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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腐败都是街头巷议的话题。纪检监察部门多次重申，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但是，源头在哪里?大量事实说明，“公”字背后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间，是腐败的源头，是“摆在马路上的腐败”，有目共睹。
“公”字背后腐败的主要表现
一是公款吃喝。从“文革”开始，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当作“四旧”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公款吃喝之风就愈刮愈烈。有人估算，全国每年公款吃喝花掉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只要戴上红顶花翎，就可吃遍大江南北、尝遍山珍海味不掏一分钱。古代有个“饮马投钱”的故事，说的是太原官员郝子廉出行途中打了百姓的井水饮马，就把一枚铜钱放在井边。这事成为“廉洁”绝唱，千古传诵。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严格要求自己，把公款吃喝的事当作关乎党风民心的大事来抓。毛主席到钓鱼台国宾馆喝一杯茶，也交代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付一角钱茶费。改革开放后，很少听见公务接待要收伙食费的事了。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湛江时带头交伙食费，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可惜这种示范作用没有得到广泛发挥。某省贫困县公款接待一顿吃掉48万元，令人咋舌!目前，一些乡镇已吃债累累，还照样吃垮东家吃西家，毫无收敛迹象。
二是公费旅游。多年来，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公费旅游。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开会、办班、学习、参观、考察等为借口，国内国外照去无误。有的地方，拖欠干部、教师工资、补贴，干部无钱出差，车辆无钱加油，甚至办公电话欠费多次被停机，拖欠离休干部医疗费致使医院陷入困境等等，但个别领导照样周游列国。
三是公车私用。据估算，一个省(市)公务用车购置费高达几十亿、上百亿元，燃料、维修、保养和司机工资福利等开支，每年也在十一位数，成为财政开支的“无底洞”。但实际上，公务用车使用率低，运行成本奇高，浪费极大，一般领导干部只用三分之一，司机和干部家属各用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科级干部也拥有超标专车，上下班由司机接送，严重脱离群众。
四是公款私“分”。这个“分”有别于“私分公款”的“分”。改革开放后，领导者思想“解放”了，变得越来越聪明，什么事儿都能“变通”，立个津贴、补贴或奖金等名目，把公款摊到各人名下，也就成为合法的了。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利用国家的特殊政策，积聚大量资财，规定“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实行超高额的年薪制和奖励办法，使大量公款流入私人口袋，待遇比同类地区公职人员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公然违背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讲求效率；再次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
五是公款私用。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腐败。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获益匪浅，但也有学歪了的。有句顺口溜：“当官靠独裁，发财靠乱来”。新官上任先烧“三把火”：一换人事、财会，二买车，三搞基建、装修。这是某些人娴熟的套路。此后便是“独裁加乱来”的实施：报销——叫司机弄张“条子”，签上大名，大把大把的公款就变为个人的合理开支。
总而言之，“公”字是属于无主财产，是“公打牛”(雷电打死的牛——见者有份，不过掌勺者要占大份)。正如相声所说：“世界上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公”字背后的腐败，充分暴露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对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全面、精辟的论述。多年来，各地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点工作，但在某些领域、某些部门却进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体制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笔者认为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公款吃喝是广大群众深恶痛绝，也是最容易克服的腐败现象：如果恢复“文革”前的做法，发个红头文件，干部职工出差实行补贴；机关企业办食堂，不管是谁，都要先购票后用餐；如果主人“热情”接待，就加买一份，陪客人边吃边聊，既廉洁又卫生。这样的改革比咽口水还简单，但是喊了多年依然故我，归根到底是花公款，而受益者不吃白不吃!这就是既得利益者吃喝不止的心态。
《中国青年报》报道，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在省政协会议上倡议公车改革却遭到责骂，会后接到不下20个电话，指责他砸破司机的饭碗，他的私家车车胎也被扎破。这是来自最底层的阻力。还有一种来自上层的阻力——坐车者现在掌握实权，改与不改由他们决定，他们可以采取“文明”对抗的办法——软顶，拖住不改，你亦无可奈何。所以，公车改革就是迟迟推不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遏制“公”字背后的腐败
当前，“公”字背后的腐败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密切党群、政群、干部关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障碍，必须下大力气克服和纠正。
必须以改革开路，以制度作保证，建章立制：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同时应进一步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制度。
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健全反腐保廉的基本制度：一是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把暗箱操作变成阳光下按程序和制度运作；二是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制度；三是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治制度；四是完善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
“治乱世，用重典”，医顽疾，用猛药。目前，纪检部门负责党风党纪，监察部门负责政纪政风，分别纳入党委、政府序列，接受同级党政的领导，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反腐保廉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利刀削不了柄”，不能对同级主要领导实施有效的监督，而上级监督又不容易到位，因而留下“权力真空”。二是发生腐败案件时，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特别是同级主要领导犯案，往往是“见了老虎绕道走”。三是根据“赃款与案件同时移交”的规定，遇到触及刑律的案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移交给检察机关查处，往往当作违纪案件处理，使“大案化小，小案化了”。廉政即将立法，因而纪检、监察部门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香港反腐的成功经验，成立“廉政委员会”，脱离党委、政府序列，纳入政法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独立调查，依法办案，排除干扰，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深入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能形成清正廉明的新气象。
