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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艺在现代机械面前，破败得摧枯拉朽，让人回不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工匠精神无疑有相当难度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是出售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等，这些说到底，都是与土地打交道。中长期看，一个家庭种什么，结果都一样。偶尔会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后，市场已经局部放开，我们川西老家的中药材川芎一度卖到三四十块钱一斤，一亩地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那一年种上川芎的，激动万分，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没有种植的擂胸顿足，痛失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
不过这些都是“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除了种地谋生，更可靠的是学一门手艺。成为一名工匠，才是不错的选择。
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是农村生活经常需要的，学的人最多。每个匠种对人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对人的聪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解匠”的“解”在方言中读如“改”，是两个人用五尺来长的大锯，将原木抬上木架固定好，然后锯成板材。这个活计属重体力活，身体瘦弱的成都诗人流沙河“文革”期间被遣回原籍的木材加工厂，累死累活地干了近10年解匠；石匠主要是把石头加工成生活或生产工具。
地位最高、最具严格师承关系的是木匠。木匠分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负责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负责做木制家具。要把为数众多、各种规格、各种形状的木头加工打磨好，然后严丝合缝地榫接在一起，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钉子用多了是受人鄙视的，往往被人讥为“钉子木匠”。没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几乎不可能学会木匠活。因此学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农村青年。学成之后，在主人家不仅干活，而且负责设计房屋和图纸，按天计酬，供应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师傅多不愿意收为徒弟，即便勉强学完，将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
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学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环境不如木匠干净，但这个活与木匠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它讲究砌墙打地竖直横平，砖缝看上去是一条直线，不像木匠那么繁杂。当然也有绝活，比如砌灶头，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不旺火，太耗费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却能让人称心如意，节省柴禾还火旺。
学雕匠和石匠的要少得多，主要是活少，竞争也不激烈，所以他们的活多显得有些粗糙，没有特殊要求，主人家也是将就了事。
解匠往往是双人组合。他们在木架前面对面站着，手臂一左一右拉送一整天，枯燥乏味，而且还不能把木板锯得起伏不平，因此要有一身好力气、好眼力。
上述五匠人员更重要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干五匠的活，多半是在农闲时期；农忙时节，主人家也不大会安排修房造屋做家具等。在人民公社时代，五匠人员从事五匠劳作也须在农闲时节，农忙时候不服从生产队安排外出做工，非但挣不到工分，而且要受到处罚，折中的办法是向生产队缴纳现金。改革开放后的那些年没有这些限制了，经济迅速发展，五匠人员重新活跃起来，而且不限于本乡本土，一些人到城里、到外地去承包工地，很快成了包工头。
第一批包工头主要是泥水匠。这是因为，城里的土木工程不仅已经设计好施工图纸，而且已经使用动力设施，木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泥水匠的需求无比强劲，其地位脱颖而出，其中头脑灵活的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或承包商。第一批百万富翁，多是泥水匠出身。这批人中的极少数，如果没有被市场淘汰，幸存下来的后来多拉起了建筑公司，家产巨亿的，所在多有。
乡下的木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前不怎么瞧得上的泥水匠发财致富。他们要么在家乡给农民做做门窗，要么在工地上做做模板，小日子也算过得去。20世纪90年代，一种多用途的小型电动木器加工机器迅速普及，木匠活不再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训练，只需要几个月乃至更短时间就可以上手。更要命的是，现代家具厂迅速建立，产品光滑油亮，图案现代时尚，而传统实木手工家具无论从设计到做工，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因此迅速落败。房屋建造中木料使用也大幅减少，塑钢窗和订制门，使传统木匠彻底失去市场。
随着电动工具用于木头和石头雕刻，雕匠和石匠的传统手艺也迅速落败。电动带锯的到来，使开出来的木板又平又直又快，解匠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的老家，老派工匠正在老去，传统手艺正在消失。而在更早工业化的江南一带，其他传统工匠的消失要更早一些。前些日子在上海朱家角古镇，我遇到一位快60岁的制匾人，他早先也是木匠出身，祖传的手艺，到他这一代就没有生意了。十几年前他索性改做牌匾，他的儿子宁愿到公司里去做一个收入不高的“白领”，也不愿意继承他的祖传技艺。
传统手艺在现代机械面前，破败得摧枯拉朽，让人回不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工匠精神无疑有相当难度。
中国的传统工匠与西方不同。在西方，科学一开始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活动，后来逐渐产生实验科学。在实验科学中，工匠传统开始融入进来，科学与技术逐渐合流，技术有理论化的强劲动力，反过来使技术更为坚实、更能明白提升方向。
