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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祖国，这，就是他们的青云之志和自首之心。
党的十九大主题打头的八个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与党同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顾问张兴钤先生。
斗争回国路
张兴钤先生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战乱不止、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在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和辽宁鞍山钢铁公司短暂的工作过程中，直接地感受到了旧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国家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让张先生科技报国的愿望尤为强烈，他决定到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从1947年赴美求学到1955年回国，张先生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系列全球公认的金属蠕变理论基础性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美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张兴钤一边从事科研工作，一边为返回祖国而努力。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非常特殊的一批。二战中，中国是同盟国中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派出第七舰队封锁中国沿海并向中国宣布禁运，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不被允许留在美国，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又不愿意放这些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到1952年，是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施压最大的一段时期，移民局各分区召集所有中国留学生问话，逼问留学生过去的历史和对新中国的态度，同时收回护照，使学生处于“非法居留”状态。1949年夏，张兴钤与李恒德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组织的“认识新中国”讨论会上相识，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共同愿望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1952年，朝鲜战争已近尾声，和谈正在进行，美国国内的气氛开始松动。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陈能宽等一批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决心和美国禁令斗争一番。1952年夏天，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等人在梅德福湖畔组织了一次聚会。为避免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敢公开讨论回国的事情，但聚会期间的私下交流还是让与会者达成了共识：不能无所作为一声不响，必须行动起来。這次聚会是一个起点，聚会结束后，大家都回去各自联系熟识的、有归国意向的人。
此后的两年多，他们多方奔走，一边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勤奋耕耘并有所建树，一边积极争取各方支持。1953～1954年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上百次小型聚会，通过多次讨论，基本明确了几个方向：争取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到留学生们的回国意愿；争取更多美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联络更多的美国同学，视时机采取集体行动。为把留学生的情况尽快汇报给中国政府，张兴钤、李恒德、师昌绪、林正仙、范新弼等十余名留学生数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为了确保信能安全交到中国政府，他们一方面暗中联系印度驻美领事馆，恳请将信转交给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一方面，分别委托已在美国定居几十年的苏开明和美国进步人士伊莱斯设法转交。为了方便联络同学，张兴钤自掏腰包买了辆小汽车辗转于各地，还与李恒德买了一台油印机，把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油印了三千多份，分头发送给48个州的国会议员、各大报社和很多美国民众，很快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各大报刊纷纷采访中国留学生。1954年8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接受采访的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他们三人正在阅读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到“赤色中国”的通知。随后，大家又起草、公布了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公开信，声讨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美国民众了解真相后，也在不断地问政府“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要扣留那些渴望和家人团聚的中国学生呢？”就这样，在美国国内的一片反对声中，经过中国政府与美方多次谈判，终于解除了不准中国留学生回到新中国的禁令。
他们中8位回到祖国的游子中，当时已在美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业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始终坚持与祖国站在一起，不折不挠，守志弥坚，成为国内顶尖的科学家或知名的教育专家。其中，金属及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是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曾获国家级奖10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等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核武器科学家、爆轰物理专家、金属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能宽，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核材料和金属物理专家，清华大学核材料专业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曾任国际材料研究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及国际材料研究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化学工程学家，炼油和石油化工专家林正仙，为我国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属物理及材料学家、“两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兴钤，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何国柱，历任南开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天津分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
