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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货币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用一句看起来费解的话表达了对货币的理解: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意思是说,货币本身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不论它是商品还非商品,也不论它是黄金,还是纸制的票子及记录在册的数字,只要人们赋予它货币的职能,认定它具有衡量其他商品和劳务价值大小、能够交换别的商品和劳务、能够用来支付债务等职能,它就是货币。
这里涉及到现代货币的价值基础的问题。现代货币是由各国发行的国家纸币,其价值基础就是各个发行国的商品和劳务量,或者说是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持有这种货币者,与其说持有的是货币,不如说是持有对于这个国家商品和劳务的索取权更准确。如持有美元纸币,就是持有了交换美国商品和劳务的权力。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在货币发行数量有度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就越能够得到足够大的价值支持,它就越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相反,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或是超过经济实力发行纸币,这种货币就只代表很少的商品和劳务量,或是根本不代表商品和劳务量,这时的纸币就是废纸一张,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的问题。
因此,现代货币形式上可以是纸制或数字的,但它无法脱离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基础,无法脱离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纸币就只是一张纸。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换言之,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是实实在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这种货币商品“固定地”作为“一般等价物”,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因而它是“特殊商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石头、贝壳、烟草、金银等实在商品都充当过货币,至今黄金也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它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谈到过纸币这类货币的形式问题。他明确认为,纸币本身不是货币,而只是货币的符号,它只是代表商品货币或金银货币来行使货币的部分职能而已,即作为贸易的中介,代替货币来行使流通手段的职能。由于商品货币或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人们只是使用它们作为中介完成交易,而不是一定要得到货币的真实价值,这个中介完全可以是符号性的替代物,这就导致了纸币这种符号货币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纸币这一类的符号货币,都是由商品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衍生出来的。我们不应当将货币的形式与货币本质混同起来,也不应当将货币某些职能产生的符号或代表物与货币本身混同起来。
如果将现代纸币看成是商品货币和金银货币的符号,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定义在今天仍然成立。相应地,我们就可以运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来理解和评说现实货币问题。但是,现代货币形式的丰富性,特别是它与商品货币和金银货币之间关系的直接关联度减弱,使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货币定义进行补充和完善,笔者也做过这方面的探索。因货币新定义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存而不论。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揭示的货币本质,必须是属于“商品”的——如果不是直接的商品,例如不是金银,那么,就必须是以商品和劳务价值为支持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支持基础,印制得再精美的纸票,也只是纸片,不是货币。因此,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从货币本质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现代货币的非商品性或自身无价值性,进而解释现实的货币问题。
此处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在现代货币已经完全形式化为纸币或数字货币的格局下,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的支持要求,如同铁律一样,不可或缺。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分的是,现实世界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让现代货币脱离商品和劳务价值支持的基础,制造出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经济和社会灾难。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占主流地位的某种现代西方货币理论的肤浅,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利用美元货币的“双重性”,即美元既是美国本土的国家货币,又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的两重特征,实施了严重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之前,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往来实际上是以黄金作为货币来进行的。各国发行的货币都以黄金为基础,各种货币与黄金之间保持着相当严格的比率关系,那时的国别货币,不过是黄金的符号而已。由于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固定,美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世界性货币,实际上也就是黄金货币。一句话,当时世界范围内的货币,都是完全属于黄金货币或商品货币的。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的理论定义,得到了现实生活最直接的证实。
早期的西方主要货币理论,也都是以黄金本位或商品本体为基础的,虽然基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信仰,一些理论对于货币的本质是“商品”并不认同或并不完全认同。就是后来改变了初衷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早期也是认同黄金本位货币和商品本位货币的,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商品劳务对于货币价值支持的基础理论。
然而,西方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特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似乎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导致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理论渐渐地强盛起来,成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占领了西方理论阵地,并且深入演化进了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如此一来,货币这个可以用作“干预工具”的东西,若还是束缚在黄金基础之上,与黄金保持固定的价格关系,国家就无法运用货币这个工具来对经济进行干预了。换言之,遵循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原则,就必须让货币脱离黄金基础,变换成为人们手中把玩的玩物。这样,货币就开始了它离开黄金基础的新史,成为由某个机构来决定发行多少的现代纸币。潜在地,现代纸币也开始了它脱离现实商品和劳务价值支持基础的历史。
