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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三大”，是在1921年6月22日到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称1921年6月是“莫斯科的赤潮”：“1921年的6月，在此城里又要开四个国际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昨天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是交错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里举行；少共国际“二大”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有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来自52个国家。
曾经以中国社会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在他的著作《新俄游记》中记有：“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为俄人某君在华所组织，正式代表为苏人张太雷，系由依尔苦次克之东方管理部介绍而来。余非共产党人，惟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亦蒙优待，认为代表，并予以发言权。此外，中国新闻记者一人，青年团学生一人。”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说成是俄国人，把张太雷也当作俄国人，说明他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与记者瞿秋白、青年团代表俞秀松，都不相识。所以后面他专门写有一段《记中国五共产党事》：
“中国向无共产党，自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张君、于君二人来俄，适值国际大会时，遂自承中国共产党代表，俄人欢迎而承认之，是为第一共产党；嗣后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黑龙江省之黑河中国社会党之旧支部自部长刘谦遇害，有龚君、于君者，率众避入俄境，改组中国共产党，是为第三共产党；有杭人张君者，只身游俄，自称支那共产党之代表，是为第四共产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是为第五共产党。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为是，互为正统之争。第二党人数最盛，（约三十）已订期特开大会宣布他党之僭伪，对姚尤为激昂，正不知结果如何也。”
江亢虎不仅把张太雷和俞秀松，错写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张君、于君”。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写的“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更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俞秀松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代表参加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而对于张太雷当时身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科中方书记，（张太雷是在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22日的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科中方书记，在该会议的记录里，对张太雷的任期还附有一个说明：“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为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有没有得到中国国内的党组织批准和委任，对这些刚刚来到苏联留学的青年团员来说是毫不知情的，提出疑问是很正常的事情，无所谓“第二共产党”之说。因为这些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学员，对他们的领导人杨明轩、俞秀松是十分熟悉的，在经过六七个月的培训后，经过党团组织的选拔，于1921年4、5月间分批赴俄，7月初到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不仅被分配与与会代表住同一旅馆,并允许作为东方民族代表轮流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会议,每天有一人可以列席旁听这次隆重、庄严的大会。他们是罗亦农、袁达时、任弼时、任作民、彭述之、卜士奇、陈为人、吴芳、许之桢、刘少奇、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兆秋、陈启沃、董锄平、梁柏台、华林、汪寿华、庄文恭、谢文锦、王一飞、曹靖华、秦抱朴、傅大庆、韦素园、吴葆萼、蒋光慈、廖划平。从这些人后来发表的众多回忆录中，有讲到过列席共产国际“三大”，但均未提出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的这件事情。
在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他说：“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张太雷最后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恰在此当时，在中国国内，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表大会，正处于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向上海聚集的阶段，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的。由于此期间，维经斯基回了苏联，上海的党组织要通过广州来获取共产国际的有关信息，所以，当杨明轩（杨好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是1921年7月中旬，共产国际“三大”于7月12日就胜利闭幕了。对于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报告及一系列附件，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一事，杨明轩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上做了明确的表态，这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管书记尼基简科签署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中记录的十分清楚：
“杨好德同志说，格里戈里同志走后，他们就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及鲍立威同志的任何信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得到广州的消息后，他们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因经费不足，只派出了杨好德同志一人，他们也准备了一个报告，是通过霍多罗夫同志寄的，伊尔库茨克这里暂时还没收到。报告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共产主义工作和工人运动。杨好德同志请求现在解决以下九个问题：1.宣传和组织的规模；2.能派多少同志到苏俄来；3.同德国的联络；4.不再派出未经远东书记处同意的同志；5.经济援助；6.军队中的工作；7.党的工作规模；8.与【国际】工会代表的关系；9.各种工作的统一。”这就表明张太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资格，是得到了国内党组织的批准和委任的，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代表。
由于江亢虎的记述，以《记中国五共产党事》为题，极易产生误解，特别是所谓“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為是，互为正统之争。”其实，无论是成立俄国的社会党支部并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刘谦即后来的与会代表；自称支那共产党的张墨池；东方共产党的姚作宾、黄介民等，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进行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思想宣传的弄潮儿，共产国际在开头对他们是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否则也不可能使之赴莫斯科参与会议。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对于真正能够担负起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是经过了慎重的和反复的考量，才会有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之前代表中共出席三大并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几乎与共产国际“三大”召开的同时，派出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尚未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这是一段佳话，充分表明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和支持：“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是何等热情地对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团。”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是交错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列大厅里举行；少共国际“二大”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有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来自52个国家。
