，对外国投资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并延长审查期。德国也正考虑成立类似机构，同时将电信，银行、邮政、物流、能源及金融机构，都列为外资禁入领域。法国、卢森堡等国也采取更严格行动限制外资进入。日本200多家公司去年达成协议，将通过大量增发股票以稀释现有股票价值，应对外资进入。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去年各国政策调整中有利于FDI的比例降至80％，比几年前低了15个百分点。
此外，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恐怖活动猖獗，国有化倾向加剧等，都对中国海外股权投资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促进海外股权投资需完善工作体系、加强政策引导
第一，简化政府审批，明确政策取向。建立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机制，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门坎，提高企业迅速捕捉投资时机的能力。大型、关键投资项目可特事特办，快速放行。明确政策导向，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和自身可能，加强海外投资行业引导，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
第二，促进中介发育，提高决策水平。中介组织在资本运营中承担着信息咨询、决策论证、资产评估、资金融通等作用，是提高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水平的重要依靠力量。目前这一市场完全被国外机构垄断，既大大增加投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要抓紧培育中国自己的专业中介机构，建立一批高水平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形成大型海外投资项目，至少有一家中资机构参与其中的格局。
第三，完善投资策略，做强投资主体。为降低非经济因素干扰，在投资方式上，可审慎选择国外跨国公司，西方投行以及香港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投资步骤上，初期可先做策略性间接投资(10％以下参股)，未来条件成熟再通过提高股比转化为直接投资直至控股；在投资策略上，注重战略性和多元化，不计较短期价格波动，并适当向能源资源和高科技行业倾斜。努力培育实力强的大型跨国企业，加快建立股权多元的海外投资基金特别是私募基金，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以及主权基金等介入私募股权基金，冲淡其国有色彩。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国际化，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为海外企业提供“贴身服务”。
第四，健全鼓励政策，强化投资支持。认真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制定符合中国特点的海外投资鼓励政策。如财政方面，德、日、韩等不同国家，都规定了对不同海外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实施50％～100％的财政补贴。税收方面，日本允许50％采矿所得作为公积金免税美国对汇回本国前的海外投资收入予以免税。金融方面，日本为海外矿产资源勘查提供50％以上、偿还期为15年的政府贷款；韩国将这一比重提高到60％～80％，偿还期为8～15年。
第五，明确监管重点，做好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政府监管重点是海外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履行国际义务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其经济可行性完全由企业按市场条件、发展需要和比较优势自主决策。整合海内外中介组织，驻外商务机构、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等各方面信息，实现信息共享。着力培养精于国际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海外管理经验丰富、文化整合能力强的涉外型高级管理人才。
按投资长短和获利方式不同，股权投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估值套利为目的的短期投资，获利后变现退出。私募股权基金多采取此种方式，通过对未上市企业投资而获得股权，待企业上市后退出获利。另一类是以长期持有目标企业股权为目的的长期投资，借此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控制或影响，以利于自身企业发展或获取利润和股利等。
股权投资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的主流
按投资方式不同，可将跨国投资分为直接投资(FDI)和间接投资(F11)。间接投资主要包括购买国外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或向国外发放贷款等：直接投资主要指“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按国际惯例，当投资者购买海外公司股票达到其总股本的10％时(一些国家规定为25％)，间接投资就转化为直接投资。由此，股权投资既包括间接投资的参股(包括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介入)，也包括直接投资的并购。
股权投资是当前全球跨国投资的主流。而全球股权投资交易的绝大部分，又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的。据统计，目前全球以跨国并购方式完成的股权投资交易额约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70％～80％。
跨国股权投资与世界经济态势呈高度相关。以跨国并购为例，1987～2000年，伴随世界经济复苏，全球跨国并购销售额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起，起因于世界经济减速，跨国并购也开始降温。2000～2004年，跨国并购出售额占FDI流入量比重由82％降至不到60％。但2004年伴随世界经济回暖开始又出现上升势头。2005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到7160亿美元，占当年跨国投资总额的78％。2006年继续增长，达到8800亿美元。
