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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天我以《树枝不会折断》为题的一组诗在《诗歌报》刊出时，我其实并不清楚与我同在一城的这份报纸在当代诗学版图中的特殊性——在许多年轻诗人心里，甚至是有一些“神圣”的意味——那年我22岁，刚从复旦毕业回合肥工作不久。当时，我跟众声喧哗、风云四起的所谓先锋诗坛相当疏离。多年后，我看到同时期的一个诗人在那个时段累如膝高的疯狂通信后，震惊不已。据说以信论诗，是那几年的常态，我所知最夸张的一例，某人一年曾写了七百多封信与人论诗。说来惭愧，直至今日，我也未曾与任何一人在信件中谈过诗。在复旦的后半段，我的阅读沉浸于博尔赫斯和《五灯会元》中，对同时代汉语诗人少有涉猎。记得那两年，我尤其对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这批美国诗人的深度意象派作品着迷，“树枝不会折断”的诗题，其实来自赖特的同名诗册。
即便是对由《诗歌报》主导、名动江湖的“86大展”，我当时也全然不知。当我和另一个年轻诗人骑着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第一次去拜访与我办公室相距不足两公里的《诗歌报》编辑部时，这位年轻诗人一遍遍抚摸着撒满桌面的稿纸上，那些让他“每一个毛孔都沸腾”的诗人名字，每说一两句话，就要兴奋地从藤椅上站起来一下。而我只是懵懵懂懂地，不断地随着他的动作点头。我确实有些难堪。我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一些在别人眼中算是“传奇”的名字，我闻所未闻。
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陪一拨外省来的诗人到宿州路9号这栋旧楼前。拍照、谈诗、喝啤酒。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忘掉。但一些年轻的面孔，偶尔念起时，仍觉清新清晰、纤毫可辨。有一次集体合影时，发现少了两个诗人，大家焦灼地左等右等，等到他们气喘吁吁赶回时，才知道他们去商场新买了两条白色的围巾。果然醒目。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刻，大家也都明白这栋旧楼，是因为有了《诗歌报》编辑部，才有了灵魂，虽然从未有人觉得这需要说出口。我大概就是以这个方式，结识了不少脾性各异的诗歌绿林中人，对所谓的诗坛格局有了一些了解。最近两年，我依然听到不少诗人说起《树枝不会折断》这组诗，不少人甚至随口能诵那么一两句——从诗艺角度，这组诗稚嫩得很，自是不值多论——但由此可见《诗歌报》在这些诗人心中留下的刻痕之深。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合肥，仍是一座大城镇的框架。土里土气，但淳朴安静。傍晚时的大街也不见几辆汽车，骑自行车可以“大撒把”。我正处在两场恋爱间漫长的空窗期，备感孤独，经常深夜跑到环城路上，踢着落叶围着这小城走一圈。毫无疑问地，《诗歌报》很快成了我内心的一个价值支撑点。我因此有了可以点燃一根烟、坐在河边“务务虚”的一个人、一群人。编辑部开始注意我的写作，有一段时间，把聚光灯持续打在我身上，让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大幅照片登上了封二。这也确实算得上一剂强心针，快速填平了那个时期我心底的怯懦，开始敢于定下神来，诚实地打量与解剖自身。
编辑部的核心人物自然是时任主编蒋维扬老师。当时，他算是全国诗界的焦点人物之一。凡事内敛、不愿张扬的个性与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办报风格集于一身，没法子不吸纳各方的注意力。这种状况，其实是把锋利的“双刃剑”，很快，《诗歌报》就遇到了难以为外人道的种种“险情”。好在每次众人捏一把冷汗时，他总能化险为夷。这也可见蒋老师在复杂状况中的周旋能力之高。到底有何秘诀？这大概没人可以探究得到了。老蒋性格中的宽厚和坦率，他对写作中不同审美方向的包容，他对年轻诗人不遗余力的推举，等等，许多细节至今让我感念。事实上我曾向他求教、求助的远不止写作本身。刚刚工作时遭遇的不适、在选择中的举棋不定等等，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如蒙他允可，我当然愿意把他与我的关系，定性为一种师生关系。这关系最热闹的一幕是，在鞭炮声中，他做了我婚宴上的主婚人。
另几位编辑部的神仙，蓝角、祝凤鸣、韩新东等，年纪志趣相仿、写作进程也大致相近，很快就在闹哄哄的大排档上打成了一片。那几年，大家手上都没钱，彼此请客，有时不点荤菜，就是几瓶啤酒加一碗猪油鸡蛋炒饭。每回聚会，那可真是语皆惊人，人皆疯魔。酒局有时还穿插着牌局，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回头想想，时而纳闷：那些年的日起日落间何以那么漫长，时间在每个人身上的流速何以那么低缓迷人……
有不少学界人士对《诗歌报》的历史进行了严谨而充分的梳理、论述。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承认，《诗歌报》的存在，被视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个人成长中起到过激励作用。作为合肥本土诗人，我受惠于《诗歌报》的当然更多。我自己创作进程中带有点转折意义的一些变化，获益于《诗歌报》相关学术活动的启示，或许有一天我会专门写文章深究这些。但今天我在此零碎记下的，不过是，随着这份报纸早已远去的那些“故我”的体温。