曲折军工路
张兴钤回国之后，先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参与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的筹建，并被任命为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从课程设计、专业教学、学制安排到研究活动的开展，他都亲力亲为，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科研特长。他大胆讲授当时最前沿但还不为学界接受的“位错理论”，但是作为一个新筹建的专业，很多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他常常是晚上准备讲义，早晨送去油印，上午在课堂上再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给学生们授课。
1963年，就在张兴钤的教学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作为国家紧急征调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的人才，张兴钤赴任221厂实验部副主任。他迅速克服青海高原艰苦环境带来的不适，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全新的工作中。从金属微观领域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是一个跨界的转变，既有的知识一时间找不到用武之地。张兴钤在一个崭新的领域里再次开始学习实践，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中，他带领实验部成功完成了缩小尺寸、全尺寸等多次爆轰物理实验，为解决引爆弹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和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数据。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已担任实验部主任的张兴钤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氢弹攻关实验与原子弹武器化研究实验中。时间紧、任务急，作为实验部主要负责人，张兴钤经常披着蓝色的“棉猴”，穿梭在各个实验场地之间。他平时就住在办公室，除了睡觉，几乎随时都在工作。我国核武器研制历尽艰辛，张兴钤在参与过程中完成了从以个人为主的科研模式到集体攻关的科研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在大的系统应用工程中科学实验与核科技应用的完美结合。
到了文革后期，华发已生的张兴钤再次将身体和灵魂交付给了关乎理想和信仰的国防事业，前往蜀山深处赴任903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张兴钤到任时，903厂面临着建设无序、方向不明、职工思想混乱的局面。张兴钤、李英杰、宋家树、何文钊等新到任的领导坚持立足长远、科学规划的战略眼光，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重新修订设计任务书，确定了“边建设、边生产”的工作思路。他们从宏观着眼，由微观入手，找准厂子的发展定位，勾勒出了建立国家级核武器相关技术研究中心的蓝图，设计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路径。在建设之初，张兴钤就富有前瞻性地运用“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环保理念，并作为建厂指导方针，避免了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确保了工厂的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使厂区周边环境长期处于符合环保要求的、安全可控的状态。
张兴钤善开风气之先，对于任何新的知识，他都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兴趣，并善于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找到新的着眼点或突破口。903厂最初计划使用已经定型的工艺，但按照这种工艺安排生产，一是材料利用率不高，二是严重污染环境。有人提出了理论上可行的新工艺路线，但不确定是否要更改已经定型的工艺。当时张兴钤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研究，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让生产线建成投产。作为总工程师，张兴钤的压力是勿庸置疑的，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责任心和对科研工作的预见性，使他最终决定更改设计，支持采用新工艺。这一工艺改进，比美国至少领先了几十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更重要的是把对环境的影响减到了最小。
他作风民主，善于营造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和作风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虚怀若谷，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和学术上的成就，对于别人的意见和成绩总是予以重视和肯定。在903厂工作的8年里，他居住的那间红砖青瓦小平房就是科技人员讨论问题的乐园。
1980年，张兴钤在青海高原、西南三线地区工作18年之后，奉调至二机部军工局任总工程师。他就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理事长，精心组织策划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为核材料研究打造交流平台。他积极搜集世界材料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加工工艺方面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内部刊物《先进材料研究信息》成功创刊。
1991年，因在金属物理领域和核武器研制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张兴钤实至名归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1997年7月26日，他又一次站在了美国大学的讲台上。几十年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以个人的身份介绍过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一次，他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国际裂变材料保护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核材料保护现状》的讲话，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是张兴钤一生中近乎唯一的奮斗目标，晚年的他仍勤奋不辍，带领一批年轻人积极参与NSAF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和研究，仍然在为年轻后辈开展科研铺路搭桥，利用各种途径为年轻人提供帮助。他总是说：“创新基于了解，年轻人如果想在金属材料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沉下心来深入了解材料的机理和性能。要知道，金属材料并不冰冷，它也是有生命的，只有真正懂得它，才能驾驭它、使用它，实现让科学研究真正为人类造福的目标。”
