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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国人将永远记住它，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它给人以最大启示，并让它深深地印刻在海内外国人的心上。
灾中，血泪长城
那些日子，一位好朋友对我说：让全国上下心痛流泪不止的，莫过于周总理的逝世和这次大地震。
俄新社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国，挺住！》深深打动了我：“汶川地震让半个亚洲震动，让整个世界震惊。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但从没在磨难中倒下。面临灾难，中国展现出坚韧与顽强；珍视生命，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和赞扬……我们愿以杯水之力，尽寸尺之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知道，一个总理能在两小时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让我们为生者祝福，为死者祈祷。中国，走好。”我是含泪向杂志社同仁朗诵的这个短文，我感到做中国人的自豪与幸福！
灾后，反思生命
前几天，远大空调张跃总裁邀我参加他主办的以珍惜生命为主题的论坛，他作为生产空气净化设备的企业家，很有远见地看到了当今人们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大地震之后，我们应该想什么？生命是为什么？人类活动是否应为生命而展开？他在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张总在睿智之外，还有如此厚重的人文思考，我深深佩服。这昭示着我们企业家的成熟，开始肩负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大国民使命。
与此相关，最近新华社记者周润健等号召重视“生命教育”，颇有见地。同时，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围绕范美忠事件辩论救人救己的师道与人道。这些都已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责权利，不是根本
我作为一本管理杂志的总编，也在思考管理上的一个基本理念。我们经常强调管理上要实现“责、权、利”统一，好像它已是天经地义之原理。但现在受到了挑战。这次千万群众自发救灾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千万群众志愿奔向汶川，这里有谁是受“责、权、利统一”原理驱动的？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角度，“责”也许有，但“权”、“利”在哪里？与之相反，真正有“责”的少数部门，其后面反而有个很大问号。最近，我为一批离休干部受骗一事奔走。可是诸多相关部门都表示：“这不是我们一家能管得了的。”我问谁管？他们都能提出一大串名单，结果仍是又管又不管之间，不了了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逃避责任”的体制问题仍在阻碍着社会进步。
在长沙，张跃总裁要我对生命的意义发表意见。这是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应该说各“家”之中，科学家最诚实，所以我引述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几句铭言，得到了在场人的赞同。
“对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雄心壮志，也不是什么责任感，而是出于对人、对自然的爱，并有专心致志的行动。”
“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行动，对人类社会能起多大作用。”
“要使自己活得有价值，首先要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一个人只想到享受，追求金钱、荣誉和奢侈生活，是可耻的。”
这几句话，我认为已经谈到家了。当人，有对别人的爱、对自然的爱，并付之于行动，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大爱”。至于“责、权、利”已不是根本，而只是管理上追求的一个办法。管理追求的根本应该是“大爱”，是“在让大家愉快幸福中自己也愉快幸福”。你管多少人，你就要让这些人愉快幸福，不管你地位高低，都是一个道理。这才是管理之本。
经过四川大地震的教育，我对此深信不疑。
灾中，血泪长城
那些日子，一位好朋友对我说：让全国上下心痛流泪不止的，莫过于周总理的逝世和这次大地震。
俄新社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国，挺住！》深深打动了我：“汶川地震让半个亚洲震动，让整个世界震惊。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但从没在磨难中倒下。面临灾难，中国展现出坚韧与顽强；珍视生命，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和赞扬……我们愿以杯水之力，尽寸尺之能，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知道，一个总理能在两小时就飞赴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让我们为生者祝福，为死者祈祷。中国，走好。”我是含泪向杂志社同仁朗诵的这个短文，我感到做中国人的自豪与幸福！
灾后，反思生命
前几天，远大空调张跃总裁邀我参加他主办的以珍惜生命为主题的论坛，他作为生产空气净化设备的企业家，很有远见地看到了当今人们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巨大变化，看到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大地震之后，我们应该想什么？生命是为什么？人类活动是否应为生命而展开？他在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张总在睿智之外，还有如此厚重的人文思考，我深深佩服。这昭示着我们企业家的成熟，开始肩负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大国民使命。
与此相关，最近新华社记者周润健等号召重视“生命教育”，颇有见地。同时，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围绕范美忠事件辩论救人救己的师道与人道。这些都已触摸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责权利，不是根本
我作为一本管理杂志的总编，也在思考管理上的一个基本理念。我们经常强调管理上要实现“责、权、利”统一，好像它已是天经地义之原理。但现在受到了挑战。这次千万群众自发救灾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千万群众志愿奔向汶川，这里有谁是受“责、权、利统一”原理驱动的？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角度，“责”也许有，但“权”、“利”在哪里？与之相反，真正有“责”的少数部门，其后面反而有个很大问号。最近，我为一批离休干部受骗一事奔走。可是诸多相关部门都表示：“这不是我们一家能管得了的。”我问谁管？他们都能提出一大串名单，结果仍是又管又不管之间，不了了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逃避责任”的体制问题仍在阻碍着社会进步。
在长沙，张跃总裁要我对生命的意义发表意见。这是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应该说各“家”之中，科学家最诚实，所以我引述了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几句铭言，得到了在场人的赞同。
“对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雄心壮志，也不是什么责任感，而是出于对人、对自然的爱，并有专心致志的行动。”
“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行动，对人类社会能起多大作用。”
“要使自己活得有价值，首先要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一个人只想到享受，追求金钱、荣誉和奢侈生活，是可耻的。”
这几句话，我认为已经谈到家了。当人，有对别人的爱、对自然的爱，并付之于行动，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大爱”。至于“责、权、利”已不是根本，而只是管理上追求的一个办法。管理追求的根本应该是“大爱”，是“在让大家愉快幸福中自己也愉快幸福”。你管多少人，你就要让这些人愉快幸福，不管你地位高低，都是一个道理。这才是管理之本。
经过四川大地震的教育，我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