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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半个中国都陷入农民战争的烽火之中。地处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县城桐城，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战火的侵袭。自崇祯八年（1635）至十五年（1642）的八年中，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纵横驰骋于楚豫江淮之间，中国的腹心地带为之糜烂。农民军一直想攻克桐城县城，从而为直捣安庆打开通道，所以屡兴大兵来攻，来回拉锯，严重时四野皆“贼”。但是桐城始终如波涛汹涌中的一座岛屿，未被狂澜淹没，因而获“铁打的桐城”之誉。这当然是得力于桐城居民的顽强抗击，同时也与先后两任县令——杨尔铭、张利民调度、处置有方分不开。
据戴名世所著《孑遗录》称，杨尔铭是四川筠连人，以进士分发桐城为县令，时在崇祯七年。他“年少有奇才，为桐七年，民爱之如父母，御寇治兵皆有法度”。表现在哪里呢？那就是紧密与军民合作，积极战守。敌寇来攻，他“与县士夫谋设守，每陴十悬高灯一，二十火毬一，五十置一小炮，百一大炮，谯楼下各贮火器，招募勇士百余人助潘可大守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敌军稍却后，他又与驻军统领史可法谋久远之计，“于是公议三策行之：一立桐标营，立官主之，贼去则侦，贼来则守;一筑拦马墙，绕城外筑土墙，使避难之民居之，内以护城，外以防贼;一立堡寨……乃相视险隘筑堡立寨，立长主之，贼去则耕，贼来则守，而于城四隅各筑炮台”。两军对峙、鏖战，“（官军）深入贼围，大战不决，军中食尽，杨尔铭使人呼于市曰：‘官兵围贼，贼且败矣。军中不暇作食，县人当速济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麦数百车，募壮士强弓劲弩护入军中”。形势稍缓之后，桐城又有“征粮之扰”。杨尔铭没有为考虑“政绩”或讨好上司而搜刮民众，而是以“民死亡过半”为由请户部主事方煜“少缓之”。可是“方煜不从。一日，爾铭方坐公堂，方煜之从者直上扑尔铭于地而手格之。百姓皆忿，噪于方煜署门外。方煜疑变，逾墙走，至诸生王雯耀家，百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也，环王生宅。王生出教尔铭谕众使退”。可见杨尔铭于战况紧急、血雨腥风中还是有一颗体恤百姓之心。所以，当他后来“以卓异征入京师，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尔铭于浮屠老子之宫”。就是做了御史，他还应县人之请，为桐城守军将领黄得功上疏，洗白其“擅杀桐将张宝山”之冤，使得黄被崇祯帝授为“都督兼宫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间”，为取得“桐城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或许正是因为杨尔铭年少英俊，被人们视为奇才，所以在民间逐渐有了传奇色彩，并且愈传愈奇，因此有了一种说法，就是杨可能是一位女扮男装的“花木兰”。清末大学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条云：
定远方浚颐《梦园丛说》云：“叔平言吾邑（按：谓桐城）地当孔道，明季张献忠八次来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众志成城故也。时邑侯为直隶进士杨公尔铭，年甫弱冠，丰姿玉英，貌如处子。而折狱明决，善治军事，赏罚无私，兵民皆严惮之。每出巡城，著小靴，长不及六寸，扶仆从肩，缓缓而行。人多疑为女子，即《聊斋》所志易钗而弁之颜氏也。大约颜、杨音近而讹传之耳。又得凤阳巡抚史可法、庐州守将靖南伯黄得功为外援，献贼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杨公以行取入都。代者为张公，忘其名，办善后，亦极有法。今杨公、张公、史公、黄公皆各有专祠。”按《聊斋》所记颜氏事，初以为小说家装点语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当大敌，至今犹庙食一方，洵奇女子哉。
我读到这条笔记，便于案头取《聊斋》一阅。《颜氏》一开头便说：
顺天某生，家贫，值岁饥，从父之洛。性钝，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仪秀美，能雅谑，善尺牍。见者不知其中之无有也。无何，父母继殁，孑然一身，授童蒙于洛汭，时村中颜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时尝教之读，一过辄记不忘。十数岁，学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学士，惜不弁耳。”钟爱之，期择贵婿。父卒，母执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
