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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梅林反击资产阶级理论家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粗陋批判，揭露瓦格纳和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误读方式和污蔑性言论，梅林在反批判中不仅坚持了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历史结构、观念力量、宗教、种族等问题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深度阐释。梅林还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唯物史观将会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发挥出最大能量”的必然性。
[关键词]梅林，历史唯物主义，反批判，阐释，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KO-1 A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85-05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反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不仅是一件捍卫自身的重要任务，而且是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真理的有力手段。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理论批判运动，反击这些所谓“认真的、公开的”批判，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要历史使命。弗·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与阐释，是第二国际反批判的重要成果，不仅取得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效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一、反击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陋批判
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众多言论中，有些说法根本没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只是外在地将一些无根据的判断强加其上，或是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而对它进行攻击，所以，这些批判是极其粗陋的。梅林总结出五种言论进行了分析。
(一)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对此，梅林反驳道，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幻想”，而是科学的历史观。其次，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自己本身。“它是历史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说，只有产生这种伟大思想的物质条件具备时，人类自己才有可能同时也是必然地揭示出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二)第二种污蔑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梅林说，事实恰恰完全相反，马恩著作中蕴藏着大量的历史观点，他们毕生工作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东鳞西爪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点”是全然不同的概念，由于资产阶级学者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也根本不可能拥有唯物的和辩证的历史观，他们更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无法读懂和理解，而且还有待于后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挖掘，把蕴藏在其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
(三)有人提出，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仍将“获致真理”看成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过程，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费尔巴哈这一传统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梅林断然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是这样‘获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宽容地责备他们而说是他们从心里想出来的，那也就像用这样的断语来骂他们一样不公平，因为这是以最善良的意愿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一种空洞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光荣其实是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它的正确性作了最光辉的证明。”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光荣”还不仅限于此，费尔巴哈只懂得德国哲学，可他们不仅有深厚的哲学修养，而且对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历史性的把握，对以英国工业发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有历史性的把握，所以，“他们在这个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他们之所以够得上被称为第一流思想家，因为他们在五十年前已经能从比较起来很微弱的迹象中认清了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科学至今还不能从无限之多的极其确凿的证据中捕捉住，而至多只能偶尔得到一些预感的东西”。
(四)路易·布伦坦诺提出，浪漫历史学派已经很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以拉维涅-佩吉朗为代表的浪漫历史学派早在马克思的《德法年鉴》里就受到过毁灭性打击。这个学派最基本的观点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决定其他一切的基础，生产、分配、文化、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等，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但是从本质上看，被浪漫历史学派奉为社会历史决定力量的经济形式是封建经济形式，是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唯一合乎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以及永恒的自然规律而作的一种复辟企图，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复辟历史观。对此，梅林指出，“除了封建主义经济形式以外，对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有任何即使是肤浅的了解，这正是浪漫历史学派的特有之点；但是，它在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己心的影响下，总是竭力想把一切天上地下的东西，一切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关系，都用这一个经济形式贯穿起来，于是就偶然地得出一些论点，远远听起来有些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这些论点之远离历史唯物主义，就如阶级利己心之远离科学认识一样。”所以，梅林肯定地说：“这个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多也只能说，它的毫不隐饰的阶级意识形态，可能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酵素之一。”为了更直接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浪漫历史学派的著作中受到过启发或影响，梅林就此事专门写信问过恩格斯，恩格斯于1892年9月28日回信非常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即使读过历史浪漫学派的书，但也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他自己，从1841－1842年以来就与这种书籍全然格格不入了。
(五)针对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的臆断，梅林将这两者的关系认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它认为人是具有意识而行动着的自然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由什么决定的，更不知道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何在，只知道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观念的推动力。因此，当进人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这样看来，梅林所说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认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一切观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由于追求表面的最大彻底性，反而获致了实际上最大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把人简单地视为有意识地行动着的动物，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看作一切观念的动机和目的的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活动；由于把有意识地行动着 的人当作自然界孤立的生物这种错误前提，它获得了一种唯心主义的人类历史的幻象，人类历史好象是透过永恒的整个自然界中的唯物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场狂乱的影子舞蹈表演。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出发，认为人不只是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他只在社会集团(游牧群、氏族、阶级)的共同生活中才获致意识，在这些社会集团中他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活，因此，这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他的思想意识，这些基础的进步发展则是人类向上运动的规律。”在这些分析中，梅林实际上点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二、揭密瓦格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象样批判”