陈先发，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长篇小说《拉魂腔》，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诗歌奖、中国桂冠诗歌奖、诗刊年度奖暨陈子昂诗歌奖等数十种。2015年与北岛等十诗人一起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百年新诗贡献奖”。
即便是对由《诗歌报》主导、名动江湖的“86大展”，我当时也全然不知。当我和另一个年轻诗人骑着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第一次去拜访与我办公室相距不足两公里的《诗歌报》编辑部时，这位年轻诗人一遍遍抚摸着撒满桌面的稿纸上，那些让他“每一个毛孔都沸腾”的诗人名字，每说一两句话，就要兴奋地从藤椅上站起来一下。而我只是懵懵懂懂地，不断地随着他的动作点头。我确实有些难堪。我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一些在别人眼中算是“传奇”的名字，我闻所未闻。
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陪一拨外省来的诗人到宿州路9号这栋旧楼前。拍照、谈诗、喝啤酒。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忘掉。但一些年轻的面孔，偶尔念起时，仍觉清新清晰、纤毫可辨。有一次集体合影时，发现少了两个诗人，大家焦灼地左等右等，等到他们气喘吁吁赶回时，才知道他们去商场新买了两条白色的围巾。果然醒目。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刻，大家也都明白这栋旧楼，是因为有了《诗歌报》编辑部，才有了灵魂，虽然从未有人觉得这需要说出口。我大概就是以这个方式，结识了不少脾性各异的诗歌绿林中人，对所谓的诗坛格局有了一些了解。最近两年，我依然听到不少诗人说起《树枝不会折断》这组诗，不少人甚至随口能诵那么一两句——从诗艺角度，这组诗稚嫩得很，自是不值多论——但由此可见《诗歌报》在这些诗人心中留下的刻痕之深。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合肥，仍是一座大城镇的框架。土里土气，但淳朴安静。傍晚时的大街也不见几辆汽车，骑自行车可以“大撒把”。我正处在两场恋爱间漫长的空窗期，备感孤独，经常深夜跑到环城路上，踢着落叶围着这小城走一圈。毫无疑问地，《诗歌报》很快成了我内心的一个价值支撑点。我因此有了可以点燃一根烟、坐在河边“务务虚”的一个人、一群人。编辑部开始注意我的写作，有一段时间，把聚光灯持续打在我身上，让一个初出茅庐的诗人大幅照片登上了封二。这也确实算得上一剂强心针，快速填平了那个时期我心底的怯懦，开始敢于定下神来，诚实地打量与解剖自身。
编辑部的核心人物自然是时任主编蒋维扬老师。当时，他算是全国诗界的焦点人物之一。凡事内敛、不愿张扬的个性与大刀阔斧、敢为天下先的办报风格集于一身，没法子不吸纳各方的注意力。这种状况，其实是把锋利的“双刃剑”，很快，《诗歌报》就遇到了难以为外人道的种种“险情”。好在每次众人捏一把冷汗时，他总能化险为夷。这也可见蒋老师在复杂状况中的周旋能力之高。到底有何秘诀？这大概没人可以探究得到了。老蒋性格中的宽厚和坦率，他对写作中不同审美方向的包容，他对年轻诗人不遗余力的推举，等等，许多细节至今让我感念。事实上我曾向他求教、求助的远不止写作本身。刚刚工作时遭遇的不适、在选择中的举棋不定等等，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如蒙他允可，我当然愿意把他与我的关系，定性为一种师生关系。这关系最热闹的一幕是，在鞭炮声中，他做了我婚宴上的主婚人。
另几位编辑部的神仙，蓝角、祝凤鸣、韩新东等，年纪志趣相仿、写作进程也大致相近，很快就在闹哄哄的大排档上打成了一片。那几年，大家手上都没钱，彼此请客，有时不点荤菜，就是几瓶啤酒加一碗猪油鸡蛋炒饭。每回聚会，那可真是语皆惊人，人皆疯魔。酒局有时还穿插着牌局，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回头想想，时而纳闷：那些年的日起日落间何以那么漫长，时间在每个人身上的流速何以那么低缓迷人……
有不少学界人士对《诗歌报》的历史进行了严谨而充分的梳理、论述。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承认，《诗歌报》的存在，被视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个人成长中起到过激励作用。作为合肥本土诗人，我受惠于《诗歌报》的当然更多。我自己创作进程中带有点转折意义的一些变化，获益于《诗歌报》相关学术活动的启示，或许有一天我会专门写文章深究这些。但今天我在此零碎记下的，不过是，随着这份报纸早已远去的那些“故我”的体温。
陈先发，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长篇小说《拉魂腔》，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诗歌奖、中国桂冠诗歌奖、诗刊年度奖暨陈子昂诗歌奖等数十种。2015年与北岛等十诗人一起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百年新诗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