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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大型教育期刊。它的创刊促成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大讨论，很多问题依然是今天教育界讨论的焦点，许多教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答对现在的教育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教育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活跃于教育思想与实践、融会中西的教育家和文化人，比如，舒新城、沈百英、蒋维乔、沈颐、杜佐周、艾伟、叶公朴、朱经农、陶行知等。这些人的思想深处既有本土教育营养，更多的是汲取国外新教育思想，诸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美国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以及日本学者提出的学科教授法，这些思想是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教育杂志》里包含的教育理念。
一、义务教育、公民教育、农村教育
早在1920年，《教育杂志》上就有介绍“义务教育”的文章。在当时落后的社会背景下，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要强大，没有强大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极力推动呼吁实行义务教育。今天，“义务教育”总算是已经基本实现了，这充分说明该工程的复杂和艰巨。但是，假如没有当时人们的激情和决心，义务教育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公民教育在当时被认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它的责任在于培养合格的人。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也看到了教育的“根本”所在。如果说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人”，那么教育是可悲而可憎的，这样的教育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公民教育并不等于教育的全部，不能因为强调公民教育而掩盖了教育的其他使命。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主题。中国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顾及到这些人，那么中国的教育永远是落后的，也永远不可能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于农村教育的施行，当时有人(胡家健)提出了开展乡村学校的社会中心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在消极方面，就是要打倒学校的‘闭关主义’，要打破‘学校重地，闲人莫进’那种陈腐的思想，在积极方面就是要把乡村学校开放出来，使成为一个乡村社会化的学校，使成为社会一切活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将乡村学校开放出来，农民可以随时进入学校学习。
二、教育的独立性
之所以要求教育成为独立的事业，是因为当时的教育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有人认为教育是附属于政治的，应该为政治服务-也有很多人呼吁教育应该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事业，教育不应该成为政治的“晴雨表”，它应该有独立之品质。虽然，很多人在教育应成为独立事业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解决教育成为独立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学者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其实，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承认教育的独立地位，反对政治对教育的过多干预，但是推开教育的阶级性而单独谈教育的独立则是不妥的。
三、改变教师中心论，提倡学生的主动性
杜威提倡儿童中心论，提倡“从做中学”，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中国的教育界曾轰轰烈烈地搞过各种教育实验，试图将杜威的思想融入我国的教育中。何炳松的文章《教育界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要拆掉三堵墙：一是学校的墙，只要承认“教育即生活”即可拆这堵墙；二是教室的围墙，只要认明学校的任务是“教育”，不仅是“教授”，“教育”与“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包括一个人的生活指各方面，而后者则仅限于一定数量的知识之授受；三是可做围墙的讲台，反对“独人戏”的讲台。同时，一些文章还提出了学生自主、自治运动。我国的教育从古代开始一直是以灌输教育为主，老师的中心地位从未受到过质疑，学生在“师道尊严”的薄冰上中规中矩地接收知识的“洗礼”，这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四、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
当时由于学生学习统一的课程，学生没有选择课程的余地，造成了学生思维的千篇一律，严重缺乏个性和创造性，进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落后必然导致国家落后，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呼吁改变统一的课程，实行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必修课程主要是包括学生的基础性课程，选修课程则根据学生兴趣开设。当时对于实施选修课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态度，主张初级中学必设选修课的当推东南大学的廖世承，他认为初级中学最大的效用在适应个性，倘使没有选科，怎么能够适应个性?朱经农则主张必修与选修结合，但不必减少必修的课时，必修是前提基础，同时他还提出经费、人才是实施选科的问题。虽然很多人积极倡导选修课程，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学校课程大多还是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数量很有限。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在积极地推行选修课程，尤其是高中课程，这对于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行选修课程应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有没有开设选修课的能力，这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挑战。
五、学科教学研究成绩显著
当时不少人从事学科教学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宝贵的成绩。比如丰子恺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建树应该说是当时无人能及的，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对当今的艺术教育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在语文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丰硕的，比如对汉字识字、阅读教学、教材研究、教法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语文教材研究方面，叶圣陶提出：“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不用教科书，也不采用选短章零幅，而是指定许多趣味不同、内容互异的书籍任他们自由阅读。”叶老的这一思想反映了语文学习的特点，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应该让学生广泛的阅读，不要拘于教材的束缚。艾伟是当时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在汉字之心理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对汉字教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杂志》中必然包含一些落后的教育观念。但是瑕不掩瑜，可以说，《教育杂志》充分体现我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激情和理性，是爱国情怀和智慧的结晶，许多地方都值得后人去认真研究和挖掘。
