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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运的杰出战士。1898年6月17日生于江苏常州西仓街外祖父家。1915年8月，年仅17岁的他考取北京大学法科预科，离开家乡外出艰难求学。同年12月，他转考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班，1916年1月进入北洋大学学习。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是天津地区的积极分子，与周恩来等接触密切。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18年夏天，张太雷借暑假回常州老家与陆静华结婚。此后每逢假期便回常州操持家务，教妻子认字和讲一些革命道理。陆静华经过自学，从粗识文字到能写信读报、读古典文学作品，还学会了刺绣和缝纫。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女儿张西屏、张西蕾，儿子张一阳。
1921年1月，张太雷第一次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联伊尔库兹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共早期组织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登上共产国际大舞台。途中给妻子陆静华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信，把他的思念之情，他的抱负和期待，倾吐其中。他写道：“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我决计外国去游学”，将来你们“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他曲折地吐露心声：他要为祖国，也包括自己家庭未来的幸福去斗争。回国后的张太雷为谋永远的幸福，继续斗争在革命的最前线，他牺牲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年仅29岁。
陆静华按照张太雷“不要依靠他人”的嘱托，默默挑起侍奉婆母和教养子女的重担，引导子女走上父亲所走的革命道路。
张太雷的儿子张一阳，1923年12月23日出生，那天正好是冬至，张太雷用《易经》中“冬至一阳生”为其取名一阳，寄托着“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革命信念。张一阳，字燧棠，家里人称他棠棠，姐姐们叫他棠弟。张一阳对父亲几乎没有清晰的印象，他从母亲的讲述中了解到了父亲的生活片断及其品格。由于家庭困难，他从小就和姐姐们做些糊火柴盒之类的手工劳动，贴补家用。初中毕业后，不满14岁的他偷偷跑到协丰油厂当学徒，苦活脏活都干，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陆静华很是心疼，不准他去干活。他瞪大眼睛，认真地说：“我长大了，要养活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太雷的二女儿张西蕾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关切他们家的情况，当面交待陈毅立即派人到常州把他们全家接来皖南，然后送往延安。陈毅派军需处主任吴师孟到常州找到陆静华，但她因婆母瘫痪在床无法离开，吴师孟看着此情此景，一时无法作答，只能回皖南向组织上汇报。吴师孟常州此行，却成就了另一桩事。张一阳与萃昌豆行的张建林是老相识，便介绍吴师孟认识了张建林，一来二往，从认识到相知，吴师孟利用张建林在萃昌豆行工作的便利设立了交通站，新四军同志秘密路过常州有了落脚点。后来，组织上给陆静华的生活费有几次也是经张建林转交的。
陆静华无法去皖南，但不满16岁的张一阳却下决心要跟吴师孟去参加革命，吴劝说无用，只好答应。那天早晨，张一阳没有回家向祖母和母亲告别，直接从协丰油厂跑到码头上了船。陆静华闻讯赶到码头，船刚离岸。她只好将一只包裹扔给张一阳，大声喊着：“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张一阳使劲点着头，抱着包裹，面对码头磕头。船开远了，陆静华仍然伫立码头，不忍离去，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今日一别，何时才能再见到心爱的儿子？
张一阳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学习，过着紧张而愉快的生活。清晨，参加早操；白天，听课或军训；夜晚，在菜油灯下聚精会神地整理笔记，抄写学习参考材料。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大家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有人问他：你是先烈后代，为什么也跑来了？他不假思索地说：“教导队的学习，使我得到锻炼，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在晚上加派岗哨，干部轮流查哨。因张一阳年幼体弱，队领导没有派他去查哨。经张一阳再三要求，队领导只得批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查哨。每次查哨，他总是很积极，好像又学会了一项本领。在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张一阳进步很快，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教导总队学习期满后，组织上要把张一阳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但他坚决要求到前线去锻炼。后来被分配到二支队教导队一个连队当政治干事。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先行撤离，但他不肯，赶了几十里山路到新四军军部找到二姐说：“我已长大，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因是张太雷儿子就特殊化，我要跟部队一起行动。”张西蕾给了他一床被子，再三嘱咐，姐弟俩就此告别。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张一阳所在部队担任掩护新四军军部机关突围的任务，在激战中，大部分指战员光荣牺牲，一部分被俘。张一阳也被俘了，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在那里，难友们不断鼓励他，坚定革命意志，不要暴露和承认自己是张太雷的儿子。他每次都回答说：“请你们放心，请你们相信我！”