不坠青云志守志弥坚路
张兴钤生于1921年，刚好和我们的党同龄。求学过程中他一共走过7所学校，多次面临失学的危险，可以说他是在炮火连天颠沛流离中辗转求学，深刻地体会到国家贫弱、战争离乱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在战争的阴云里，很多人会选择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但也有人会选择迎难而上奋勇拼搏。不弯折不屈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志存高远的坚定信仰。
张兴钤早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天，在四川乐山城外的一棵大树下（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到四川乐山继续办学），他面向党旗举起右拳，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牢牢定格为忠贞不渝的理想和信念。入党后不久，与张先生单线联系的上级接到了撤离通知。组织上认为张兴钤刚入党不久，还没做过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工作，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学校，等待新的上级与他联络。从此，张兴钤踏上了寻找组织的漫漫长路，一边求学工作，一边研读进步书籍提升认识。当他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后，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指示：保持静默，多掌握科学技术，多结识进步人士。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也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到美国学习，这其中就包括张兴钤院士和李恒德院士，他们都是争取回国斗争的中坚力量。李恒德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次聚会我和兴钤谈得最多最深，那个时候，我们都把自己看成心向祖国的热血青年，也是党早年播下的两粒种子，我们应该负一种责任，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禁令。在美8年，张兴钤先生始终心向祖国心向党，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婉拒了导师让他在美国成家定居的建议，想尽办法争取回国。
回国之后，张兴钤向组织提出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但未能解决。不管是在北京钢铁学院，还是在青海221厂，张兴钤回归党组织的信念从未动摇。1964年，张兴钤决定重新申请入党。1965年，经组织批准，张兴钤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在自述里这样写道：“自1940年6月党组织遭到破坏，我与组织失去联系后，这个时刻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时刻，也是在221期间最令人激动的时刻。”1966年文革开始，张兴钤因有留美背景，被怀疑为“美帝特务”，随之，其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直到1985年，在张兴钤的一再要求下，经党组织对其入党材料一一进行核实，并搜集了20多位证人的证词，1987年，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批复，恢复张兴钤的党籍，党龄从1940年起连续计算。 张兴钤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时期接受了亦中亦洋的教育，在他的性格特点里，既有宽厚待人的儒学风度，个性温和、深沉内敛；又有求真求实的现代科学精神，认真执着、坚持不懈。回顾张先生的人生，每一次选择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高压之下，当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时，他为什么能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选择加入共产党？
当蠕变机理研究成就了他事业的第一次辉煌，是什么使他不耽溺于优渥的待遇，婉拒恩师的真诚挽留，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拦，万里归国？
十数年隐姓埋名别家离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投入一项尖端的科研事业，要承受多少挫折和困难？捱过了文革的磨难，他又一次选择来到条件艰苦的西南三线，是什么使他初心不改、坚守誓言？
信仰必须坚定。回顾张兴钤先生的故事，跟随先生的脚步重新通读了一遍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从来离不开时代的影响，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张兴钤看到了国家命运与每一个家庭的联系。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投下炸弹杀我同胞涂炭生灵时，这血腥的场景深深地激起了一位少年奋发自强的觉悟，并不断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践行这个理想信念，百折不挠。
只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国家建设倾尽全力就是张先生的精神追求，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后来者的共同追求。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我曾有幸与张兴钤先生在一个单位共事，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一种感受，他身上有一种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关心学科建设和单位发展、关心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聊起自己的过往，在他的叙述里就只有平淡，但是在他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却都留下踏实沉稳、不计名利的声誉和经得起推敲的工作业绩。
严细才能长远。核工业精神中提出“严细融入一切”。以陈能宽、张兴钤为代表的“两弹一星”创造者们就是严与细的代表。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做学问，以严谨求实的作风搞工程。在如今略显浮躁的社会中，人人都在追求效率，但是，向前冲很容易，慢下来理性地思考和实践却很难。我们一定要牢记“质量第一”，把速度慢下来，不要急躁，不要急功近利，哪怕再小的细节，也要花精力去研究透，享受越做越深的乐趣。
国防科技工业是一个汇聚高精尖技术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走好走远将来的路，理智和坚持尤为重要。偶尔的失利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讲究细节、追求完美的心。光辉的事业需要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我们要做好“归零”工作，研究和利用好失败，把它们变成通往成功最稳靠的踏脚石。
