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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定义中，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占比接近10%的年龄已是65岁，这意味着中国其实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的急遽加速已变成21世纪以来的一场世界性的无声革命，悄然影响着日常生活，危机相伴而生。老龄人口增多，加之计划生育时代留下的少子问题，让空巢老人的比例近年来骤然增长。尽管如此，民间的老龄意识似乎觉醒得要晚一些，这种宏观的历史现实与微观的生活实感之间的罅隙，涉及老龄意识及其衍生出的代际矛盾、临终关怀、历史记忆、忏悔意识等。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年轻一代作者的创作中，老年人形象似乎并不多，即便有，也常常呈现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他们威严肃穆或者垂垂老矣，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他們少有多元的性格，也缺乏正面的言状，反倒与死亡之间有着自然而紧密的联系。走向衰亡，是暮年状态的一个惯常视角。
而在“90后”小说家王占黑的观察中，老年社群似乎没有那么暮气沉沉。“走进‘老年健康生活区’一看……麻将系老头老太如同天庭里的神仙，在烟雾缭绕中游来游去，若隐若现，只有那几个明晃晃的秃脑袋，一座座小山峰似的扎进你眼里。”街道是王占黑的写作空间，棋牌室里的老头老太精神抖擞，同样生机饱满的还有楼房的看门大爷、卖水果的小贩、卖馄饨的阿婆、五金铺的老板、炮仗店的爷叔、给幼儿园孩子把尿的阿姨……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的工人，离开了集体化单位的保障和依附，各寻出路努力营生，也有的混沌度日消磨余年。一个曾经的共生体土崩瓦解却又以一种新的方式互相依附，在与外界缓慢的交互过程中，内部以口耳或“伸出阳台的晾衣杆”迅速传递着信息。这是一种介于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生存体系，封闭自足，却也间或流动，不失尊严地适应社会前进中的变革与筛淘，并在逐渐林立的摩天大楼中存留了旧时光的气息与腔调。
通读王占黑的小说，不难看出老年人群体在其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这与她童年吃百家食、东家进西家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从小和一个单位或者集体的街道里的街坊生活在一起，与他们的吃穿用度相互勾连，自然而然地也在成长中吸纳其生命信息。这些人在孩子的眼中是正值壮年的叔叔阿姨，那时候“我”看他们的眼光是英雄式的、仰视的、片面的，随着经验的累积和时移世易，“我”的成长与他们的衰老是同构的，目光渐渐从仰视变成了平视甚至审视，视角也多维了起来，当年的“英雄”片段被还原成平凡的质素，壮年的“壮举”不再富有传奇性，而是曲折幽微的家常琐事。这些细枝末节看似细碎乏味，却透着平凡百姓的韧性与温情。这些被波澜壮阔的时代无情淹没的人们，被王占黑的笔拉回视线，又赋予他们浪漫的底色。作者曾言“有人说他们是走到穷途末路的人，但我愿意写他们的生龙活虎”，如，在大年三十全城禁鞭的夜晚用河边满地的气球代替千发万发的炮仗（《空响炮》），在医院的病床边豪情万丈地与生命末端的病号把酒言欢、荤素不忌大快朵颐（《麻将，胡了》），成天手里握着给小孩子糖果的中风爷叔（《阿金的故事》）……这些故事总会带出一丝温柔的笔触。为街坊邻居面孔上的一层柔光，似乎也是作者对社区人情逐渐被都市化侵蚀与稀释的某种抵抗。在冷漠化、商业化的“巨兽”来袭之时，除了街坊之间无力的嗟叹怀旧，还有一丝温柔浪漫的化解，一种对于自己的实感经验的传递，对父辈的致敬与对自我的梳理。
然而两代人之间还是充满隔阂与误解，老年人渐渐无法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和观念，而年轻人还在学习和老年人相处，也有的放弃了沟通的契机。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意识还在形成当中，同时也是对中国人的亲子关系的反映和探讨。小说中借人物讲出一个观点，亲子关系的天平在子女成长到二十五岁之后产生反倾，子女开始在家庭决策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子辈的经验积累与智识能力开始超过父辈，并且越来越快地拉开距离。这种天平的倒栽速度之快，父母与子女都难以做出响应，矛盾和分歧也因此盘根错节，集中体现在隐私观、理财观、婚恋观乃至生死观等方面，代际之间的沟通往往显得费力而无效，刻薄与沉默在其间闪烁不息。