(作者系广东廉江市关工委秘书长)
“公”字背后腐败的主要表现
一是公款吃喝。从“文革”开始，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当作“四旧”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公款吃喝之风就愈刮愈烈。有人估算，全国每年公款吃喝花掉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只要戴上红顶花翎，就可吃遍大江南北、尝遍山珍海味不掏一分钱。古代有个“饮马投钱”的故事，说的是太原官员郝子廉出行途中打了百姓的井水饮马，就把一枚铜钱放在井边。这事成为“廉洁”绝唱，千古传诵。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严格要求自己，把公款吃喝的事当作关乎党风民心的大事来抓。毛主席到钓鱼台国宾馆喝一杯茶，也交代生活管理员吴连登付一角钱茶费。改革开放后，很少听见公务接待要收伙食费的事了。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湛江时带头交伙食费，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可惜这种示范作用没有得到广泛发挥。某省贫困县公款接待一顿吃掉48万元，令人咋舌!目前，一些乡镇已吃债累累，还照样吃垮东家吃西家，毫无收敛迹象。
二是公费旅游。多年来，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公费旅游。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开会、办班、学习、参观、考察等为借口，国内国外照去无误。有的地方，拖欠干部、教师工资、补贴，干部无钱出差，车辆无钱加油，甚至办公电话欠费多次被停机，拖欠离休干部医疗费致使医院陷入困境等等，但个别领导照样周游列国。
三是公车私用。据估算，一个省(市)公务用车购置费高达几十亿、上百亿元，燃料、维修、保养和司机工资福利等开支，每年也在十一位数，成为财政开支的“无底洞”。但实际上，公务用车使用率低，运行成本奇高，浪费极大，一般领导干部只用三分之一，司机和干部家属各用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科级干部也拥有超标专车，上下班由司机接送，严重脱离群众。
四是公款私“分”。这个“分”有别于“私分公款”的“分”。改革开放后，领导者思想“解放”了，变得越来越聪明，什么事儿都能“变通”，立个津贴、补贴或奖金等名目，把公款摊到各人名下，也就成为合法的了。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利用国家的特殊政策，积聚大量资财，规定“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实行超高额的年薪制和奖励办法，使大量公款流入私人口袋，待遇比同类地区公职人员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公然违背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讲求效率；再次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
五是公款私用。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腐败。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获益匪浅，但也有学歪了的。有句顺口溜：“当官靠独裁，发财靠乱来”。新官上任先烧“三把火”：一换人事、财会，二买车，三搞基建、装修。这是某些人娴熟的套路。此后便是“独裁加乱来”的实施：报销——叫司机弄张“条子”，签上大名，大把大把的公款就变为个人的合理开支。
总而言之，“公”字是属于无主财产，是“公打牛”(雷电打死的牛——见者有份，不过掌勺者要占大份)。正如相声所说：“世界上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公”字背后的腐败，充分暴露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对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全面、精辟的论述。多年来，各地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点工作，但在某些领域、某些部门却进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体制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笔者认为管理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阶层。例如公款吃喝是广大群众深恶痛绝，也是最容易克服的腐败现象：如果恢复“文革”前的做法，发个红头文件，干部职工出差实行补贴；机关企业办食堂，不管是谁，都要先购票后用餐；如果主人“热情”接待，就加买一份，陪客人边吃边聊，既廉洁又卫生。这样的改革比咽口水还简单，但是喊了多年依然故我，归根到底是花公款，而受益者不吃白不吃!这就是既得利益者吃喝不止的心态。
《中国青年报》报道，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在省政协会议上倡议公车改革却遭到责骂，会后接到不下20个电话，指责他砸破司机的饭碗，他的私家车车胎也被扎破。这是来自最底层的阻力。还有一种来自上层的阻力——坐车者现在掌握实权，改与不改由他们决定，他们可以采取“文明”对抗的办法——软顶，拖住不改，你亦无可奈何。所以，公车改革就是迟迟推不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管理体制改革，遏制“公”字背后的腐败
当前，“公”字背后的腐败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密切党群、政群、干部关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障碍，必须下大力气克服和纠正。
必须以改革开路，以制度作保证，建章立制：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同时应进一步健全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制度。
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健全反腐保廉的基本制度：一是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把暗箱操作变成阳光下按程序和制度运作；二是完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制度；三是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治制度；四是完善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
“治乱世，用重典”，医顽疾，用猛药。目前，纪检部门负责党风党纪，监察部门负责政纪政风，分别纳入党委、政府序列，接受同级党政的领导，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反腐保廉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利刀削不了柄”，不能对同级主要领导实施有效的监督，而上级监督又不容易到位，因而留下“权力真空”。二是发生腐败案件时，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特别是同级主要领导犯案，往往是“见了老虎绕道走”。三是根据“赃款与案件同时移交”的规定，遇到触及刑律的案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移交给检察机关查处，往往当作违纪案件处理，使“大案化小，小案化了”。廉政即将立法，因而纪检、监察部门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新加坡、香港反腐的成功经验，成立“廉政委员会”，脱离党委、政府序列，纳入政法系统，实行垂直领导，独立调查，依法办案，排除干扰，提高办案的效率和质量。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深入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必能形成清正廉明的新气象。
(作者系广东廉江市关工委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