简单方可隽永。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说说容易，做起来是有难度的。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最初一无所有，不断奋斗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诸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身上的包袱越來越多越来越重，走到一个渡口，摆渡之舟无法承载他的重量，若要安全渡江，他必须选择放弃，但这人始终不舍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也就只有无可奈何地沉舟江底了。
人能够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是一种幸福。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张兴钤先生一直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对国家的爱、对党的忠诚、对科研工作的执着。在他9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不是没有遇到过名利纷争、不是没有遇到过是非恩怨，可是从他那里，我们只能听到对简单生活的平淡描述。因为执着于自己想做的事，工作、生活就变得简单。所以，人一辈子，能心无旁鹜地做一件事，真的很幸福，越是简单的就越是隽永的。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是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著名诗句，说的是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要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消沉放弃，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不因白发而改变初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一种精神被子孙万代继承和传扬，那就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家国天下的情怀。包括张兴钤在内的老一辈军工人给我们做出了优秀的表率，向祖国、向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为当代的共产党人，作为老一辈军工精神的发掘者、传承者，我们不需要再通过战争这样残酷的折磨来激活自己的能量，但是可以通过更体面的“药引子”，来激发我们身上蕴藏的无穷力量。这个“药引子”就是共产党员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对合格党员标准的判断、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共同理想的追求。
我们相信，张兴钤先生那一代的中国学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并不孤单，会有更多的后来者追随他们的脚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前行。
正如李恒德先生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凡是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们，他们用青春年华、毅力志气，用知识和汗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祖国，他们把自己的汗水流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一切成就和贡献，不论大小，都是属于中国的。这，就是他们的青云之志和白首之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强调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对标新任务，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站位高远，敢于担当，才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胜利抵达建成军工强国的彼岸，不辜负前辈们的艰辛奋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来源：紫光阁，有删减）
党的十九大主题打头的八个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与党同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顾问张兴钤先生。
斗争回国路
张兴钤先生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战乱不止、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在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和辽宁鞍山钢铁公司短暂的工作过程中，直接地感受到了旧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国家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让张先生科技报国的愿望尤为强烈，他决定到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从1947年赴美求学到1955年回国，张先生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一系列全球公认的金属蠕变理论基础性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美国的最后三年时间里，张兴钤一边从事科研工作，一边为返回祖国而努力。上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中国百年留学潮中是非常特殊的一批。二战中，中国是同盟国中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前一个因素使中国出现了留美高潮，后一个因素使中美关系走向紧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派出第七舰队封锁中国沿海并向中国宣布禁运，中美进入敌对状态。一般情况下，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都不被允许留在美国，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又不愿意放这些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到1952年，是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施压最大的一段时期，移民局各分区召集所有中国留学生问话，逼问留学生过去的历史和对新中国的态度，同时收回护照，使学生处于“非法居留”状态。1949年夏，张兴钤与李恒德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组织的“认识新中国”讨论会上相识，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共同愿望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1952年，朝鲜战争已近尾声，和谈正在进行，美国国内的气氛开始松动。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陈能宽等一批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决心和美国禁令斗争一番。1952年夏天，李恒德、张兴钤、师昌绪等人在梅德福湖畔组织了一次聚会。为避免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敢公开讨论回国的事情，但聚会期间的私下交流还是让与会者达成了共识：不能无所作为一声不响，必须行动起来。這次聚会是一个起点，聚会结束后，大家都回去各自联系熟识的、有归国意向的人。