近年来，为减少企业资金占用、降低财务风险、充分释放投资方能力，股权置换逐渐成为跨国投资的重要交易方式之一。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5年全球以股权置换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金额达1237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17.3％。此外，私募股权基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全球私募基金与其他集体基金参与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达1580亿美元，占跨国并购总量的18％。
海外股权投资意义重大
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3724亿美元，仅占41.1％，其发展空间还很大。积极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大力发展海外股权投资，对中国意义重大。
首先，可直接获取国内亟需的能源资源。2005年中油国际以41.8亿美元报价，收购年原油生产能力超过700万吨的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并最终持有67％的股权。2006年，中石化以35亿美元收购石油储量超过1.31亿吨的俄罗斯乌德穆尔特石油公司96.86％股份，实现了中俄油气合作的重大突破。这些海外股权投资成为中国获取稳定海外石油供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事实上，通过股权投资保障海外能源资源供应，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日本和欧洲钢铁制造商，在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等铁矿石主产地，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权益投资，使铁矿石涨价损失从生产商投资中得到有效补偿。
第二，可直接获取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飞雕电器通过收购意大利墙壁开关企业ELIOS，打破了行业标准壁垒，获得了产品进入欧美市场的渠道。TCL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突破了欧盟近年来对中国家电产品频频发起的反倾销指控，使TCL在欧洲市场份额，相当于国内7家家电企业配额的总和。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不仅取得了先进技术支撑，而且打开了新产品的国际销售渠道。上海海欣集团收购美国格利奴公司在纽约的纺织分部，直接获取了对方的生产和销售资源。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也成为又一典型案例。
第三，可直接获得先进的人才、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上海电器并购日本秋山印刷，使中国相关印刷技术提前15-18年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华立集团收购菲利普半导体公司CDMA分部，使中国手机制造商首次掌握了CDMA手机芯片关键技术。蓝星公司收购法国安迪苏公司，获得了中国多年攻关未果的蛋氨酸生产技术，收购法国罗地亚有机硅公司，填补了有机硅下游深加工产品开发的国内空白，收购英国世界纤维公司，使中国获得发达国家长期严加控制向中国输出的12K以下小丝束T300碳纤维原丝生产技术。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电子TFT-LCD业务，使中国掌握了2300多项专有技术、450多项专利，拥有了世界一流的TFT-LCD领域技术。
中国海外股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前，中国企业海外股权投资面临诸多机遇。
一是经济全球化机遇。虽然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此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加开放，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为中国开展海外股权投资营造了良好环境，也创造了更多机会。
二是美次贷危机机遇。美次贷危机影响不断放大，国际上一些金融资产迅速贬值，大量资产被严重低估，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重置成本价格购得优质股权资产，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因次贷危机影响，西方对一直严加防范的财富基金也开始放松管制。如澳新银行日前称，欢迎主权财富基金持有该银行2％～3％的股份，美国也强调在加强规范和引导的同时，允许主权财富基金进入其金融市场。
三是国内流动过剩机遇。中国强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加上源源不断的FDI流八，使目前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3万亿美元。由于外汇占款数额巨大，且属于基础货币，在存存贷贷中会产生5倍左右的乘数效应，同时，高储蓄、低利率和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使流动性过剩加剧。尽管这种过剩对通胀和人民币升值造成一定压力，但充足的资本供应，也成为海外投资的强劲动力。
四是人民币升值机遇。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1％以上，其中2007年升值6.9％，比2006年快1倍。据预计，今年仍将面临较大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将大幅降低海外投资成本，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力。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日元升值因素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股权投资既是大型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重要方式，也是诸多中小企业分阶段走向海外，实现参股进而兼并海外企业的有效渠道。但中国企业整体准备不足，在观念、人才、经验、管理等各方面，都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一是主体规模小。目前尚未形成 一批在行业内位居全球龙头地位的重量级跨国公司，企业国际化经营和资本输出能力有限。现有产业投资基金在运作经验、资金实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