在集中营非人生活的折磨下，本来就瘦弱的张一阳，染上了回归热，高烧不退。当敌人终于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时，便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病的“606”针剂，一手拿着“悔过书”，对他进行诱降：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给你打针，送医院治疗。处在高烧中的张一阳，躺在地铺上，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背对着敌人，坚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恼羞成怒的敌人不给他水喝，更不给治病，把他和徐一非等患病的难友关到一个柴房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张一阳身体最弱，病情日趋严重。他自知即将离开人世，掏出二姐送给他的已没有笔杆的新华牌钢笔尖，咬下手上的两片指甲，断断续续地对徐一非说：“将来你若能出去，这两件东西交给我二姐，留作纪念，为我报仇。”他牺牲前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中还不忘奋勇杀敌，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杀呀！消灭敌人呀……”他年轻的躯体在疾病的折磨和特务的虐待下由高热而渐渐地冷却。
张一阳和他的父亲一样，遗体是谁葬的，何时葬的，葬在哪里，至今仍是个谜。他的具体牺牲日期，也没人说得清楚，只知道是1941年秋，还不满18岁。张太雷、张一阳以热血沃出民族自由之花。
2000年4月1日晚，笔者来到江西上饶，第二天就去南郊寻访集中营旧址，凭吊集中营烈士陵园，参观集中营烈士纪念馆。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所以那天去参观的人很多，特别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为关押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而设立的法西斯式的人间地狱。四周架设铁丝网，岗哨林立，在周围30里以内设置警戒圈，戒备森严。有近200位新四军指战员牺牲在这座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旧址现在只有茅家岭一处了。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茅家岭建立烈士陵园，修建烈士墓、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正面刻有周恩来题写的“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九个鎏金大字，气势雄伟。纪念馆坐东朝西，通体白色，呈长方形，庄严厚重，馆名由曾经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题写。纪念馆设四个展室，张一阳的事迹陈列在第四展室早期殉难者部分，内容虽高度浓缩，却令人肃然起敬。正是：“上饶集中营，拘留尽群英。”“多少英雄汉，就地遭非刑，青山埋白骨，绿水吊忠魂。”
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虔诚地宣誓：时刻准备着……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张太雷外出艰难求学时，张一阳投身革命时比这些少先队员们大不了多少，然而为了谋永远的幸福，张太雷、张一阳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责编 王燕萍）
1918年夏天，张太雷借暑假回常州老家与陆静华结婚。此后每逢假期便回常州操持家务，教妻子认字和讲一些革命道理。陆静华经过自学，从粗识文字到能写信读报、读古典文学作品，还学会了刺绣和缝纫。他们育有两女一子，女儿张西屏、张西蕾，儿子张一阳。
1921年1月，张太雷第一次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联伊尔库兹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共早期组织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登上共产国际大舞台。途中给妻子陆静华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信，把他的思念之情，他的抱负和期待，倾吐其中。他写道：“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我决计外国去游学”，将来你们“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他曲折地吐露心声：他要为祖国，也包括自己家庭未来的幸福去斗争。回国后的张太雷为谋永远的幸福，继续斗争在革命的最前线，他牺牲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年仅29岁。
陆静华按照张太雷“不要依靠他人”的嘱托，默默挑起侍奉婆母和教养子女的重担，引导子女走上父亲所走的革命道路。
张太雷的儿子张一阳，1923年12月23日出生，那天正好是冬至，张太雷用《易经》中“冬至一阳生”为其取名一阳，寄托着“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革命信念。张一阳，字燧棠，家里人称他棠棠，姐姐们叫他棠弟。张一阳对父亲几乎没有清晰的印象，他从母亲的讲述中了解到了父亲的生活片断及其品格。由于家庭困难，他从小就和姐姐们做些糊火柴盒之类的手工劳动，贴补家用。初中毕业后，不满14岁的他偷偷跑到协丰油厂当学徒，苦活脏活都干，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陆静华很是心疼，不准他去干活。他瞪大眼睛，认真地说：“我长大了，要养活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太雷的二女儿张西蕾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关切他们家的情况，当面交待陈毅立即派人到常州把他们全家接来皖南，然后送往延安。陈毅派军需处主任吴师孟到常州找到陆静华，但她因婆母瘫痪在床无法离开，吴师孟看着此情此景，一时无法作答，只能回皖南向组织上汇报。吴师孟常州此行，却成就了另一桩事。张一阳与萃昌豆行的张建林是老相识，便介绍吴师孟认识了张建林，一来二往，从认识到相知，吴师孟利用张建林在萃昌豆行工作的便利设立了交通站，新四军同志秘密路过常州有了落脚点。后来，组织上给陆静华的生活费有几次也是经张建林转交的。