颜氏也成了孤女，后经邻妇的穿针引线，与这个“顺天某生”结为夫妇。“朝夕劝生研读”，并亲为表率，无奈丈夫终不开窍，“再试再黜”。日子也过得艰难。颜氏出言责备，丈夫反唇相讥：要是你，恐怕也不过如此。颜氏于是有意“易装相代”;怕为人视破，便与丈夫一起返回顺天，以兄弟相称，连丈夫的亲哥哥亦不能看出其中有什么蹊跷。结果颜氏“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赐归田里”。大致情节如此。这里只有颜氏为官的履历确与杨尔铭相同：“授桐城令”，“掌河南道御史”，而绝不提在战乱中如何守桐城一语。据我判断，杨公即为“颜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试想在这种动荡危急，需亲冒矢石、指挥战守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况下，杨公果真是一个女儿身的话，要想不露出破绽是绝无可能的。话再说回来，蒲松龄如知有守桐城之如此壮烈残酷的一幕，也不会不写入文中的。
以张献忠之凶悍狡黠，八年间屡屡侵犯桐城，而桐城以一蕞尔小城竟能固若金汤，岿然不动，这倒确实是奇迹一桩。这奇迹的创造，乃得之于各方“合力”即所谓“众志成城”。这一结果，使得张献忠之“誓必破桐”豪言成空，甚至只得在野外而不是在城里搭台庆祝他的三十四岁生辰。据说这是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十日的事，其时张所部各营将领云集，“碗酒大肉席地”称上寿，并有梨园子弟演出《过五关斩六将》、《韩世忠擒王》、《尉迟公三鞭换二锏》三出戏。堂上还挂着大幅寿联：“上天命明君，曾见黄河清此日;人间寿新主，争似嵩岳祝千秋。”“辟江左以奠基，欢同万国;跨海内而定鼎，寿祝千秋。”口气是很豪壮的，这样的对联可谓堂皇至极，然而连一个小小的桐城也进不去，却堂而皇之地称“明君”、“新主”，道“奠基”、“定鼎”，岂不令人齿冷！或许这时他还想不到两年后，他仍然要在桐城碰一个大大的钉子，《孑遗录》中有一节文字记录此事甚详：
黄（得功）将军至城下，献忠已走数里矣。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何相扼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头耳，何公侯为也！”急击之，贼大败，献忠走，黄将军纵马追之，而贼以辎重马牛遗民男女塞道，追少缓，逸走。
而这在张献忠已是故伎重施，上一次他差一点就被这位黄得功将军俘获，也是“多弃牛马于隘以塞道”，方得逃脱。看来，他在桐城的“运气”真是不佳。而桐城这样一座素来以“文风很盛”闻名遐迩的小城，却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简直出人意料，无怪至今为乡里所艳称。
据戴名世所著《孑遗录》称，杨尔铭是四川筠连人，以进士分发桐城为县令，时在崇祯七年。他“年少有奇才，为桐七年，民爱之如父母，御寇治兵皆有法度”。表现在哪里呢？那就是紧密与军民合作，积极战守。敌寇来攻，他“与县士夫谋设守，每陴十悬高灯一，二十火毬一，五十置一小炮，百一大炮，谯楼下各贮火器，招募勇士百余人助潘可大守城”。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敌军稍却后，他又与驻军统领史可法谋久远之计，“于是公议三策行之：一立桐标营，立官主之，贼去则侦，贼来则守;一筑拦马墙，绕城外筑土墙，使避难之民居之，内以护城，外以防贼;一立堡寨……乃相视险隘筑堡立寨，立长主之，贼去则耕，贼来则守，而于城四隅各筑炮台”。两军对峙、鏖战，“（官军）深入贼围，大战不决，军中食尽，杨尔铭使人呼于市曰：‘官兵围贼，贼且败矣。军中不暇作食，县人当速济之！’于是人家各炊熟米麦数百车，募壮士强弓劲弩护入军中”。形势稍缓之后，桐城又有“征粮之扰”。杨尔铭没有为考虑“政绩”或讨好上司而搜刮民众，而是以“民死亡过半”为由请户部主事方煜“少缓之”。可是“方煜不从。一日，爾铭方坐公堂，方煜之从者直上扑尔铭于地而手格之。百姓皆忿，噪于方煜署门外。方煜疑变，逾墙走，至诸生王雯耀家，百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也，环王生宅。王生出教尔铭谕众使退”。可见杨尔铭于战况紧急、血雨腥风中还是有一颗体恤百姓之心。所以，当他后来“以卓异征入京师，授御史。桐人攀挽涕泣，祀尔铭于浮屠老子之宫”。就是做了御史，他还应县人之请，为桐城守军将领黄得功上疏，洗白其“擅杀桐将张宝山”之冤，使得黄被崇祯帝授为“都督兼宫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间”，为取得“桐城保卫战”的胜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或许正是因为杨尔铭年少英俊，被人们视为奇才，所以在民间逐渐有了传奇色彩，并且愈传愈奇，因此有了一种说法，就是杨可能是一位女扮男装的“花木兰”。清末大学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中有一条云：
