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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严明，依法治吏
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之时，中共中央就提出为建立廉洁政府而斗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第四条明确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毛泽东就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延安时期，诸多法令、条例和规定的制定和颁发，既规范了党员干部的行为，促其廉洁自律，又明确了对“新贪官污吏”的严惩举措。这样，边区政府既有法可依，又执法严格。
1935年12月初，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公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更是把反贪污、杜绝浪费、保持清正廉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对于出现的腐败行为立即给予纠正，对于贪污受贿、假公济私等腐败分子，一经发现，无论其职务高低，均予严厉惩处。
在实际行动上，党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惩治贪污腐化分子。仅在1938年—1939年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上，贪污腐化的王华亭、刘润华、黄炜等8名领导干部被开除党籍并依法惩办。其中肖玉璧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身上90多处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但他在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任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公款3000余元。肖玉璧自恃功高，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怎样呢？”林伯渠回答：“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5%，这股风非刹不可！”毛泽东告诉林伯渠：“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于是，肖玉璧被依法判处死刑，从而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起到明显的警示作用。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还先后公布了许多关于干部任用和管理的条例，明确规定，边区各级政府所派之干部，其登记审查、考绩奖惩等均由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 边区政府还提出4条任用干部的标准：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边区政府还规定了对干部奖励和惩戒的办法。正是这样对干部管理考核严格、奖惩分明，边区干部队伍廉洁奉公蔚然成风，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建立监督机制
陕甘宁边区推行廉洁政治，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是密不可分的。为制约腐败分子以权谋私，防止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
一是各级参议会的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代表们对候选人严格进行民主评议，对热心为公者褒，对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淘劣，扶正祛邪。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边区政府要求各级干部都要以公仆的身份，倾听人民的意见，向人民代表报告自己的工作，接受人民的检查和监督，随时克服缺点和错误。三是党内的监督。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精神，加强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此外，边区政府还经常派人到基层检查工作，在各级政府自身检査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具体的、实际的检査和指导，通过检查肯定成绩，表彰先进，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始终将政府置于监督之下，这是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
实行“俸以养廉”的政策
對廉政建设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有清醒的认识。在加强廉政建设、树立廉洁政风的工作中，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并没有采取当时通常采用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把加强法制和民主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和长效机制。
为了使党员干部在建设廉洁政府过程中发挥模范作用，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说，清正廉洁的要求十分明确而严格。
1941年，边区政府把“俸以养廉”的原则写进《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是给各级干部以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他们解决生活之忧，使其得以专心工作;二是使干部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一般人员的生活水平持平，堵住升官即可发财的腐败漏洞，保持了干部的清廉。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
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的需要，也是预防公务人员腐败的有效“防腐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时，明确地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之一，实际上这也是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是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模范。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亲自开荒种地、节衣缩食;他们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同志、对群众却关怀备至;他们言传身教，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陕甘宁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政建设成效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邱宝珊荐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