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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踏上缅甸的土地，艾钱南已经47岁。他回家见了久别的父母，还好，他们都健康；见了哥哥和从未谋面的侄子，那孩子已经上高中了；见了几个儿时的朋友，当年称兄道弟的他们如今已客气了许多。23年就如一个轮回，让曾经的身边人纷纷老去，却唯独没来得及改变这个国家的模样。
“跟1988年走的时候差不多，这让我很惊讶。除了马路宽了，有了几栋新房子，仰光和23年前没什么差别。周边国家都在飞速发展，缅甸还是老样子，这种感觉不好受，要知道，缅甸曾经是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不过，开心的是，人们不再害怕了，我的行动也没有被监视。如果是多年前，很多人应该根本不敢见我。”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着重返祖国的感觉。
2012年2月，艾钱南获得了短暂的5天回国签证。而回国前一个月，缅甸当局释放了当年逮捕的艾钱南的17名同事。作为长期流亡在外的缅甸知名媒体人，艾钱南知道缅甸政府希望借此向外界释放的信号。“那次回国还见了国家信息部长觉山，不过他依然把我们当作‘国家的敌人’。”讲到这，艾钱南颇有些无奈。
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艾钱南流亡挪威。四年后，他和朋友在奥斯陆成立了“缅甸民主之声”电台，逐渐发展成为电视台，并长期得到挪威政府和美国、欧洲等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当年让缅甸政府视为国家公敌的独立媒体，坚持采用和播发境内独立记者的报道，最终导致17人被捕，其中有些人被判监禁60年。
如今，缅甸民主之声的境遇大为改观。除了在奥斯陆和泰国的办公室外，艾钱南已经在筹划位于仰光的分支机构了。而这一年多的变化，是他不敢想象却期盼已久的。
缅甸民主之声已经可以在缅甸境内发行刊物了，而艾钱南今年的计划是，争取到政府的播出执照，从而让节目正式落地缅甸境内。
好消息不止一个。
在经历了近50年“报禁”之后，缅甸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民办日报。4月1日，民众一大早到报摊买民营日报创刊版。当天发行的日报销量可观，其中一份报纸印了8万份，还没到中午就被抢购一空。
2012年底，吴登盛领导的缅甸政府宣布“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办报，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后，共有16个新闻刊物获准每日发行。昂山素季所属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主浪潮日报》亦获准发行，他们将出刊日定在了4月底。
4月1日当天发行的报纸共有4份，从《声音周报》衍生而来的《声音日报》是其中之一。“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十年前《声音周刊》创刊时，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梦想。”《声音周刊》的编辑辛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缅甸民众心中“敢说真话”的媒体，《声音周刊》是缅甸媒体管制变化的亲历者。
2010年，昂山素季被解除居家软禁时，根据当时军政府的要求，“除被解除居家软禁这一事实外，其余一律不准报道，不准上头版，不准用大幅照片。”《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回忆着当年的媒体管制情形。
由于没有按指示报道，《声音周刊》多次遭遇停刊。
他们并非个例。“缅甸民主之声”负责人艾钱南至今仍记得很多年前，一位缅甸观众在缅甸民主之声的网站上留下的一句话，“在缅甸，活着除了呼吸，还为了收看你们的节目。”
这种看似夸张的说法，却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缅甸的媒体环境。除了缅甸民主之声外，1992年在泰国建立的《伊洛瓦底》杂志和总部位于印度的密希玛通讯社，长期在境外报道缅甸社会。
与相对独立运作的境外媒体相比，缅甸境内私营媒体的生存环境则要恶劣得多。上个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禁止私人日报发行之后，全国只有7家国营日报。而私人经营的周报、杂志、月刊等，除了难以获得执照、报道需要接受严格审查外，更是常面临处罚、停刊、记者被捕等问题。
2011年2月，改革派吴登盛当选缅甸总统后，对媒体的管制开始逐步放宽。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改革之一，是从2012年8月开始，针对所有本地出版部门的审查制度的取消。与此同时，2011年12月，吴登盛在新的《和平集会与游行法案》上签字，使之落实成为法令。
“从去年8月20日到现在，缅甸新增了400多份周刊，几乎和过去50年来所有新闻刊物的总数相等。”在缅甸做了25年记者的昂欣良表示。如今他撰稿的周刊《第一媒体》，成立于去年8月20日之后。