美国本土产生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从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中,认定他们看到了货币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弗里德曼看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主要是货币政策不当,或者说是货币紧缩造成的。这种强调货币对于经济调控作用的理论,推动了“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这种理论强调对货币数量进行管理来达到宏观调控经济的目的,黄金本位的货币基础就自然而然地要废除了,否则就无法自行由人来决定货币的数量;同时,这种理论必须对合适的货币数量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安排或是理论标准,因为货币的数量由人来决定,需要某种操作的依据,这又导致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增长数量的模型面世,即货币增长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一个合理比例的著名模型产生。从后者来看,弗里德曼是深知纸币这东西还是离不开商品和劳务,或说是经济实力基础支持的,但一旦将货币作为经济调控的工具,货币对于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关系的稳固性,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了,货币纯粹地成了“手中玩物”。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关联的模型,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从理论角度来讲,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在“国家干预”方面,它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由于货币被认定可以脱离自然的黄金货币基础,也可以不要严格的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支持,换言之,货币的数量完全可以由人来操控,这符合了美国人对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驾驭心理需求,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就都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盛行进来,并且较长时期地占领着统治的地位,最后成就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功能的强大。其中,对于货币数量的“管理”,几近走到了极端化的境地,以至于今天来看美国社会的种种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和金融危机现象,你只要看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就可以发现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九七一年八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下,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的价格关系被废止,这意味着黄金货币本位制度的废除,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混乱起来。与此同时,美联储便得到了特殊的决定货币数量或大或小的功能。撇开美联储作为一家私人机构的形式不论,我们将其作为一家实实在在的国家中央银行来看待,从那时起,它就不仅获得了美国国内货币数量决定的权力,而且承接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历史功能,在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演化中,扮演着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主宰的角色。由于美元脱离了黄金基础,世界经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启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要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决定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则取决于美联储的道德约束: 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后的任何升值和贬值,都将对他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人完全可能的转嫁风险和危机的“负面影响”。正是后者,世界经济发展中他国和整个世界一部不幸的历史剧上演了。
在美国国内,虽然有弗里德曼货币增长的理论模型,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在这样的模型之下操作,而是按照某些理念来进行的。从美国经济近十几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网络科技泡沫的吹起,还是随后房地产泡沫的制造,再到如今的金融市场无边界性的扩张形成的巨大危机,都是美联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供应量造成的。这些扩大的货币量,完全没有美国经济体内商品和劳务的基础支持,而只是基于对于经济“刺激”的需要,基于社会对“货币需求”的要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联储就一直在注入美国市场巨大的货币量, 一九八○到二○○五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3增长了近二十倍,以至于从二○○六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M3指标,以免引起美国和整个世界对于美元货币量增长过度的担忧。就在当下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甚至作为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的格局下,美联储还在或被迫或主动地考虑如何通过美元数量的增加来“止痛式”地维护美国经济不至于崩溃。可见,一个没有任何自然约束力量的机构,一个没有任何自然约束标准的货币,想通过机构自我的约束力量和自定的约束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是多么地不具有现实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有的约束,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制造这次严重金融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历史形成的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其他国家使用和储备美元货币,就将所在国的经济捆绑到了美国经济,特别是捆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战车之上了。毫无疑问,其他国家是无法左右甚至无法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是否适量地增加美元货币量或适时地调控,负责任地保持美元货币的价值可信度,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自我道德要求”。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极端的自我利益维护者,而且在实践中看出也是明显的“以邻为壑”者。在美国国内经济运行要求及主流理论的支持下,美联储没有约束地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美国经济不实的增长,以及美国人一定时期内看得见的利益增加,但也带来了美元巨大贬值的可能,带来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丧失的可能,更带来了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在如此格局之下,美国人最先看到了潜伏的危机,他们试图通过所谓的市场创新,通过出售国债等金融产品,也通过制造出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以其开辟新市场的方式,回收其他国家在使用和储备之中的美元货币,将美元贬值和可能崩溃的危机,分散到所有其他国家,或至少将危机推迟到未来,并且继续维持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空间,通过世界他国承担风险来保证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繁荣。
然而,世界他国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美国人玩的这等游戏终将导致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来。终于,美国转移风险的所谓的金融创新,美国自身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双双破灭,保证美元货币的价值可信度一落千丈,这次惊天动地的金融危机就这样到来了。更不幸的是,所有使用和储备美元的其他国家,不仅由于持有美元而受到巨大损失,更由于购买有美国的各种金融资产而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美国的金融危机之中,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由美国发端,在传染中扩展为整个世界的灾难。
梳理一下西方主流货币理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西方主流货币理论主张现代货币与黄金货币的脱离,进而对于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支持的脱离,预埋下了现代货币危机的必然性,美国作为信奉这样理论的国家,出现美元贬值及关联的金融或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了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肤浅性和有害性;同时,鉴于历史形成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人“以邻为壑”地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美元贬值及关联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转移到了世界他国,最后导致出了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得了的巨大灾难。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一定是用石头和木棒战斗。”潜台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让人类毁灭了一切而不得不从头再来。模仿爱因斯坦的话说:“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金融危机后人们使用什么货币,但我们知道下下次金融危机后,人们使用的一定是黄金,甚至于我们可能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