但是中国的传统工匠当其作为官方的“匠户”时，政治身份较低，多为一种被迫的劳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不充分。而民间的工匠，由于技艺是吃饭的本钱，师父往往信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教条，向徒弟保密是天然的，这导致技艺高度“私有化”“个体化”，整体提升很难。因之，当今天传统工匠的技艺失传之时，在民间并没有多少人觉得惋惜，也很少人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财富。
（作者为专栏作家）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是出售农副产品：粮食、经济作物和牲畜等，这些说到底，都是与土地打交道。中长期看，一个家庭种什么，结果都一样。偶尔会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后，市场已经局部放开，我们川西老家的中药材川芎一度卖到三四十块钱一斤，一亩地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那一年种上川芎的，激动万分，说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没有种植的擂胸顿足，痛失百年一遇的发财机会。
不过这些都是“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除了种地谋生，更可靠的是学一门手艺。成为一名工匠，才是不错的选择。
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是农村生活经常需要的，学的人最多。每个匠种对人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对人的聪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解匠”的“解”在方言中读如“改”，是两个人用五尺来长的大锯，将原木抬上木架固定好，然后锯成板材。这个活计属重体力活，身体瘦弱的成都诗人流沙河“文革”期间被遣回原籍的木材加工厂，累死累活地干了近10年解匠；石匠主要是把石头加工成生活或生产工具。
地位最高、最具严格师承关系的是木匠。木匠分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负责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负责做木制家具。要把为数众多、各种规格、各种形状的木头加工打磨好，然后严丝合缝地榫接在一起，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钉子用多了是受人鄙视的，往往被人讥为“钉子木匠”。没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几乎不可能学会木匠活。因此学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农村青年。学成之后，在主人家不仅干活，而且负责设计房屋和图纸，按天计酬，供应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师傅多不愿意收为徒弟，即便勉强学完，将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
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学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环境不如木匠干净，但这个活与木匠比起来，要容易得多。它讲究砌墙打地竖直横平，砖缝看上去是一条直线，不像木匠那么繁杂。当然也有绝活，比如砌灶头，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不旺火，太耗费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头，却能让人称心如意，节省柴禾还火旺。
学雕匠和石匠的要少得多，主要是活少，竞争也不激烈，所以他们的活多显得有些粗糙，没有特殊要求，主人家也是将就了事。
解匠往往是双人组合。他们在木架前面对面站着，手臂一左一右拉送一整天，枯燥乏味，而且还不能把木板锯得起伏不平，因此要有一身好力气、好眼力。
上述五匠人员更重要的身份是农民。他们干五匠的活，多半是在农闲时期；农忙时节，主人家也不大会安排修房造屋做家具等。在人民公社时代，五匠人员从事五匠劳作也须在农闲时节，农忙时候不服从生产队安排外出做工，非但挣不到工分，而且要受到处罚，折中的办法是向生产队缴纳现金。改革开放后的那些年没有这些限制了，经济迅速发展，五匠人员重新活跃起来，而且不限于本乡本土，一些人到城里、到外地去承包工地，很快成了包工头。
第一批包工头主要是泥水匠。这是因为，城里的土木工程不仅已经设计好施工图纸，而且已经使用动力设施，木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泥水匠的需求无比强劲，其地位脱颖而出，其中头脑灵活的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者或承包商。第一批百万富翁，多是泥水匠出身。这批人中的极少数，如果没有被市场淘汰，幸存下来的后来多拉起了建筑公司，家产巨亿的，所在多有。
乡下的木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此前不怎么瞧得上的泥水匠发财致富。他们要么在家乡给农民做做门窗，要么在工地上做做模板，小日子也算过得去。20世纪90年代，一种多用途的小型电动木器加工机器迅速普及，木匠活不再需要三五年时间的训练，只需要几个月乃至更短时间就可以上手。更要命的是，现代家具厂迅速建立，产品光滑油亮，图案现代时尚，而传统实木手工家具无论从设计到做工，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因此迅速落败。房屋建造中木料使用也大幅减少，塑钢窗和订制门，使传统木匠彻底失去市场。
随着电动工具用于木头和石头雕刻，雕匠和石匠的传统手艺也迅速落败。电动带锯的到来，使开出来的木板又平又直又快，解匠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的老家，老派工匠正在老去，传统手艺正在消失。而在更早工业化的江南一带，其他传统工匠的消失要更早一些。前些日子在上海朱家角古镇，我遇到一位快60岁的制匾人，他早先也是木匠出身，祖传的手艺，到他这一代就没有生意了。十几年前他索性改做牌匾，他的儿子宁愿到公司里去做一个收入不高的“白领”，也不愿意继承他的祖传技艺。
传统手艺在现代机械面前，破败得摧枯拉朽，让人回不过神来。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工匠精神无疑有相当难度。
中国的传统工匠与西方不同。在西方，科学一开始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活动，后来逐渐产生实验科学。在实验科学中，工匠传统开始融入进来，科学与技术逐渐合流，技术有理论化的强劲动力，反过来使技术更为坚实、更能明白提升方向。
但是中国的传统工匠当其作为官方的“匠户”时，政治身份较低，多为一种被迫的劳动，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不充分。而民间的工匠，由于技艺是吃饭的本钱，师父往往信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教条，向徒弟保密是天然的，这导致技艺高度“私有化”“个体化”，整体提升很难。因之，当今天传统工匠的技艺失传之时，在民间并没有多少人觉得惋惜，也很少人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财富。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