此后的两年多，他们多方奔走，一边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勤奋耕耘并有所建树，一边积极争取各方支持。1953～1954年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上百次小型聚会，通过多次讨论，基本明确了几个方向：争取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到留学生们的回国意愿；争取更多美国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联络更多的美国同学，视时机采取集体行动。为把留学生的情况尽快汇报给中国政府，张兴钤、李恒德、师昌绪、林正仙、范新弼等十余名留学生数次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为了确保信能安全交到中国政府，他们一方面暗中联系印度驻美领事馆，恳请将信转交给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一方面，分别委托已在美国定居几十年的苏开明和美国进步人士伊莱斯设法转交。为了方便联络同学，张兴钤自掏腰包买了辆小汽车辗转于各地，还与李恒德买了一台油印机，把给美国总统的公开信油印了三千多份，分头发送给48个州的国会议员、各大报社和很多美国民众，很快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各大报刊纷纷采访中国留学生。1954年8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接受采访的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着他们三人正在阅读美国政府禁止他们回到“赤色中国”的通知。随后，大家又起草、公布了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公开信，声讨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美国民众了解真相后，也在不断地问政府“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的国家要扣留那些渴望和家人团聚的中国学生呢？”就这样，在美国国内的一片反对声中，经过中国政府与美方多次谈判，终于解除了不准中国留学生回到新中国的禁令。
他们中8位回到祖国的游子中，当时已在美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业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始终坚持与祖国站在一起，不折不挠，守志弥坚，成为国内顶尖的科学家或知名的教育专家。其中，金属及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师昌绪是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曾获国家级奖10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国际实用材料创新奖等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核武器科学家、爆轰物理专家、金属物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能宽，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核材料和金属物理专家，清华大学核材料专业的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曾任国际材料研究学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及国际材料研究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化学工程学家，炼油和石油化工专家林正仙，为我国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属物理及材料学家、“两弹”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兴钤，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何国柱，历任南开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天津分会第一届理事长等职。
曲折军工路
张兴钤回国之后，先是在北京钢铁学院参与新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的筹建，并被任命为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从课程设计、专业教学、学制安排到研究活动的开展，他都亲力亲为，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科研特长。他大胆讲授当时最前沿但还不为学界接受的“位错理论”，但是作为一个新筹建的专业，很多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他常常是晚上准备讲义，早晨送去油印，上午在课堂上再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给学生们授课。
1963年，就在张兴钤的教学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作为国家紧急征调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的人才，张兴钤赴任221厂实验部副主任。他迅速克服青海高原艰苦环境带来的不适，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全新的工作中。从金属微观领域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是一个跨界的转变，既有的知识一时间找不到用武之地。张兴钤在一个崭新的领域里再次开始学习实践，在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中，他带领实验部成功完成了缩小尺寸、全尺寸等多次爆轰物理实验，为解决引爆弹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和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数据。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已担任实验部主任的张兴钤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氢弹攻关实验与原子弹武器化研究实验中。时间紧、任务急，作为实验部主要负责人，张兴钤经常披着蓝色的“棉猴”，穿梭在各个实验场地之间。他平时就住在办公室，除了睡觉，几乎随时都在工作。我国核武器研制历尽艰辛，张兴钤在参与过程中完成了从以个人为主的科研模式到集体攻关的科研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在大的系统应用工程中科学实验与核科技应用的完美结合。
到了文革后期，华发已生的张兴钤再次将身体和灵魂交付给了关乎理想和信仰的国防事业，前往蜀山深处赴任903厂副厂长、总工程师。
张兴钤到任时，903厂面临着建设无序、方向不明、职工思想混乱的局面。张兴钤、李英杰、宋家树、何文钊等新到任的领导坚持立足长远、科学规划的战略眼光，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重新修订设计任务书，确定了“边建设、边生产”的工作思路。他们从宏观着眼，由微观入手，找准厂子的发展定位，勾勒出了建立国家级核武器相关技术研究中心的蓝图，设计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路径。在建设之初，张兴钤就富有前瞻性地运用“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环保理念，并作为建厂指导方针，避免了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确保了工厂的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使厂区周边环境长期处于符合环保要求的、安全可控的状态。