《教育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活跃于教育思想与实践、融会中西的教育家和文化人，比如，舒新城、沈百英、蒋维乔、沈颐、杜佐周、艾伟、叶公朴、朱经农、陶行知等。这些人的思想深处既有本土教育营养，更多的是汲取国外新教育思想，诸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美国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柏克赫斯特的道尔顿制，以及日本学者提出的学科教授法，这些思想是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教育杂志》里包含的教育理念。
一、义务教育、公民教育、农村教育
早在1920年，《教育杂志》上就有介绍“义务教育”的文章。在当时落后的社会背景下，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要强大，没有强大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极力推动呼吁实行义务教育。今天，“义务教育”总算是已经基本实现了，这充分说明该工程的复杂和艰巨。但是，假如没有当时人们的激情和决心，义务教育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公民教育在当时被认为是教育的首要目标，它的责任在于培养合格的人。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也看到了教育的“根本”所在。如果说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人”，那么教育是可悲而可憎的，这样的教育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公民教育并不等于教育的全部，不能因为强调公民教育而掩盖了教育的其他使命。
“农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主题。中国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教育的发展如果没有顾及到这些人，那么中国的教育永远是落后的，也永远不可能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关于农村教育的施行，当时有人(胡家健)提出了开展乡村学校的社会中心运动。“这种运动的目的在消极方面，就是要打倒学校的‘闭关主义’，要打破‘学校重地，闲人莫进’那种陈腐的思想，在积极方面就是要把乡村学校开放出来，使成为一个乡村社会化的学校，使成为社会一切活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将乡村学校开放出来，农民可以随时进入学校学习。
二、教育的独立性
之所以要求教育成为独立的事业，是因为当时的教育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有人认为教育是附属于政治的，应该为政治服务-也有很多人呼吁教育应该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事业，教育不应该成为政治的“晴雨表”，它应该有独立之品质。虽然，很多人在教育应成为独立事业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解决教育成为独立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当时的学者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其实，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承认教育的独立地位，反对政治对教育的过多干预，但是推开教育的阶级性而单独谈教育的独立则是不妥的。
三、改变教师中心论，提倡学生的主动性
杜威提倡儿童中心论，提倡“从做中学”，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中国的教育界曾轰轰烈烈地搞过各种教育实验，试图将杜威的思想融入我国的教育中。何炳松的文章《教育界的墙和我的拆墙主义》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要拆掉三堵墙：一是学校的墙，只要承认“教育即生活”即可拆这堵墙；二是教室的围墙，只要认明学校的任务是“教育”，不仅是“教授”，“教育”与“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包括一个人的生活指各方面，而后者则仅限于一定数量的知识之授受；三是可做围墙的讲台，反对“独人戏”的讲台。同时，一些文章还提出了学生自主、自治运动。我国的教育从古代开始一直是以灌输教育为主，老师的中心地位从未受到过质疑，学生在“师道尊严”的薄冰上中规中矩地接收知识的“洗礼”，这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四、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
当时由于学生学习统一的课程，学生没有选择课程的余地，造成了学生思维的千篇一律，严重缺乏个性和创造性，进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科学落后必然导致国家落后，很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呼吁改变统一的课程，实行选修课程和必修课程。必修课程主要是包括学生的基础性课程，选修课程则根据学生兴趣开设。当时对于实施选修课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态度，主张初级中学必设选修课的当推东南大学的廖世承，他认为初级中学最大的效用在适应个性，倘使没有选科，怎么能够适应个性?朱经农则主张必修与选修结合，但不必减少必修的课时，必修是前提基础，同时他还提出经费、人才是实施选科的问题。虽然很多人积极倡导选修课程，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学校课程大多还是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数量很有限。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在积极地推行选修课程，尤其是高中课程，这对于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实行选修课程应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有没有开设选修课的能力，这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挑战。
五、学科教学研究成绩显著
当时不少人从事学科教学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宝贵的成绩。比如丰子恺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建树应该说是当时无人能及的，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对当今的艺术教育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在语文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是丰硕的，比如对汉字识字、阅读教学、教材研究、教法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在语文教材研究方面，叶圣陶提出：“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不用教科书，也不采用选短章零幅，而是指定许多趣味不同、内容互异的书籍任他们自由阅读。”叶老的这一思想反映了语文学习的特点，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应该让学生广泛的阅读，不要拘于教材的束缚。艾伟是当时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在汉字之心理研究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对汉字教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教育杂志》中必然包含一些落后的教育观念。但是瑕不掩瑜，可以说，《教育杂志》充分体现我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激情和理性，是爱国情怀和智慧的结晶，许多地方都值得后人去认真研究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