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教师、讲坛社会主义者阿道尔夫·瓦格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更为“象样”一些。但是在梅林看来，瓦格纳的“象样批判”与其说是本质性的反驳，不如说是道德上的责难。他的基本观点是：(1)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2)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它把人说成是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3)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尺度。对于这些陈词滥调，梅林逐条给予了回击。
(一)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
梅林认为，与瓦格纳的指责完全不同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本身不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而且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因为它彻底地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恩格斯在写给保·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实际上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但瓦格纳还把他的“任意说”对准历史唯物主义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发展的基础落实在经济上就是一种“任意”。实际上，只要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最浅显的道理，即：人首先得吃、喝、住、穿，然后他才能思想和创作，人必须与别人有社会交往才能获得意识，因一此，他的意识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不是相反，瓦格纳就不会这么任意了。
瓦格纳的真实用意，是要在打倒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重建历史唯心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连历史唯心主义的最伟大代表人物黑格尔的“历史结构”也遭到了他们的讥笑。黑格尔的“历史结构”在本质上是“任意”的，但他们恼怒于黑格尔对历史所作的过程性的辩证法认定，由于这样的认定，资产阶级科学终结了。而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的辩证法方面，并将其意识决定论倒转过来，从而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一种任意历史结构论。
(二)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并不认为人类是一种死板的机械运动的无意志的玩物
瓦格纳将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为死板的单向决定论，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更否认了人的意识的力量，因而，人成了纯粹的被决定的客体性玩偶。对于这一指责，梅林首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否认观念力量，只不过要把它追究到底，要弄明白观念是从那里汲取力量的。”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绝对否认观念力量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在观念的反作用问题上有任何迟疑，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观念力量的大小以及产生这种大小差异的原因何在。“因为观念不是从无中产生，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愈精确反映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就愈有力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而是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里成长的，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
在点明了观念及其力量的来源后，梅林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分析观念的发展史，从中发现了观念力量产生作用的奥秘。梅林指出，“一代人在他们的全部生活时间中必须用于他们的生活需要的那一部时间愈大，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信赖也愈大，他们的精神发展的活动场地也就愈小。但是，这个场地是随着习得的熟练程度和积累的经验教会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增长而扩大的。人类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其成为自然界死板的机械活动支配者，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精神支配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也就是说，观念力量的壮大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发展的，当观念力量超过自然力成为统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力量后，人类历史就更多地体现出意志主导的特点。可就在这个问题上，瓦格纳似乎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根据，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蕴并不否认这些，而是把它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即认定：“人类精神是依靠物质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方式一起和从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
(三)我们可以很简捷地驳斥掉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为摈弃一切道德标准的指责
事实非常清楚，历史研究者的课题根本就不是研究道德标准，而是根据客观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事物的实在情况，所以就不存在接受还是摈弃何种道德标准的问题。同时，“‘道德标准’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果活着的这代人想用自己的改变着的道德标准去非难过去的世代，那就跟用沙丘的流沙去衡量固结的地层一样。”也就是说，道德标准会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标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道德推动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道德观本身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所指认出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在客观上为研究道德观本身的改变设定了一个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统一的标准。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肯定历史发展中的道德推动力问题，而且第一次使人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解释道德力量。
三、清算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批判尝试”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到马克思和哈特曼为止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有20页是歪曲和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机械论。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尝试”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惜是用很不确定的、以比喻拼凑起来的”方式进行表达的，并且只是“偶然地在他的著作中通过一些例子加以阐述和论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充其量只能算是“半截真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巴尔特在以下几方面作了批判的尝试：首先，为了说明“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相反”，巴尔特不仅恶意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某些概念，而且将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简单地区分为“仅有的科学著作”和“庸俗著作”两种类型，甚至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划入“庸俗著作”范围，以此办法躲开历 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其次，为了反驳马克思指认的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巴尔特把不同所有制关系及其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表现混为一体，把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农业看成一种无质的差别的所有制关系，并且他还将工厂立法看成政治和道德的产物，根本否认经济对于法律的根本意义；再次，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也由经济决定的观点，巴尔特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发展斗争在道德观点中得到反映的理论，而利用市侩们的“道德义愤”来进行投机；最后，为了“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巴尔特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忽视气候、种族等物质因素的“罪证”，来反打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做到彻底的唯物主义。