这里涉及到现代货币的价值基础的问题。现代货币是由各国发行的国家纸币,其价值基础就是各个发行国的商品和劳务量,或者说是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持有这种货币者,与其说持有的是货币,不如说是持有对于这个国家商品和劳务的索取权更准确。如持有美元纸币,就是持有了交换美国商品和劳务的权力。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在货币发行数量有度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就越能够得到足够大的价值支持,它就越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相反,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或是超过经济实力发行纸币,这种货币就只代表很少的商品和劳务量,或是根本不代表商品和劳务量,这时的纸币就是废纸一张,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的问题。
因此,现代货币形式上可以是纸制或数字的,但它无法脱离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基础,无法脱离发行国的经济实力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纸币就只是一张纸。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换言之,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是实实在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这种货币商品“固定地”作为“一般等价物”,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因而它是“特殊商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石头、贝壳、烟草、金银等实在商品都充当过货币,至今黄金也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它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谈到过纸币这类货币的形式问题。他明确认为,纸币本身不是货币,而只是货币的符号,它只是代表商品货币或金银货币来行使货币的部分职能而已,即作为贸易的中介,代替货币来行使流通手段的职能。由于商品货币或金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人们只是使用它们作为中介完成交易,而不是一定要得到货币的真实价值,这个中介完全可以是符号性的替代物,这就导致了纸币这种符号货币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纸币这一类的符号货币,都是由商品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衍生出来的。我们不应当将货币的形式与货币本质混同起来,也不应当将货币某些职能产生的符号或代表物与货币本身混同起来。
如果将现代纸币看成是商品货币和金银货币的符号,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定义在今天仍然成立。相应地,我们就可以运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来理解和评说现实货币问题。但是,现代货币形式的丰富性,特别是它与商品货币和金银货币之间关系的直接关联度减弱,使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货币定义进行补充和完善,笔者也做过这方面的探索。因货币新定义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存而不论。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揭示的货币本质,必须是属于“商品”的——如果不是直接的商品,例如不是金银,那么,就必须是以商品和劳务价值为支持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支持基础,印制得再精美的纸票,也只是纸片,不是货币。因此,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从货币本质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现代货币的非商品性或自身无价值性,进而解释现实的货币问题。
此处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在现代货币已经完全形式化为纸币或数字货币的格局下,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的支持要求,如同铁律一样,不可或缺。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分的是,现实世界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让现代货币脱离商品和劳务价值支持的基础,制造出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经济和社会灾难。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占主流地位的某种现代西方货币理论的肤浅,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利用美元货币的“双重性”,即美元既是美国本土的国家货币,又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的两重特征,实施了严重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造成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之前,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往来实际上是以黄金作为货币来进行的。各国发行的货币都以黄金为基础,各种货币与黄金之间保持着相当严格的比率关系,那时的国别货币,不过是黄金的符号而已。由于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固定,美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世界性货币,实际上也就是黄金货币。一句话,当时世界范围内的货币,都是完全属于黄金货币或商品货币的。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的理论定义,得到了现实生活最直接的证实。
早期的西方主要货币理论,也都是以黄金本位或商品本体为基础的,虽然基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和信仰,一些理论对于货币的本质是“商品”并不认同或并不完全认同。就是后来改变了初衷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早期也是认同黄金本位货币和商品本位货币的,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商品劳务对于货币价值支持的基础理论。
然而,西方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特别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似乎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导致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理论渐渐地强盛起来,成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占领了西方理论阵地,并且深入演化进了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如此一来,货币这个可以用作“干预工具”的东西,若还是束缚在黄金基础之上,与黄金保持固定的价格关系,国家就无法运用货币这个工具来对经济进行干预了。换言之,遵循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原则,就必须让货币脱离黄金基础,变换成为人们手中把玩的玩物。这样,货币就开始了它离开黄金基础的新史,成为由某个机构来决定发行多少的现代纸币。潜在地,现代纸币也开始了它脱离现实商品和劳务价值支持基础的历史。