陆静华无法去皖南，但不满16岁的张一阳却下决心要跟吴师孟去参加革命，吴劝说无用，只好答应。那天早晨，张一阳没有回家向祖母和母亲告别，直接从协丰油厂跑到码头上了船。陆静华闻讯赶到码头，船刚离岸。她只好将一只包裹扔给张一阳，大声喊着：“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张一阳使劲点着头，抱着包裹，面对码头磕头。船开远了，陆静华仍然伫立码头，不忍离去，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今日一别，何时才能再见到心爱的儿子？
张一阳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四队学习，过着紧张而愉快的生活。清晨，参加早操；白天，听课或军训；夜晚，在菜油灯下聚精会神地整理笔记，抄写学习参考材料。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大家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有人问他：你是先烈后代，为什么也跑来了？他不假思索地说：“教导队的学习，使我得到锻炼，懂得不少革命道理。”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在晚上加派岗哨，干部轮流查哨。因张一阳年幼体弱，队领导没有派他去查哨。经张一阳再三要求，队领导只得批准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查哨。每次查哨，他总是很积极，好像又学会了一项本领。在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张一阳进步很快，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教导总队学习期满后，组织上要把张一阳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但他坚决要求到前线去锻炼。后来被分配到二支队教导队一个连队当政治干事。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先行撤离，但他不肯，赶了几十里山路到新四军军部找到二姐说：“我已长大，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因是张太雷儿子就特殊化，我要跟部队一起行动。”张西蕾给了他一床被子，再三嘱咐，姐弟俩就此告别。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张一阳所在部队担任掩护新四军军部机关突围的任务，在激战中，大部分指战员光荣牺牲，一部分被俘。张一阳也被俘了，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在那里，难友们不断鼓励他，坚定革命意志，不要暴露和承认自己是张太雷的儿子。他每次都回答说：“请你们放心，请你们相信我！”
在集中营非人生活的折磨下，本来就瘦弱的张一阳，染上了回归热，高烧不退。当敌人终于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时，便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病的“606”针剂，一手拿着“悔过书”，对他进行诱降：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给你打针，送医院治疗。处在高烧中的张一阳，躺在地铺上，根本不予理睬，轻蔑地背对着敌人，坚持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恼羞成怒的敌人不给他水喝，更不给治病，把他和徐一非等患病的难友关到一个柴房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张一阳身体最弱，病情日趋严重。他自知即将离开人世，掏出二姐送给他的已没有笔杆的新华牌钢笔尖，咬下手上的两片指甲，断断续续地对徐一非说：“将来你若能出去，这两件东西交给我二姐，留作纪念，为我报仇。”他牺牲前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中还不忘奋勇杀敌，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杀呀！消灭敌人呀……”他年轻的躯体在疾病的折磨和特务的虐待下由高热而渐渐地冷却。
张一阳和他的父亲一样，遗体是谁葬的，何时葬的，葬在哪里，至今仍是个谜。他的具体牺牲日期，也没人说得清楚，只知道是1941年秋，还不满18岁。张太雷、张一阳以热血沃出民族自由之花。
2000年4月1日晚，笔者来到江西上饶，第二天就去南郊寻访集中营旧址，凭吊集中营烈士陵园，参观集中营烈士纪念馆。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所以那天去参观的人很多，特别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为关押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而设立的法西斯式的人间地狱。四周架设铁丝网，岗哨林立，在周围30里以内设置警戒圈，戒备森严。有近200位新四军指战员牺牲在这座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旧址现在只有茅家岭一处了。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茅家岭建立烈士陵园，修建烈士墓、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正面刻有周恩来题写的“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九个鎏金大字，气势雄伟。纪念馆坐东朝西，通体白色，呈长方形，庄严厚重，馆名由曾经被囚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老战士赖少其题写。纪念馆设四个展室，张一阳的事迹陈列在第四展室早期殉难者部分，内容虽高度浓缩，却令人肃然起敬。正是：“上饶集中营，拘留尽群英。”“多少英雄汉，就地遭非刑，青山埋白骨，绿水吊忠魂。”
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虔诚地宣誓：时刻准备着……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张太雷外出艰难求学时，张一阳投身革命时比这些少先队员们大不了多少，然而为了谋永远的幸福，张太雷、张一阳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为之奋斗的事业。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