巴尔特在提出和论证这些观点时，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读或全然不懂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巴尔特的批判，梅林认为没有必要深入地进行反批判，他所做的只是，“挑出若干主要论点，亦即在分析时可以促使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更精确理解之点，也就够了”。正像梅林一开始就表明的那样，他确实没有过多地讨论巴尔特的观点本身，而是从这些错误观点出发更加深人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
其一，宗教通过自身发展史证明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作用。巴尔特认为，宗教在起源上与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历史上的宗教却对经济有较深刻的影响，宗教对于全部生活过程起着决定作用。对于这些言论，梅林进行了细致的批驳。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全部事实与巴尔特所指认的完全相反。比如，巴尔特曾说，东方的宗教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权的教士等级，但事实上，东方的有特权的教士等级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经济而形成的，因此，“不是宗教决定经济，而是恰恰相反，经济决定宗教。”为了证明他的“宗教对于全部生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巴尔特说，两个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即使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他们的事业活动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发展还是会完全不同。可是，正如我们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中看到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远远高于基督教文化，但“由于伊斯兰文化未曾超越它的经济细胞，即至今仍旧普遍存在于东方的原始农村公社，它就被基督教文化超过了；基督教文化从封建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不是由于，而是违背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会自身则成了这一发展的不断流血的牺牲品”。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史观是一种以宗教的物质基础为着眼点的批判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考茨基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处处都得出宗教观念对于当时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的依赖性，将独立进行创造并发挥作用的因素的基督教精神力量彻底打垮了。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它们的作用要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一点也不忽视种族，相反，唯有它才使种族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种族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种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并服从于它的发展规律，所以，种族不仅在人类初期是变化的，而且，随着人支配自然的程度提高而逐渐变成社会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及之处，种族差别都已化为或一天一天地正在化为阶级对立。”关于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力，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来没有忽视过。梅林指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里都包含着这一时代的劳动自然条件，在这范围以外，自然在人类社会史中就没有什么干系了。换言之，同一生产方式总以同一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不论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多么不同；反之，不同的生产方式总以不同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即使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四、自我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强大功能的新认识
在反外在批判的同时，梅林也担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凝固化问题，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内在反思。他认为，“但马克思所自许的只是发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象一把扫帚似的把一切绝对体系和一切永恒规律都一扫而光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考茨基、狄慈根、毕尔克里、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证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了一个坚固而不会动摇的基础。但是，梅林也清醒地知道，到他所在的时代为止，历史唯物主义赢得的一切结果不是无疵可摘的，或者说不必再求改进了，“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版来滥用，——这也已经有过了，——它就会像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者是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面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要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结合得更好，一是不能把它当教条。二是必须真正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并在此方面有一定的修养。否则，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可能像其他历史观一样颠倒是非。而其中，教条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敌人。
梅林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称之为“马克思的仿效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马克思用科学方法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当成终极真理；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程序化，当成“不科学的刻板公式加以使用”。这两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两个层次，作出这样的划分对于反教条主义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第一种是浅层次的教条主义，这种形式往往表现在理论修养不高、对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真正的哲学把握的人身上，这种人“只会重复教师的话，居然想把用他的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当作永远攻不破的原理的人们，简直就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未重复他的话，而只是在否定他自己。”第二种是更高一层次的教条主义，由于能站在一定的哲学高度，往往更能迷惑他人和迷惑自己。
梅林认为，如果能够克服内部的教条主义倾向，并能以一定的学力和能力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在未来的社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有催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历史唯物主义也在资本主义社会阐明了人类历史和指引了历史方向，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无限多的事待做，才能阐明人类历史的无数分支，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壤上是永远不会发挥出最大力量来的，那是因为，它的日渐增长的力量会先把这个社会摧毁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它的最大力量要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才能发挥出来。“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达到它的全盛期，历史才能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它才能成为它本来应该是而一直未曾是的东西：人类的领路人和教导者。”