而对报道范围的放宽，缅甸的媒体人重新恢复了活力。一些过去属于“禁区”的争议性话题有了被报道的余地，然而如何拿捏报道的分寸，成了对记者最大的考验。而缅甸官方，似乎也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开放”的媒体。
2012年11月，在缅甸政府宣布废除审查制度的3个月后，缅甸西北部针对铜矿项目污染的游行正在进行。《声音周刊》和一些民营媒体记者前往报道，迎来的却是缅甸警察“拍照伺候”。
2013 年 3 月 15 日，缅甸仰光，一名《声音周刊》的印刷工人正在检查用来印制报纸的薄膜。该周刊在 2005 至 2012 年期间被禁止印刷。
当天，在示威人群中穿梭的《声音周刊》记者哥泰，被迎面而来举着照相机拍照的警察吓了一跳。
“我是记者，为什么拍我？”见身边记者多回避退缩，哥泰忍不住说了句。警察冷面未表态，只是对着哥泰多拍了几张，之后索要哥泰的记者证并进行了登记。至于关于示威游行的相关问题，警察表示无可奉告。
随后，哥泰致电当地政府官员，问“能否带着周刊前往拜访？”对方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无法安排见面”。
数日后，缅甸官方媒体《缅甸新光报》公布了铜矿污染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居民健康问题与铜矿无关，但相关项目也需改进”。 突然公布的结果让缅甸民营媒体“措手不及”。“铜矿开发对政府来说是敏感问题，民众也非常关心。但只在国营媒体上发表调查结果，我们事先都未知晓。”《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对于这种“不公正”对待表示不满，但也无奈。
“如今的报道自由多了，但仍有许多禁区。比如军队内部、政府腐败，以及与克钦邦的冲突等。官营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地位差距由来已久，很多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事缅甸报道长达40年的瑞典人博蒂尔·林德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第一媒体》周刊撰稿的昂欣良面对突然开放的媒体和不断涌入的新人，除了兴奋外，他还有一种吃力的感觉。
“年轻人思想活跃，充满激情，但缺乏冷静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耐心，常会发出一些不明真相的报道。如何教他们写出合格的报道，有时候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已过不惑之年的昂欣良说。
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统计，缅甸报纸如今雇佣的新记者，是曾经员工人数的两倍。很多人来应聘是为了获取赚钱机会，而非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由于缅甸的大学没有设立新闻专业，不少加入新闻队伍的是文学爱好者，队伍的水平良莠不齐。
“不仅私营媒体在大举招人，连缅甸的官方媒体也在向社会招聘作者。以前像《缅甸新光报》这样的官方媒体，都只采用指定学者的评论文章，如今他们也愿意采纳社会的声音了。”云南社科院缅甸问题专家熊丽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媒体管制的放松，发行物的剧增，也让这些希望大展拳脚的新闻人，面临一个新挑战——市场竞争。
“媒体是一门生意，要求经营者有足够的预见性。同时，现金流、广告、畅通的渠道等，都是缅甸媒体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此多的报刊获准发行，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对缺乏经验的缅甸媒体而言，并非易事。”国际记者协会的顾问，长期为媒体做经营咨询的米歇尔·福斯特说。
对于刚刚发行日报而言，竞争从面市的第一天就已开始。4月1日发行的日报中，3份是免费的，另外一份售价为150元緬甸币（约合人民币1元）。
《联合日报》是当日发行的报纸中较有实力的一个。其总编83岁的温丁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党元老，同时也是缅甸媒体界标杆式的人物。有温丁坐镇的《联合日报》财力雄厚。“我们计划从1日起连续十天免费发行，至于从业人员，我们基本是选择有丰富从业经验的。”
“现在缅甸的媒体广告基础非常薄弱，除了官营媒体，个体媒体很难拿到广告资源。另外，现在的报纸发行也主要集中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博蒂尔·林德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缅甸的报摊附近，常可以看到坐着马扎阅读报纸、杂志的市民。翻开一份杂志，图文并茂的大幅报道，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俨然已经展示出了媒体开始“市场化”的一面。但这样的市场化，并非每人都欣赏。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媒体的追求变成了经济效益，而非新闻的真实性。”缅甸的专栏作家梭民登在评论中如此写道，“骂政府的、骂外国投资公司的，很多都是夸大其辞。为了好卖，怎么抓人眼球就怎么写。”