“他讲，爱人走得早，我同你讲过的，想再寻个老伴，一帮小鬼坚决反对，讲我对不起老娘。可是度日脚缺不来女人的呀，你们不服侍我，还不许我找个人来服侍唻。谁想到这一个没多久也走了，小鬼就讲我活该，说我是克星。我一气急，索性房子卖掉，住到此地来，一分不留。小鬼气煞，我也气煞。”《偷桃换李》这篇小说其实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忏悔与历史追忆，浅层的背景则是一方面子女要求丧偶的父母保持鳏寡，另一方面父辈实际需要身心的陪伴，矛盾激化后从子女对老人婚恋的不满引发了遗产的落空，进而出现葬礼上发觉父亲最后捉弄式的“换人变脸”。戏剧化的背后折叠了父辈对于自己生平际遇的归纳，老人们纷纷住进养老院，临终缺少子女的关切，医护人员也因为他们不听规矩愤而不再体贴招呼，似乎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彼此，甚至在临终做出同样的选择。如何与父辈相处，如何理解父辈的经历，这是作者对年轻一代人发出的警醒。在《美芬的小世界》中，年轻人与父母的婚恋观的差异，乃至无法弥合的撕裂发出了声响：美芬近年的念想全部寄托在了一件能在女儿婚礼穿的礼服上，进而准备了将来儿孙的物什。而女儿则近乎冰冷地回她，“我结婚不是为了下一代。也不是为了妈。”作为单亲母亲，她因怕被人闲话，守寡以来克制着各式各样的欲念（用亡夫的抚恤金投资、裁缝铺相知的老板、交谊舞的诱惑），而对女儿成家的期盼逐渐演变为近乎狂热的臆想。女儿大学开始远走他乡，一个更年期守寡，一个叛逆期出走，自此再难接续上亲密的交流。家庭中一旦缺少某一方角色，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产生冲突之后很容易顺势升级，缺少调和的声音从中周旋。最终两方至多在摩擦中不断搁置有争议的议题。但这些议题中，婚恋是父辈无法放下的。子女在取向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探索，一些在过去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年轻人都可以自主做出选择。这些选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尊重个体，早已不是空谈，更不应有例外，这是年青一代信奉的圭臬之一。在小说的尾声，美芬为救一对被门隔在两头的猫母子，做出隐忍多年以来头一回出格的事体：砸了邻居家的窗子。也许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美芬的“壮举”不仅救了猫母子，兴许也能让她成为突破与女儿的僵持关系中的“英雄”。而美芬之流作为独居老人要经历的漫漫长夜，这才刚刚拉开帷幕。
王占黑观察到的两代人在观念上的种种差异大多细腻贴切，真情实感表露其间，这也是作者通过“实感经验”与切中的叙事成功结合的地方。这些实感经验并非让人产生对人物独特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与人物共同呼吸的切身感受。当这种感受击中你时，街道上流窜的小道消息、楼梯间偶尔爆发的争吵、门房窗口堆积的烟头、阳台上晒出来的婴儿尿布、路边流浪狗的眼神、车棚里飘出的恶臭，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王占黑说她是一支老王（父亲）手中的笔，而我们则在这杆笔下变成她的眼，不失浪漫地关怀着步入暮年的一群“英雄”和他们的处境，以及正逐渐消失在都市的老社区。
责任编辑 何子英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年轻一代作者的创作中，老年人形象似乎并不多，即便有，也常常呈现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他们威严肃穆或者垂垂老矣，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他們少有多元的性格，也缺乏正面的言状，反倒与死亡之间有着自然而紧密的联系。走向衰亡，是暮年状态的一个惯常视角。
而在“90后”小说家王占黑的观察中，老年社群似乎没有那么暮气沉沉。“走进‘老年健康生活区’一看……麻将系老头老太如同天庭里的神仙，在烟雾缭绕中游来游去，若隐若现，只有那几个明晃晃的秃脑袋，一座座小山峰似的扎进你眼里。”街道是王占黑的写作空间，棋牌室里的老头老太精神抖擞，同样生机饱满的还有楼房的看门大爷、卖水果的小贩、卖馄饨的阿婆、五金铺的老板、炮仗店的爷叔、给幼儿园孩子把尿的阿姨……他们大多是下岗再就业或退休的工人，离开了集体化单位的保障和依附，各寻出路努力营生，也有的混沌度日消磨余年。一个曾经的共生体土崩瓦解却又以一种新的方式互相依附，在与外界缓慢的交互过程中，内部以口耳或“伸出阳台的晾衣杆”迅速传递着信息。这是一种介于现代都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生存体系，封闭自足，却也间或流动，不失尊严地适应社会前进中的变革与筛淘，并在逐渐林立的摩天大楼中存留了旧时光的气息与腔调。