责任编辑 柳文全
[关键词]梅林，历史唯物主义，反批判，阐释，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KO-1 A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85-05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反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不仅是一件捍卫自身的重要任务，而且是进一步阐释和发展真理的有力手段。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理论批判运动，反击这些所谓“认真的、公开的”批判，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要历史使命。弗·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保卫与阐释，是第二国际反批判的重要成果，不仅取得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效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一、反击资产阶级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粗陋批判
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众多言论中，有些说法根本没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只是外在地将一些无根据的判断强加其上，或是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而对它进行攻击，所以，这些批判是极其粗陋的。梅林总结出五种言论进行了分析。
(一)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对此，梅林反驳道，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幻想”，而是科学的历史观。其次，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自己本身。“它是历史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说，只有产生这种伟大思想的物质条件具备时，人类自己才有可能同时也是必然地揭示出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些问题，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二)第二种污蔑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梅林说，事实恰恰完全相反，马恩著作中蕴藏着大量的历史观点，他们毕生工作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他们的全部著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东鳞西爪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点”是全然不同的概念，由于资产阶级学者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也根本不可能拥有唯物的和辩证的历史观，他们更不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无法读懂和理解，而且还有待于后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挖掘，把蕴藏在其中的大量历史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
(三)有人提出，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仍将“获致真理”看成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过程，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费尔巴哈这一传统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梅林断然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是这样‘获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宽容地责备他们而说是他们从心里想出来的，那也就像用这样的断语来骂他们一样不公平，因为这是以最善良的意愿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一种空洞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光荣其实是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它的正确性作了最光辉的证明。”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光荣”还不仅限于此，费尔巴哈只懂得德国哲学，可他们不仅有深厚的哲学修养，而且对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历史性的把握，对以英国工业发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有历史性的把握，所以，“他们在这个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他们之所以够得上被称为第一流思想家，因为他们在五十年前已经能从比较起来很微弱的迹象中认清了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科学至今还不能从无限之多的极其确凿的证据中捕捉住，而至多只能偶尔得到一些预感的东西”。
(四)路易·布伦坦诺提出，浪漫历史学派已经很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以拉维涅-佩吉朗为代表的浪漫历史学派早在马克思的《德法年鉴》里就受到过毁灭性打击。这个学派最基本的观点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决定其他一切的基础，生产、分配、文化、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等，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但是从本质上看，被浪漫历史学派奉为社会历史决定力量的经济形式是封建经济形式，是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唯一合乎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以及永恒的自然规律而作的一种复辟企图，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复辟历史观。对此，梅林指出，“除了封建主义经济形式以外，对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有任何即使是肤浅的了解，这正是浪漫历史学派的特有之点；但是，它在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己心的影响下，总是竭力想把一切天上地下的东西，一切法律、政治、宗教等等的关系，都用这一个经济形式贯穿起来，于是就偶然地得出一些论点，远远听起来有些象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实际上这些论点之远离历史唯物主义，就如阶级利己心之远离科学认识一样。”所以，梅林肯定地说：“这个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至多也只能说，它的毫不隐饰的阶级意识形态，可能是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酵素之一。”为了更直接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浪漫历史学派的著作中受到过启发或影响，梅林就此事专门写信问过恩格斯，恩格斯于1892年9月28日回信非常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即使读过历史浪漫学派的书，但也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他自己，从1841－1842年以来就与这种书籍全然格格不入了。
(五)针对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的臆断，梅林将这两者的关系认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它认为人是具有意识而行动着的自然产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由什么决定的，更不知道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何在，只知道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观念的推动力。因此，当进人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这样看来，梅林所说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认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一切观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由于追求表面的最大彻底性，反而获致了实际上最大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把人简单地视为有意识地行动着的动物，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看作一切观念的动机和目的的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活动；由于把有意识地行动着 的人当作自然界孤立的生物这种错误前提，它获得了一种唯心主义的人类历史的幻象，人类历史好象是透过永恒的整个自然界中的唯物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场狂乱的影子舞蹈表演。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出发，认为人不只是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他只在社会集团(游牧群、氏族、阶级)的共同生活中才获致意识，在这些社会集团中他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活，因此，这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他的思想意识，这些基础的进步发展则是人类向上运动的规律。”在这些分析中，梅林实际上点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二、揭密瓦格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象样批判”