张兴钤善开风气之先，对于任何新的知识，他都保持着旺盛的学习兴趣，并善于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找到新的着眼点或突破口。903厂最初计划使用已经定型的工艺，但按照这种工艺安排生产，一是材料利用率不高，二是严重污染环境。有人提出了理论上可行的新工艺路线，但不确定是否要更改已经定型的工艺。当时张兴钤要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研究，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让生产线建成投产。作为总工程师，张兴钤的压力是勿庸置疑的，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责任心和对科研工作的预见性，使他最终决定更改设计，支持采用新工艺。这一工艺改进，比美国至少领先了几十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更重要的是把对环境的影响减到了最小。
他作风民主，善于营造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将自己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和作风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虚怀若谷，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和学术上的成就，对于别人的意见和成绩总是予以重视和肯定。在903厂工作的8年里，他居住的那间红砖青瓦小平房就是科技人员讨论问题的乐园。
1980年，张兴钤在青海高原、西南三线地区工作18年之后，奉调至二机部军工局任总工程师。他就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理事长，精心组织策划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为核材料研究打造交流平台。他积极搜集世界材料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和加工工艺方面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内部刊物《先进材料研究信息》成功创刊。
1991年，因在金属物理领域和核武器研制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张兴钤实至名归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1997年7月26日，他又一次站在了美国大学的讲台上。几十年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以个人的身份介绍过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一次，他是代表中国政府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国际裂变材料保护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核材料保护现状》的讲话，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是张兴钤一生中近乎唯一的奮斗目标，晚年的他仍勤奋不辍，带领一批年轻人积极参与NSAF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和研究，仍然在为年轻后辈开展科研铺路搭桥，利用各种途径为年轻人提供帮助。他总是说：“创新基于了解，年轻人如果想在金属材料领域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沉下心来深入了解材料的机理和性能。要知道，金属材料并不冰冷，它也是有生命的，只有真正懂得它，才能驾驭它、使用它，实现让科学研究真正为人类造福的目标。”
不坠青云志守志弥坚路
张兴钤生于1921年，刚好和我们的党同龄。求学过程中他一共走过7所学校，多次面临失学的危险，可以说他是在炮火连天颠沛流离中辗转求学，深刻地体会到国家贫弱、战争离乱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在战争的阴云里，很多人会选择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但也有人会选择迎难而上奋勇拼搏。不弯折不屈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志存高远的坚定信仰。
张兴钤早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天，在四川乐山城外的一棵大树下（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内迁到四川乐山继续办学），他面向党旗举起右拳，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牢牢定格为忠贞不渝的理想和信念。入党后不久，与张先生单线联系的上级接到了撤离通知。组织上认为张兴钤刚入党不久，还没做过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工作，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学校，等待新的上级与他联络。从此，张兴钤踏上了寻找组织的漫漫长路，一边求学工作，一边研读进步书籍提升认识。当他找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后，才得到了进一步的指示：保持静默，多掌握科学技术，多结识进步人士。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也有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到美国学习，这其中就包括张兴钤院士和李恒德院士，他们都是争取回国斗争的中坚力量。李恒德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次聚会我和兴钤谈得最多最深，那个时候，我们都把自己看成心向祖国的热血青年，也是党早年播下的两粒种子，我们应该负一种责任，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禁令。在美8年，张兴钤先生始终心向祖国心向党，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婉拒了导师让他在美国成家定居的建议，想尽办法争取回国。
回国之后，张兴钤向组织提出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但未能解决。不管是在北京钢铁学院，还是在青海221厂，张兴钤回归党组织的信念从未动摇。1964年，张兴钤决定重新申请入党。1965年，经组织批准，张兴钤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在自述里这样写道：“自1940年6月党组织遭到破坏，我与组织失去联系后，这个时刻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时刻，也是在221期间最令人激动的时刻。”1966年文革开始，张兴钤因有留美背景，被怀疑为“美帝特务”，随之，其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直到1985年，在张兴钤的一再要求下，经党组织对其入党材料一一进行核实，并搜集了20多位证人的证词，1987年，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批复，恢复张兴钤的党籍，党龄从1940年起连续计算。 张兴钤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时期接受了亦中亦洋的教育，在他的性格特点里，既有宽厚待人的儒学风度，个性温和、深沉内敛；又有求真求实的现代科学精神，认真执着、坚持不懈。回顾张先生的人生，每一次选择都值得我们深思。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高压之下，当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时，他为什么能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选择加入共产党？