定远方浚颐《梦园丛说》云：“叔平言吾邑（按：谓桐城）地当孔道，明季张献忠八次来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众志成城故也。时邑侯为直隶进士杨公尔铭，年甫弱冠，丰姿玉英，貌如处子。而折狱明决，善治军事，赏罚无私，兵民皆严惮之。每出巡城，著小靴，长不及六寸，扶仆从肩，缓缓而行。人多疑为女子，即《聊斋》所志易钗而弁之颜氏也。大约颜、杨音近而讹传之耳。又得凤阳巡抚史可法、庐州守将靖南伯黄得功为外援，献贼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杨公以行取入都。代者为张公，忘其名，办善后，亦极有法。今杨公、张公、史公、黄公皆各有专祠。”按《聊斋》所记颜氏事，初以为小说家装点语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当大敌，至今犹庙食一方，洵奇女子哉。
我读到这条笔记，便于案头取《聊斋》一阅。《颜氏》一开头便说：
顺天某生，家贫，值岁饥，从父之洛。性钝，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仪秀美，能雅谑，善尺牍。见者不知其中之无有也。无何，父母继殁，孑然一身，授童蒙于洛汭，时村中颜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时尝教之读，一过辄记不忘。十数岁，学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学士，惜不弁耳。”钟爱之，期择贵婿。父卒，母执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
颜氏也成了孤女，后经邻妇的穿针引线，与这个“顺天某生”结为夫妇。“朝夕劝生研读”，并亲为表率，无奈丈夫终不开窍，“再试再黜”。日子也过得艰难。颜氏出言责备，丈夫反唇相讥：要是你，恐怕也不过如此。颜氏于是有意“易装相代”;怕为人视破，便与丈夫一起返回顺天，以兄弟相称，连丈夫的亲哥哥亦不能看出其中有什么蹊跷。结果颜氏“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赐归田里”。大致情节如此。这里只有颜氏为官的履历确与杨尔铭相同：“授桐城令”，“掌河南道御史”，而绝不提在战乱中如何守桐城一语。据我判断，杨公即为“颜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试想在这种动荡危急，需亲冒矢石、指挥战守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况下，杨公果真是一个女儿身的话，要想不露出破绽是绝无可能的。话再说回来，蒲松龄如知有守桐城之如此壮烈残酷的一幕，也不会不写入文中的。
以张献忠之凶悍狡黠，八年间屡屡侵犯桐城，而桐城以一蕞尔小城竟能固若金汤，岿然不动，这倒确实是奇迹一桩。这奇迹的创造，乃得之于各方“合力”即所谓“众志成城”。这一结果，使得张献忠之“誓必破桐”豪言成空，甚至只得在野外而不是在城里搭台庆祝他的三十四岁生辰。据说这是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十日的事，其时张所部各营将领云集，“碗酒大肉席地”称上寿，并有梨园子弟演出《过五关斩六将》、《韩世忠擒王》、《尉迟公三鞭换二锏》三出戏。堂上还挂着大幅寿联：“上天命明君，曾见黄河清此日;人间寿新主，争似嵩岳祝千秋。”“辟江左以奠基，欢同万国;跨海内而定鼎，寿祝千秋。”口气是很豪壮的，这样的对联可谓堂皇至极，然而连一个小小的桐城也进不去，却堂而皇之地称“明君”、“新主”，道“奠基”、“定鼎”，岂不令人齿冷！或许这时他还想不到两年后，他仍然要在桐城碰一个大大的钉子，《孑遗录》中有一节文字记录此事甚详：
黄（得功）将军至城下，献忠已走数里矣。将军追及之，献忠呼曰：“黄将军，何相扼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勿杀，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头耳，何公侯为也！”急击之，贼大败，献忠走，黄将军纵马追之，而贼以辎重马牛遗民男女塞道，追少缓，逸走。
而这在张献忠已是故伎重施，上一次他差一点就被这位黄得功将军俘获，也是“多弃牛马于隘以塞道”，方得逃脱。看来，他在桐城的“运气”真是不佳。而桐城这样一座素来以“文风很盛”闻名遐迩的小城，却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简直出人意料，无怪至今为乡里所艳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