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教师、讲坛社会主义者阿道尔夫·瓦格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更为“象样”一些。但是在梅林看来，瓦格纳的“象样批判”与其说是本质性的反驳，不如说是道德上的责难。他的基本观点是：(1)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2)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它把人说成是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3)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尺度。对于这些陈词滥调，梅林逐条给予了回击。
(一)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
梅林认为，与瓦格纳的指责完全不同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本身不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而且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因为它彻底地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对人类历史的解释。恩格斯在写给保·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实际上已经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但瓦格纳还把他的“任意说”对准历史唯物主义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发展的基础落实在经济上就是一种“任意”。实际上，只要懂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最浅显的道理，即：人首先得吃、喝、住、穿，然后他才能思想和创作，人必须与别人有社会交往才能获得意识，因一此，他的意识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而不是相反，瓦格纳就不会这么任意了。
瓦格纳的真实用意，是要在打倒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重建历史唯心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连历史唯心主义的最伟大代表人物黑格尔的“历史结构”也遭到了他们的讥笑。黑格尔的“历史结构”在本质上是“任意”的，但他们恼怒于黑格尔对历史所作的过程性的辩证法认定，由于这样的认定，资产阶级科学终结了。而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的辩证法方面，并将其意识决定论倒转过来，从而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一种任意历史结构论。
(二)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并不认为人类是一种死板的机械运动的无意志的玩物
瓦格纳将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为死板的单向决定论，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更否认了人的意识的力量，因而，人成了纯粹的被决定的客体性玩偶。对于这一指责，梅林首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否认观念力量，只不过要把它追究到底，要弄明白观念是从那里汲取力量的。”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绝对否认观念力量的说法完全不合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在观念的反作用问题上有任何迟疑，可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观念力量的大小以及产生这种大小差异的原因何在。“因为观念不是从无中产生，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愈精确反映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就愈有力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而是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里成长的，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
在点明了观念及其力量的来源后，梅林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分析观念的发展史，从中发现了观念力量产生作用的奥秘。梅林指出，“一代人在他们的全部生活时间中必须用于他们的生活需要的那一部时间愈大，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信赖也愈大，他们的精神发展的活动场地也就愈小。但是，这个场地是随着习得的熟练程度和积累的经验教会人们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增长而扩大的。人类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其成为自然界死板的机械活动支配者，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精神支配中实现了、并且继续实现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也就是说，观念力量的壮大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发展的，当观念力量超过自然力成为统治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力量后，人类历史就更多地体现出意志主导的特点。可就在这个问题上，瓦格纳似乎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根据，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蕴并不否认这些，而是把它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即认定：“人类精神是依靠物质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方式一起和从物质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
(三)我们可以很简捷地驳斥掉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为摈弃一切道德标准的指责
事实非常清楚，历史研究者的课题根本就不是研究道德标准，而是根据客观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事物的实在情况，所以就不存在接受还是摈弃何种道德标准的问题。同时，“‘道德标准’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果活着的这代人想用自己的改变着的道德标准去非难过去的世代，那就跟用沙丘的流沙去衡量固结的地层一样。”也就是说，道德标准会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标准。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道德推动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道德观本身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所指认出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在客观上为研究道德观本身的改变设定了一个历史性和逻辑性相统一的标准。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肯定历史发展中的道德推动力问题，而且第一次使人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解释道德力量。
三、清算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批判尝试”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的《黑格尔和到马克思和哈特曼为止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有20页是歪曲和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他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机械论。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尝试”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可惜是用很不确定的、以比喻拼凑起来的”方式进行表达的，并且只是“偶然地在他的著作中通过一些例子加以阐述和论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充其量只能算是“半截真理”。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巴尔特在以下几方面作了批判的尝试：首先，为了说明“不是经济决定政治而是相反”，巴尔特不仅恶意地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某些概念，而且将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简单地区分为“仅有的科学著作”和“庸俗著作”两种类型，甚至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划入“庸俗著作”范围，以此办法躲开历 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其次，为了反驳马克思指认的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巴尔特把不同所有制关系及其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表现混为一体，把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农业看成一种无质的差别的所有制关系，并且他还将工厂立法看成政治和道德的产物，根本否认经济对于法律的根本意义；再次，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也由经济决定的观点，巴尔特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发展斗争在道德观点中得到反映的理论，而利用市侩们的“道德义愤”来进行投机；最后，为了“彻底”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巴尔特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忽视气候、种族等物质因素的“罪证”，来反打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做到彻底的唯物主义。