美国本土产生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从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中,认定他们看到了货币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弗里德曼看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主要是货币政策不当,或者说是货币紧缩造成的。这种强调货币对于经济调控作用的理论,推动了“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这种理论强调对货币数量进行管理来达到宏观调控经济的目的,黄金本位的货币基础就自然而然地要废除了,否则就无法自行由人来决定货币的数量;同时,这种理论必须对合适的货币数量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安排或是理论标准,因为货币的数量由人来决定,需要某种操作的依据,这又导致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增长数量的模型面世,即货币增长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一个合理比例的著名模型产生。从后者来看,弗里德曼是深知纸币这东西还是离不开商品和劳务,或说是经济实力基础支持的,但一旦将货币作为经济调控的工具,货币对于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关系的稳固性,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控制了,货币纯粹地成了“手中玩物”。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关联的模型,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从理论角度来讲,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在“国家干预”方面,它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由于货币被认定可以脱离自然的黄金货币基础,也可以不要严格的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支持,换言之,货币的数量完全可以由人来操控,这符合了美国人对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驾驭心理需求,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就都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盛行进来,并且较长时期地占领着统治的地位,最后成就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功能的强大。其中,对于货币数量的“管理”,几近走到了极端化的境地,以至于今天来看美国社会的种种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和金融危机现象,你只要看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就可以发现问题的实质所在。
一九七一年八月,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下,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的价格关系被废止,这意味着黄金货币本位制度的废除,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混乱起来。与此同时,美联储便得到了特殊的决定货币数量或大或小的功能。撇开美联储作为一家私人机构的形式不论,我们将其作为一家实实在在的国家中央银行来看待,从那时起,它就不仅获得了美国国内货币数量决定的权力,而且承接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历史功能,在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演化中,扮演着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主宰的角色。由于美元脱离了黄金基础,世界经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启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要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来决定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则取决于美联储的道德约束: 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后的任何升值和贬值,都将对他国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人完全可能的转嫁风险和危机的“负面影响”。正是后者,世界经济发展中他国和整个世界一部不幸的历史剧上演了。
在美国国内,虽然有弗里德曼货币增长的理论模型,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在这样的模型之下操作,而是按照某些理念来进行的。从美国经济近十几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网络科技泡沫的吹起,还是随后房地产泡沫的制造,再到如今的金融市场无边界性的扩张形成的巨大危机,都是美联储无节制地扩大货币供应量造成的。这些扩大的货币量,完全没有美国经济体内商品和劳务的基础支持,而只是基于对于经济“刺激”的需要,基于社会对“货币需求”的要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联储就一直在注入美国市场巨大的货币量, 一九八○到二○○五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3增长了近二十倍,以至于从二○○六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M3指标,以免引起美国和整个世界对于美元货币量增长过度的担忧。就在当下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甚至作为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的格局下,美联储还在或被迫或主动地考虑如何通过美元数量的增加来“止痛式”地维护美国经济不至于崩溃。可见,一个没有任何自然约束力量的机构,一个没有任何自然约束标准的货币,想通过机构自我的约束力量和自定的约束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是多么地不具有现实性!正是这种不可能有的约束,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制造这次严重金融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历史形成的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其他国家使用和储备美元货币,就将所在国的经济捆绑到了美国经济,特别是捆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战车之上了。毫无疑问,其他国家是无法左右甚至无法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是否适量地增加美元货币量或适时地调控,负责任地保持美元货币的价值可信度,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自我道德要求”。恰恰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极端的自我利益维护者,而且在实践中看出也是明显的“以邻为壑”者。在美国国内经济运行要求及主流理论的支持下,美联储没有约束地增加货币供应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美国经济不实的增长,以及美国人一定时期内看得见的利益增加,但也带来了美元巨大贬值的可能,带来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丧失的可能,更带来了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在如此格局之下,美国人最先看到了潜伏的危机,他们试图通过所谓的市场创新,通过出售国债等金融产品,也通过制造出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以其开辟新市场的方式,回收其他国家在使用和储备之中的美元货币,将美元贬值和可能崩溃的危机,分散到所有其他国家,或至少将危机推迟到未来,并且继续维持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空间,通过世界他国承担风险来保证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繁荣。
然而,世界他国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美国人玩的这等游戏终将导致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来。终于,美国转移风险的所谓的金融创新,美国自身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双双破灭,保证美元货币的价值可信度一落千丈,这次惊天动地的金融危机就这样到来了。更不幸的是,所有使用和储备美元的其他国家,不仅由于持有美元而受到巨大损失,更由于购买有美国的各种金融资产而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美国的金融危机之中,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由美国发端,在传染中扩展为整个世界的灾难。
梳理一下西方主流货币理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西方主流货币理论主张现代货币与黄金货币的脱离,进而对于商品和劳务价值基础支持的脱离,预埋下了现代货币危机的必然性,美国作为信奉这样理论的国家,出现美元贬值及关联的金融或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了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肤浅性和有害性;同时,鉴于历史形成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人“以邻为壑”地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美元贬值及关联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转移到了世界他国,最后导致出了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得了的巨大灾难。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一定是用石头和木棒战斗。”潜台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让人类毁灭了一切而不得不从头再来。模仿爱因斯坦的话说:“我们不知道下一次金融危机后人们使用什么货币,但我们知道下下次金融危机后,人们使用的一定是黄金,甚至于我们可能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