甚至昂山素季也曾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捕风捉影的媒体作风”表达不满。
“解除‘报禁’后，新的新闻主管部门尚未形成，而适应新形势的《新闻法》也未成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缅甸的新闻界处于一种近乎‘无序’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足够经济来源或者政党支持的媒体可以生存，小媒体公司可能很难生存。”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跟1988年走的时候差不多，这让我很惊讶。除了马路宽了，有了几栋新房子，仰光和23年前没什么差别。周边国家都在飞速发展，缅甸还是老样子，这种感觉不好受，要知道，缅甸曾经是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不过，开心的是，人们不再害怕了，我的行动也没有被监视。如果是多年前，很多人应该根本不敢见我。”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着重返祖国的感觉。
2012年2月，艾钱南获得了短暂的5天回国签证。而回国前一个月，缅甸当局释放了当年逮捕的艾钱南的17名同事。作为长期流亡在外的缅甸知名媒体人，艾钱南知道缅甸政府希望借此向外界释放的信号。“那次回国还见了国家信息部长觉山，不过他依然把我们当作‘国家的敌人’。”讲到这，艾钱南颇有些无奈。
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艾钱南流亡挪威。四年后，他和朋友在奥斯陆成立了“缅甸民主之声”电台，逐渐发展成为电视台，并长期得到挪威政府和美国、欧洲等基金会的支持。这个当年让缅甸政府视为国家公敌的独立媒体，坚持采用和播发境内独立记者的报道，最终导致17人被捕，其中有些人被判监禁60年。
如今，缅甸民主之声的境遇大为改观。除了在奥斯陆和泰国的办公室外，艾钱南已经在筹划位于仰光的分支机构了。而这一年多的变化，是他不敢想象却期盼已久的。
当记者面对镜头
缅甸民主之声已经可以在缅甸境内发行刊物了，而艾钱南今年的计划是，争取到政府的播出执照，从而让节目正式落地缅甸境内。
好消息不止一个。
在经历了近50年“报禁”之后，缅甸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民办日报。4月1日，民众一大早到报摊买民营日报创刊版。当天发行的日报销量可观，其中一份报纸印了8万份，还没到中午就被抢购一空。
2012年底，吴登盛领导的缅甸政府宣布“任何公民都可以申请办报，从2013年4月1日开始生效”后，共有16个新闻刊物获准每日发行。昂山素季所属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主浪潮日报》亦获准发行，他们将出刊日定在了4月底。
4月1日当天发行的报纸共有4份，从《声音周报》衍生而来的《声音日报》是其中之一。“這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十年前《声音周刊》创刊时，我们就抱着这样的梦想。”《声音周刊》的编辑辛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缅甸民众心中“敢说真话”的媒体，《声音周刊》是缅甸媒体管制变化的亲历者。
2010年，昂山素季被解除居家软禁时，根据当时军政府的要求，“除被解除居家软禁这一事实外，其余一律不准报道，不准上头版，不准用大幅照片。”《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回忆着当年的媒体管制情形。
由于没有按指示报道，《声音周刊》多次遭遇停刊。
他们并非个例。“缅甸民主之声”负责人艾钱南至今仍记得很多年前，一位缅甸观众在缅甸民主之声的网站上留下的一句话，“在缅甸，活着除了呼吸，还为了收看你们的节目。”
这种看似夸张的说法，却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缅甸的媒体环境。除了缅甸民主之声外，1992年在泰国建立的《伊洛瓦底》杂志和总部位于印度的密希玛通讯社，长期在境外报道缅甸社会。
与相对独立运作的境外媒体相比，缅甸境内私营媒体的生存环境则要恶劣得多。上个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禁止私人日报发行之后，全国只有7家国营日报。而私人经营的周报、杂志、月刊等，除了难以获得执照、报道需要接受严格审查外，更是常面临处罚、停刊、记者被捕等问题。
2011年2月，改革派吴登盛当选缅甸总统后，对媒体的管制开始逐步放宽。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改革之一，是从2012年8月开始，针对所有本地出版部门的审查制度的取消。与此同时，2011年12月，吴登盛在新的《和平集会与游行法案》上签字，使之落实成为法令。
“从去年8月20日到现在，缅甸新增了400多份周刊，几乎和过去50年来所有新闻刊物的总数相等。”在缅甸做了25年记者的昂欣良表示。如今他撰稿的周刊《第一媒体》，成立于去年8月20日之后。
而对报道范围的放宽，缅甸的媒体人重新恢复了活力。一些过去属于“禁区”的争议性话题有了被报道的余地，然而如何拿捏报道的分寸，成了对记者最大的考验。而缅甸官方，似乎也并未完全准备好应对“开放”的媒体。