当蠕变机理研究成就了他事业的第一次辉煌，是什么使他不耽溺于优渥的待遇，婉拒恩师的真诚挽留，冲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拦，万里归国？
十数年隐姓埋名别家离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投入一项尖端的科研事业，要承受多少挫折和困难？捱过了文革的磨难，他又一次选择来到条件艰苦的西南三线，是什么使他初心不改、坚守誓言？
信仰必须坚定。回顾张兴钤先生的故事，跟随先生的脚步重新通读了一遍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从来离不开时代的影响，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张兴钤看到了国家命运与每一个家庭的联系。当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投下炸弹杀我同胞涂炭生灵时，这血腥的场景深深地激起了一位少年奋发自强的觉悟，并不断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践行这个理想信念，百折不挠。
只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国家建设倾尽全力就是张先生的精神追求，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后来者的共同追求。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我曾有幸与张兴钤先生在一个单位共事，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有一种感受，他身上有一种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关心学科建设和单位发展、关心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聊起自己的过往，在他的叙述里就只有平淡，但是在他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却都留下踏实沉稳、不计名利的声誉和经得起推敲的工作业绩。
严细才能长远。核工业精神中提出“严细融入一切”。以陈能宽、张兴钤为代表的“两弹一星”创造者们就是严与细的代表。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做学问，以严谨求实的作风搞工程。在如今略显浮躁的社会中，人人都在追求效率，但是，向前冲很容易，慢下来理性地思考和实践却很难。我们一定要牢记“质量第一”，把速度慢下来，不要急躁，不要急功近利，哪怕再小的细节，也要花精力去研究透，享受越做越深的乐趣。
国防科技工业是一个汇聚高精尖技术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走好走远将来的路，理智和坚持尤为重要。偶尔的失利不可怕，可怕的是丢失讲究细节、追求完美的心。光辉的事业需要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我们要做好“归零”工作，研究和利用好失败，把它们变成通往成功最稳靠的踏脚石。
简单方可隽永。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说说容易，做起来是有难度的。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最初一无所有，不断奋斗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诸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身上的包袱越來越多越来越重，走到一个渡口，摆渡之舟无法承载他的重量，若要安全渡江，他必须选择放弃，但这人始终不舍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也就只有无可奈何地沉舟江底了。
人能够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是一种幸福。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张兴钤先生一直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对国家的爱、对党的忠诚、对科研工作的执着。在他9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不是没有遇到过名利纷争、不是没有遇到过是非恩怨，可是从他那里，我们只能听到对简单生活的平淡描述。因为执着于自己想做的事，工作、生活就变得简单。所以，人一辈子，能心无旁鹜地做一件事，真的很幸福，越是简单的就越是隽永的。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是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著名诗句，说的是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要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消沉放弃，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不因白发而改变初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一种精神被子孙万代继承和传扬，那就是爱国主义的情怀、家国天下的情怀。包括张兴钤在内的老一辈军工人给我们做出了优秀的表率，向祖国、向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为当代的共产党人，作为老一辈军工精神的发掘者、传承者，我们不需要再通过战争这样残酷的折磨来激活自己的能量，但是可以通过更体面的“药引子”，来激发我们身上蕴藏的无穷力量。这个“药引子”就是共产党员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对合格党员标准的判断、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共同理想的追求。
我们相信，张兴钤先生那一代的中国学者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并不孤单，会有更多的后来者追随他们的脚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前行。
正如李恒德先生所说的那样：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凡是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们，他们用青春年华、毅力志气，用知识和汗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祖国，他们把自己的汗水流在了自己的土地上，他们的一切成就和贡献，不论大小，都是属于中国的。这，就是他们的青云之志和白首之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强调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对标新任务，我们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站位高远，敢于担当，才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胜利抵达建成军工强国的彼岸，不辜负前辈们的艰辛奋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来源：紫光阁，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