通读王占黑的小说，不难看出老年人群体在其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这与她童年吃百家食、东家进西家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从小和一个单位或者集体的街道里的街坊生活在一起，与他们的吃穿用度相互勾连，自然而然地也在成长中吸纳其生命信息。这些人在孩子的眼中是正值壮年的叔叔阿姨，那时候“我”看他们的眼光是英雄式的、仰视的、片面的，随着经验的累积和时移世易，“我”的成长与他们的衰老是同构的，目光渐渐从仰视变成了平视甚至审视，视角也多维了起来，当年的“英雄”片段被还原成平凡的质素，壮年的“壮举”不再富有传奇性，而是曲折幽微的家常琐事。这些细枝末节看似细碎乏味，却透着平凡百姓的韧性与温情。这些被波澜壮阔的时代无情淹没的人们，被王占黑的笔拉回视线，又赋予他们浪漫的底色。作者曾言“有人说他们是走到穷途末路的人，但我愿意写他们的生龙活虎”，如，在大年三十全城禁鞭的夜晚用河边满地的气球代替千发万发的炮仗（《空响炮》），在医院的病床边豪情万丈地与生命末端的病号把酒言欢、荤素不忌大快朵颐（《麻将，胡了》），成天手里握着给小孩子糖果的中风爷叔（《阿金的故事》）……这些故事总会带出一丝温柔的笔触。为街坊邻居面孔上的一层柔光，似乎也是作者对社区人情逐渐被都市化侵蚀与稀释的某种抵抗。在冷漠化、商业化的“巨兽”来袭之时，除了街坊之间无力的嗟叹怀旧，还有一丝温柔浪漫的化解，一种对于自己的实感经验的传递，对父辈的致敬与对自我的梳理。
然而两代人之间还是充满隔阂与误解，老年人渐渐无法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和观念，而年轻人还在学习和老年人相处，也有的放弃了沟通的契机。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意识还在形成当中，同时也是对中国人的亲子关系的反映和探讨。小说中借人物讲出一个观点，亲子关系的天平在子女成长到二十五岁之后产生反倾，子女开始在家庭决策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子辈的经验积累与智识能力开始超过父辈，并且越来越快地拉开距离。这种天平的倒栽速度之快，父母与子女都难以做出响应，矛盾和分歧也因此盘根错节，集中体现在隐私观、理财观、婚恋观乃至生死观等方面，代际之间的沟通往往显得费力而无效，刻薄与沉默在其间闪烁不息。
“他讲，爱人走得早，我同你讲过的，想再寻个老伴，一帮小鬼坚决反对，讲我对不起老娘。可是度日脚缺不来女人的呀，你们不服侍我，还不许我找个人来服侍唻。谁想到这一个没多久也走了，小鬼就讲我活该，说我是克星。我一气急，索性房子卖掉，住到此地来，一分不留。小鬼气煞，我也气煞。”《偷桃换李》这篇小说其实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忏悔与历史追忆，浅层的背景则是一方面子女要求丧偶的父母保持鳏寡，另一方面父辈实际需要身心的陪伴，矛盾激化后从子女对老人婚恋的不满引发了遗产的落空，进而出现葬礼上发觉父亲最后捉弄式的“换人变脸”。戏剧化的背后折叠了父辈对于自己生平际遇的归纳，老人们纷纷住进养老院，临终缺少子女的关切，医护人员也因为他们不听规矩愤而不再体贴招呼，似乎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彼此，甚至在临终做出同样的选择。如何与父辈相处，如何理解父辈的经历，这是作者对年轻一代人发出的警醒。在《美芬的小世界》中，年轻人与父母的婚恋观的差异，乃至无法弥合的撕裂发出了声响：美芬近年的念想全部寄托在了一件能在女儿婚礼穿的礼服上，进而准备了将来儿孙的物什。而女儿则近乎冰冷地回她，“我结婚不是为了下一代。也不是为了妈。”作为单亲母亲，她因怕被人闲话，守寡以来克制着各式各样的欲念（用亡夫的抚恤金投资、裁缝铺相知的老板、交谊舞的诱惑），而对女儿成家的期盼逐渐演变为近乎狂热的臆想。女儿大学开始远走他乡，一个更年期守寡，一个叛逆期出走，自此再难接续上亲密的交流。家庭中一旦缺少某一方角色，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产生冲突之后很容易顺势升级，缺少调和的声音从中周旋。最终两方至多在摩擦中不断搁置有争议的议题。但这些议题中，婚恋是父辈无法放下的。子女在取向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探索，一些在过去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年轻人都可以自主做出选择。这些选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尊重个体，早已不是空谈，更不应有例外，这是年青一代信奉的圭臬之一。在小说的尾声，美芬为救一对被门隔在两头的猫母子，做出隐忍多年以来头一回出格的事体：砸了邻居家的窗子。也许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美芬的“壮举”不仅救了猫母子，兴许也能让她成为突破与女儿的僵持关系中的“英雄”。而美芬之流作为独居老人要经历的漫漫长夜，这才刚刚拉开帷幕。
王占黑观察到的两代人在观念上的种种差异大多细腻贴切，真情实感表露其间，这也是作者通过“实感经验”与切中的叙事成功结合的地方。这些实感经验并非让人产生对人物独特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与人物共同呼吸的切身感受。当这种感受击中你时，街道上流窜的小道消息、楼梯间偶尔爆发的争吵、门房窗口堆积的烟头、阳台上晒出来的婴儿尿布、路边流浪狗的眼神、车棚里飘出的恶臭，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王占黑说她是一支老王（父亲）手中的笔，而我们则在这杆笔下变成她的眼，不失浪漫地关怀着步入暮年的一群“英雄”和他们的处境，以及正逐渐消失在都市的老社区。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