2012年11月，在缅甸政府宣布废除审查制度的3个月后，缅甸西北部针对铜矿项目污染的游行正在进行。《声音周刊》和一些民营媒体记者前往报道，迎来的却是缅甸警察“拍照伺候”。
当天，在示威人群中穿梭的《声音周刊》记者哥泰，被迎面而来举着照相机拍照的警察吓了一跳。
“我是记者，为什么拍我？”见身边记者多回避退缩，哥泰忍不住说了句。警察冷面未表态，只是对着哥泰多拍了几张，之后索要哥泰的记者证并进行了登记。至于关于示威游行的相关问题，警察表示无可奉告。
随后，哥泰致电当地政府官员，问“能否带着周刊前往拜访？”对方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无法安排见面”。
数日后，缅甸官方媒体《缅甸新光报》公布了铜矿污染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居民健康问题与铜矿无关，但相关项目也需改进”。 突然公布的结果让缅甸民营媒体“措手不及”。“铜矿开发对政府来说是敏感问题，民众也非常关心。但只在国营媒体上发表调查结果，我们事先都未知晓。”《声音周刊》主编觉瑞敏对于这种“不公正”对待表示不满，但也无奈。
“如今的报道自由多了，但仍有许多禁区。比如军队内部、政府腐败，以及与克钦邦的冲突等。官营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地位差距由来已久，很多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事缅甸报道长达40年的瑞典人博蒂尔·林德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乎无序的自由状态
为《第一媒体》周刊撰稿的昂欣良面对突然开放的媒体和不断涌入的新人，除了兴奋外，他还有一种吃力的感觉。
“年轻人思想活跃，充满激情，但缺乏冷静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耐心，常会发出一些不明真相的报道。如何教他们写出合格的报道，有时候让我感到力不从心。”已过不惑之年的昂欣良说。
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的统计，缅甸报纸如今雇佣的新记者，是曾经员工人数的两倍。很多人来应聘是为了获取赚钱机会，而非真正热爱这个行业。由于缅甸的大学没有设立新闻专业，不少加入新闻队伍的是文学爱好者，队伍的水平良莠不齐。
“不仅私营媒体在大举招人，连缅甸的官方媒体也在向社会招聘作者。以前像《缅甸新光报》这样的官方媒体，都只采用指定学者的评论文章，如今他们也愿意采纳社会的声音了。”云南社科院缅甸问题专家熊丽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媒体管制的放松，发行物的剧增，也让这些希望大展拳脚的新闻人，面临一个新挑战——市场竞争。
“媒体是一门生意，要求经营者有足够的预见性。同时，现金流、广告、畅通的渠道等，都是缅甸媒体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此多的报刊获准发行，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对缺乏经验的缅甸媒体而言，并非易事。”国际记者协会的顾问，长期为媒体做经营咨询的米歇尔·福斯特说。
对于刚刚发行日报而言，竞争从面市的第一天就已开始。4月1日发行的日报中，3份是免费的，另外一份售价为150元緬甸币（约合人民币1元）。
《联合日报》是当日发行的报纸中较有实力的一个。其总编83岁的温丁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创党元老，同时也是缅甸媒体界标杆式的人物。有温丁坐镇的《联合日报》财力雄厚。“我们计划从1日起连续十天免费发行，至于从业人员，我们基本是选择有丰富从业经验的。”
“现在缅甸的媒体广告基础非常薄弱，除了官营媒体，个体媒体很难拿到广告资源。另外，现在的报纸发行也主要集中在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博蒂尔·林德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缅甸的报摊附近，常可以看到坐着马扎阅读报纸、杂志的市民。翻开一份杂志，图文并茂的大幅报道，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俨然已经展示出了媒体开始“市场化”的一面。但这样的市场化，并非每人都欣赏。
“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媒体的追求变成了经济效益，而非新闻的真实性。”缅甸的专栏作家梭民登在评论中如此写道，“骂政府的、骂外国投资公司的，很多都是夸大其辞。为了好卖，怎么抓人眼球就怎么写。”
甚至昂山素季也曾在公开场合对一些“捕风捉影的媒体作风”表达不满。
“解除‘报禁’后，新的新闻主管部门尚未形成，而适应新形势的《新闻法》也未成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缅甸的新闻界处于一种近乎‘无序’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有足够经济来源或者政党支持的媒体可以生存，小媒体公司可能很难生存。”艾钱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