二是中介组织缺位。能为海外股权投资提供专业服务的投资银行、财务公司、资产评估所、法律咨询机构等中介机构发育还很不成熟，无奈中企业只能自己“操刀”，或聘请海外中介介入。而受制于自身局限，企业自己操作往往难以确保其决策的科学性；而聘请海外中介机构，不仅成本高，而且还会带来经济安全上的隐患。
三是文化差异显著。文化具有个性化、一贯性和隐含的控制性特征，影响力广泛而深远。海外股权投资往往涉及人员变动、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由此带来的激烈文化；中突不可避免。如不能较好整合双方文化差异、实现相融并蓄，就可能直接导致投资失败。据有关数据统计，全球重组失败案中，80％以上都是由文化整合失败而导致的。
四是专业人才缺乏。海外投资涉及目标评价、财务安排、价格谈判、资产清算及重组等一系列环节，程序复杂，专业性极强。从中介机构看，还缺少具有丰富财税、金融、法律知识，能熟练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外语基础好，谈判能力强的复合型专业人员。从企业自身看，管理者大多擅长以中国的方式管理中国企业，语言能力强、懂国际惯例、有丰富海外管理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明显不足。
五是政治因素制约。由于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发展模式差异和国家战略利益冲突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远大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在能源、高科技、金融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极易触动某些大国的政治神经，遭遇“特别关照”。如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案、五矿集团收购加拿大诺兰达案，都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排异反映”。
六是投资保护主义上升。美国最近宣布赋予美国外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大权力，对外国投资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并延长审查期。德国也正考虑成立类似机构，同时将电信，银行、邮政、物流、能源及金融机构，都列为外资禁入领域。法国、卢森堡等国也采取更严格行动限制外资进入。日本200多家公司去年达成协议，将通过大量增发股票以稀释现有股票价值，应对外资进入。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去年各国政策调整中有利于FDI的比例降至80％，比几年前低了15个百分点。
此外，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恐怖活动猖獗，国有化倾向加剧等，都对中国海外股权投资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促进海外股权投资需完善工作体系、加强政策引导
第一，简化政府审批，明确政策取向。建立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机制，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门坎，提高企业迅速捕捉投资时机的能力。大型、关键投资项目可特事特办，快速放行。明确政策导向，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和自身可能，加强海外投资行业引导，定期发布《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
第二，促进中介发育，提高决策水平。中介组织在资本运营中承担着信息咨询、决策论证、资产评估、资金融通等作用，是提高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水平的重要依靠力量。目前这一市场完全被国外机构垄断，既大大增加投资成本，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要抓紧培育中国自己的专业中介机构，建立一批高水平的投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形成大型海外投资项目，至少有一家中资机构参与其中的格局。
第三，完善投资策略，做强投资主体。为降低非经济因素干扰，在投资方式上，可审慎选择国外跨国公司，西方投行以及香港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投资步骤上，初期可先做策略性间接投资(10％以下参股)，未来条件成熟再通过提高股比转化为直接投资直至控股；在投资策略上，注重战略性和多元化，不计较短期价格波动，并适当向能源资源和高科技行业倾斜。努力培育实力强的大型跨国企业，加快建立股权多元的海外投资基金特别是私募基金，允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金以及主权基金等介入私募股权基金，冲淡其国有色彩。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国际化，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为海外企业提供“贴身服务”。
第四，健全鼓励政策，强化投资支持。认真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制定符合中国特点的海外投资鼓励政策。如财政方面，德、日、韩等不同国家，都规定了对不同海外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实施50％～100％的财政补贴。税收方面，日本允许50％采矿所得作为公积金免税美国对汇回本国前的海外投资收入予以免税。金融方面，日本为海外矿产资源勘查提供50％以上、偿还期为15年的政府贷款；韩国将这一比重提高到60％～80％，偿还期为8～15年。
第五，明确监管重点，做好信息服务和人才培养。政府监管重点是海外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履行国际义务和对外关系的影响，其经济可行性完全由企业按市场条件、发展需要和比较优势自主决策。整合海内外中介组织，驻外商务机构、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等各方面信息，实现信息共享。着力培养精于国际资本运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海外管理经验丰富、文化整合能力强的涉外型高级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