巴尔特在提出和论证这些观点时，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读或全然不懂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巴尔特的批判，梅林认为没有必要深入地进行反批判，他所做的只是，“挑出若干主要论点，亦即在分析时可以促使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更精确理解之点，也就够了”。正像梅林一开始就表明的那样，他确实没有过多地讨论巴尔特的观点本身，而是从这些错误观点出发更加深人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内容。
其一，宗教通过自身发展史证明了它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作用。巴尔特认为，宗教在起源上与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历史上的宗教却对经济有较深刻的影响，宗教对于全部生活过程起着决定作用。对于这些言论，梅林进行了细致的批驳。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全部事实与巴尔特所指认的完全相反。比如，巴尔特曾说，东方的宗教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权的教士等级，但事实上，东方的有特权的教士等级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经济而形成的，因此，“不是宗教决定经济，而是恰恰相反，经济决定宗教。”为了证明他的“宗教对于全部生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巴尔特说，两个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即使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他们的事业活动和他们的生活条件的发展还是会完全不同。可是，正如我们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中看到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远远高于基督教文化，但“由于伊斯兰文化未曾超越它的经济细胞，即至今仍旧普遍存在于东方的原始农村公社，它就被基督教文化超过了；基督教文化从封建生产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不是由于，而是违背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会自身则成了这一发展的不断流血的牺牲品”。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史观是一种以宗教的物质基础为着眼点的批判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考茨基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教，处处都得出宗教观念对于当时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的依赖性，将独立进行创造并发挥作用的因素的基督教精神力量彻底打垮了。
其二，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它们的作用要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一点也不忽视种族，相反，唯有它才使种族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种族不是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种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会受到生产方式的影响并服从于它的发展规律，所以，种族不仅在人类初期是变化的，而且，随着人支配自然的程度提高而逐渐变成社会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及之处，种族差别都已化为或一天一天地正在化为阶级对立。”关于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力，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来没有忽视过。梅林指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里都包含着这一时代的劳动自然条件，在这范围以外，自然在人类社会史中就没有什么干系了。换言之，同一生产方式总以同一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不论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多么不同；反之，不同的生产方式总以不同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过程，即使气候、种族和其余一切自然条件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四、自我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强大功能的新认识
在反外在批判的同时，梅林也担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凝固化问题，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内在反思。他认为，“但马克思所自许的只是发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象一把扫帚似的把一切绝对体系和一切永恒规律都一扫而光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考茨基、狄慈根、毕尔克里、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证后，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了一个坚固而不会动摇的基础。但是，梅林也清醒地知道，到他所在的时代为止，历史唯物主义赢得的一切结果不是无疵可摘的，或者说不必再求改进了，“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版来滥用，——这也已经有过了，——它就会像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者是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面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也就是说，要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结合得更好，一是不能把它当教条。二是必须真正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并在此方面有一定的修养。否则，历史唯物主义也有可能像其他历史观一样颠倒是非。而其中，教条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敌人。
梅林指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称之为“马克思的仿效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马克思用科学方法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当成终极真理；二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程序化，当成“不科学的刻板公式加以使用”。这两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两个层次，作出这样的划分对于反教条主义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第一种是浅层次的教条主义，这种形式往往表现在理论修养不高、对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真正的哲学把握的人身上，这种人“只会重复教师的话，居然想把用他的科学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当作永远攻不破的原理的人们，简直就和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未重复他的话，而只是在否定他自己。”第二种是更高一层次的教条主义，由于能站在一定的哲学高度，往往更能迷惑他人和迷惑自己。
梅林认为，如果能够克服内部的教条主义倾向，并能以一定的学力和能力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在未来的社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有催生历史唯物主义的土壤，历史唯物主义也在资本主义社会阐明了人类历史和指引了历史方向，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无限多的事待做，才能阐明人类历史的无数分支，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壤上是永远不会发挥出最大力量来的，那是因为，它的日渐增长的力量会先把这个社会摧毁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它的最大力量要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才能发挥出来。“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时，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达到它的全盛期，历史才能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它才能成为它本来应该是而一直未曾是的东西：人类的领路人和教导者。”
责任编辑 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