曾经以中国社会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江亢虎，在他的著作《新俄游记》中记有：“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为俄人某君在华所组织，正式代表为苏人张太雷，系由依尔苦次克之东方管理部介绍而来。余非共产党人，惟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亦蒙优待，认为代表，并予以发言权。此外，中国新闻记者一人，青年团学生一人。”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说成是俄国人，把张太雷也当作俄国人，说明他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与记者瞿秋白、青年团代表俞秀松，都不相识。所以后面他专门写有一段《记中国五共产党事》：
“中国向无共产党，自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张君、于君二人来俄，适值国际大会时，遂自承中国共产党代表，俄人欢迎而承认之，是为第一共产党；嗣后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黑龙江省之黑河中国社会党之旧支部自部长刘谦遇害，有龚君、于君者，率众避入俄境，改组中国共产党，是为第三共产党；有杭人张君者，只身游俄，自称支那共产党之代表，是为第四共产党；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据云已有东方共产党之组织，而己为其专使，是为第五共产党。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为是，互为正统之争。第二党人数最盛，（约三十）已订期特开大会宣布他党之僭伪，对姚尤为激昂，正不知结果如何也。”
江亢虎不仅把张太雷和俞秀松，错写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张君、于君”。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写的“青年团学生陆续入俄，改称少年共产党，而后来者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更是严重的误解。因为俞秀松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代表参加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而对于张太雷当时身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科中方书记，（张太雷是在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22日的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科中方书记，在该会议的记录里，对张太雷的任期还附有一个说明：“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为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有没有得到中国国内的党组织批准和委任，对这些刚刚来到苏联留学的青年团员来说是毫不知情的，提出疑问是很正常的事情，无所谓“第二共产党”之说。因为这些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学员，对他们的领导人杨明轩、俞秀松是十分熟悉的，在经过六七个月的培训后，经过党团组织的选拔，于1921年4、5月间分批赴俄，7月初到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不仅被分配与与会代表住同一旅馆,并允许作为东方民族代表轮流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会议,每天有一人可以列席旁听这次隆重、庄严的大会。他们是罗亦农、袁达时、任弼时、任作民、彭述之、卜士奇、陈为人、吴芳、许之桢、刘少奇、萧劲光、任岳、胡士廉、周兆秋、陈启沃、董锄平、梁柏台、华林、汪寿华、庄文恭、谢文锦、王一飞、曹靖华、秦抱朴、傅大庆、韦素园、吴葆萼、蒋光慈、廖划平。从这些人后来发表的众多回忆录中，有讲到过列席共产国际“三大”，但均未提出有“不承认张、于为代表者，自立一部，是为第二共产党”的这件事情。
在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他说：“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张太雷最后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恰在此当时，在中国国内，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表大会，正处于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向上海聚集的阶段，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的。由于此期间，维经斯基回了苏联，上海的党组织要通过广州来获取共产国际的有关信息，所以，当杨明轩（杨好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已经是1921年7月中旬，共产国际“三大”于7月12日就胜利闭幕了。对于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报告及一系列附件，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一事，杨明轩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上做了明确的表态，这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管书记尼基简科签署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中记录的十分清楚：
“杨好德同志说，格里戈里同志走后，他们就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及鲍立威同志的任何信息。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得到广州的消息后，他们决定派遣两同志前去代表大会，因经费不足，只派出了杨好德同志一人，他们也准备了一个报告，是通过霍多罗夫同志寄的，伊尔库茨克这里暂时还没收到。报告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共产主义工作和工人运动。杨好德同志请求现在解决以下九个问题：1.宣传和组织的规模；2.能派多少同志到苏俄来；3.同德国的联络；4.不再派出未经远东书记处同意的同志；5.经济援助；6.军队中的工作；7.党的工作规模；8.与【国际】工会代表的关系；9.各种工作的统一。”这就表明张太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资格，是得到了国内党组织的批准和委任的，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代表。
由于江亢虎的记述，以《记中国五共产党事》为题，极易产生误解，特别是所谓“此五党者，各不相能，而皆自以為是，互为正统之争。”其实，无论是成立俄国的社会党支部并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刘谦即后来的与会代表；自称支那共产党的张墨池；东方共产党的姚作宾、黄介民等，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进行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运动和思想宣传的弄潮儿，共产国际在开头对他们是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否则也不可能使之赴莫斯科参与会议。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对于真正能够担负起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是经过了慎重的和反复的考量，才会有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之前代表中共出席三大并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几乎与共产国际“三大”召开的同时，派出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尚未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这是一段佳话，充分表明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和支持：“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是何等热情地对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